- 原始织机
在远古时期，我国人民采用“手经指挂”的方式来进行织造，即通过手指将纱线依次绑结在木棍上，再通过编织的方式将纱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然而，随着纤维加工技术的进步，纱线变得日益精细，这种传统的手工编织方式逐渐显得费时费力，且柔软的纱线容易相互纠缠，影响了织造效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原始织机，它具备了开口、引纬和打纬三项基本功能。
975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原始织机的机件，如打纬的木刀、骨刀、绕线棒以及各种用于织造的木棍。这些发现证明，我国在6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原始织机进行织造。
尽管目前缺乏更多关于原始织机具体形制的实物证据，但通过研究河姆渡出土的织造工具以及少数民族保留的同类型织造方法，我们仍能窥见其大致轮廓。原始织机的主要组成机件包括前后两根横木、一把打纬刀、一个引纬的纡子、一根分经棍和一根综杆。在织造过程中，织工坐在地上，将经纱两端分别固定在两根横木上，通过控制经纱张力、利用分经棍形成梭口、引纬和打纬等步骤来不断循环往复地织造。
原始织机，尽管构造简单，仅由几根木棍组成，却凝聚了近代织机的核心运动要素，能够熟练地织造出基础的布帛。这一发明极大地革新了原始的织造技艺，为后世织机的演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堪称现代织机的鼻祖。
2斜织机
斜织机，这一带有脚踏提综装置的纺织机，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尽管目前缺乏确凿的史料证明其确切出现时间，但史书记载战国时期诸侯间馈赠的布帛数量激增，以及近年来出土的汉画像石等实物资料，都为我们推测斜织机的起源提供了线索。汉画像石上所刻的斜织机图像，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视觉资料。这些画像石共发现九块，其中两块更生动描绘了“曾母投杼”的故事。故事中的曾母误信儿子杀人，愤怒之下投杼断机，这一情节不仅反映了古代家庭纺织生产的情景，也为研究早期斜织机结构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这些画像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斜织机的机架、经面、脚踏提综板以及前大后小的“马头”形部件，尽管缺少综框和筘的细节，以及踏杆与综框传动机制的描绘，但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仍为我们复原斜织机的原始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学者的复原图来看，汉代斜织机的机身主要分为机座和机架两部分。机座前端设有坐板，后端则斜接长方形机架，后者与水平机座呈50°至60°的夹角。机架为一长方形木框，上端设有一根经轴，下端则装有一根卷布轴。这两根轴上均设有轴牙，用于控制送经量和卷布量。机架中间两侧各装有一根“立叉子”，其顶端装有形似“马头”的提综杆，该杆活套于一根中轴上。“马头”前端连接综框，后端则装有一根分经木，用于将经线分为上下两层。机座下设有两根脚踏杆，长杆与提综杠杆相连，通过“马头”控制综片的提升；短杆则与综片下端相连结。
在织造过程中，织工坐在机上，踩下长踏杆，使提综马头前倾上跷，从而将底经提升至原面经之上。同时，中轴向下压迫面经，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梭口，此时可以进行投梭送纬和竹筘打纬的操作。完成这些操作后，织工即松开长踏杆并踩下短踏杆，使综框下降并恢复经线的原始形状。如此往复，织品便逐渐成形。当一段布帛织好后，可以通过扳动经轴一端的轴牙放经，同时转动卷布轴一端的轴牙张紧经纱，以继续织造过程。
尽管汉代这种斜织机的构造相对简单和原始，尚未发展到更进步的平机形式，但与同时代罗马的竖机、平地机等织机相比，其在构造和织造技巧上都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
汉朝之后，斜织机历经隋唐的持续改进，其性能逐步得到提升。至宋元时期，斜织机已基本定型，其设计理念与近代农村所使用的布机高度相似。元朝以后，关于斜织机的文献记载日渐增多，诸如元代的《梓人遗制》、《农书》，以及明代的《天工开物》和清代的《蚕桑萃编》等经典著作，均对斜织机的构造进行了详尽的描绘。通过对比这些文献中的配图，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后世织机的结构在机身宽度和经面倾角上有所差异，但在筘的安置方面，却与早期的斜织机有所不同。
斜织机相较于其原始形态，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重大改进：首先，它配备了机架，使得经面与水平机座之间形成了50至60度的倾角，这样织工便能一目了然地观察经面的平整度和经线的连续性；其次，织工可以通过坐姿进行操作，利用经纱导棍和织口卷布轴来控制纱线张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强度；此外，通过使用梭子和竹筘进行送纬和打纬，不仅提高了织造速度，还精准地控制了布幅的宽度；最后，脚踏提综装置的引入，使双手得以解放，更加专注于引纬和打纬的操作。这一装置的发明在织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极大地提高了织造效率和质量，同时也推动了纺纱技术的进步，例如脚踏纺车的创造便深受其启发。
3. 立织机
织机按照经面角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多种机式。在中国古代，斜织机和水平机是主要采用的机式，然而，立织机也曾短暂出现过。立织机的经纱平面与地面垂直，因此织出的织物也是竖立的，这种织机又被称为竖机。尽管立织机的使用不如斜织机和水平机那么普遍，但它在某些地区和特定时期内，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在唐末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立机就被广泛用于织制地毯、挂毯、绒毯等毛织品和一些粗纺棉织品。
到了宋元时期，立织机进一步传入内地，并在山西省高平县开化寺宋代壁画的立机图像以及元代的《梓人遗制》中得到了印证。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明清时期的立机由于其经轴位于上方更换不便、无法加装多片综织造等局限性，逐渐被淘汰。
尽管如此，元代的《梓人遗制》一书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立机资料。书中详细描绘了立机的各个零件，包括尺寸大小、制作方法和安装部位，为我们了解古代立机的结构和性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种直立式的立织机，其上端顶部架有“滕子”（经轴），经纱从上向下展开，通过“豁丝木”（分经木）进行分经。机架上方两旁的“马头”形吊综杆由吊综线连接于综框，再由下综绳连于长短踏板。织造时，织工通过双脚踏动踏板，牵动“马头”上下摆动，形成交换梭口，然后引入纬线并用筘打纬。这种立机占地面积小、机构简单且容易制造，因此常用于织制结构简单的毛、麻、棉等大众化织品。
4. 罗织机
罗织物，以其独特的绞转工艺和交织方式，形成了与其他织物截然不同的纹理和美感。这种特殊的工艺，要求罗织机具备与众不同的开口机构。
在商周时期，素罗的织造主要采用二经相绞的方式，因此其绞经开口机构相对简单，仅需一片绞综和一片地综。织造时，地经与绞经相互交织，形成独特的纹理。
随着技术的发展，秦汉以后，三经绞罗、四经绞罗以及花罗等更复杂的罗织物相继出现。它们的织造工艺也更为复杂，需要更为精细的绞经开口机构。
此外，二经素罗或花罗的织造工艺也可以在普通织机上进行改进，通过加挂绞综并调整筘和撞杆的重量，来实现罗织物的独特织造效果。尽管古代关于罗织机的资料有限，但元人薛景石所著的《梓人遗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书中详细描绘了罗织机的结构和各机件的制作方法、装配尺寸和安装部位，为我们了解古代罗织机的全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薛书所记的罗织机，其构成主要包括机身（机架）、豁丝木、“鸦儿”（操纵综片的悬臂）、大泛扇子（综片）、卷轴、“滕子”（经轴）、脚竹（脚踏传动杆）等关键部件。这台罗机特色鲜明，无竹筘与梭子，而是采用斫刀投纾与打纬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织造。斫刀长二尺八寸，背部设有三直槽，内装纾子，旁侧小孔用于引纬。然而，由于罗织机在织造过程中效率相对较低，加之明以后四经绞罗的逐渐失传，这种独特的罗织机也逐渐被淘汰。
明以后，织罗工艺开始在带筘织机上进行，其开口装置虽与先前相似，但罗织物的设计进步和新品种如五梭罗、七梭罗等的出现，为织造带来了新的挑战。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详细记载了这些罗织法的精髓：“凡罗，其设计精妙，中空小路透风凉。软综的巧妙运用，使得衮头两扇打综时，一软一硬相互配合。在五梭、三梭以及最后的七梭之后，通过踏起软综，自然能纠转诸经，保持空路的畅通不粘。……丝绸机上织造时，通过两梭轻、一梭重的方式，巧妙地空出稀路，从而织成名为秋罗的精美产品。”
幸运的是，《梓人遗制》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罗织机形制和制作方法，使我们今天仍能一窥其全貌。
5. 提花机
在提花机出现之前，织制表面有简单几何图案的织物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织工们需要根据花纹的设计，在脚踏提综开口的织机上安装相应数量的综片，并将每片综都穿入相应的经纱。随着花纹织物的复杂性增加，需要安装的综片数目和脚踏杆也相应增多。然而，这种传统的织机逐渐难以适应多综片的装造需求。因此，人们发明了一种更复杂的多综多蹑织机，其综片数和踏杆数可根据需要灵活调整，通常在五六十个左右。
《西京杂记》中记载，汉宣帝时期，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这些绫锦的织造，便采用了这种120蹑织机，虽为传说中古代织机综片最多者，但确实反映了当时普遍使用的提花织机是多综多蹑织机的事实。
尽管多综多蹑织机能够织造出比传统织机更复杂的花纹织物，但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当丝绸纹样向着大花纹，如大型花卉和动物等纹样发展时，花纹循环数大大增加，组织更为复杂，多综多蹑织机便难以胜任。因此，在东汉时期，我国古代人民又进一步发明了花楼式束综提花机。这种新式提花机的最大特点是，提花经线不再使用综片控制，而是采用线综控制，即有多少根提花经线就有多少根线综。这些线综升降运动相同，共同吊挂在花楼之上。
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在《机妇赋》中曾生动描绘早期花楼束综提花机的形制和操作方法：“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瀺灂其陂，鹿卢并起，纤缴俱垂，宛若星图，屈伸推移，一往一来，匪劳匪疲。”这段描述不仅展现了提花机的壮观景象，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提花工艺的精湛掌握。
其中，“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描绘的是提花装置花楼的壮观景象，提花束综和综框上弓棚相对而立，宛如双峰对峙。挽花工坐在花楼上，一手操控提花纹样，一手拉动经丝，俯瞰着万缕光滑明亮的经丝，仿佛置身于清澈的池塘之中。而“游鱼衔饵，瀺灂其陂”则是以游鱼争食为喻，生动描绘了衢线牵拉着衢脚一上一下运动的情景。此外，“宛若星图，屈伸推移”形容的是花机运动时，各机件牵伸经丝，错综复杂，犹如汉代的星图一般绚丽多彩。最后，“一往一来，匪劳匪疲”则展现了织工引纬打纬的熟练自如。
自汉以后，花楼提花机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历经六朝和隋唐的改进与提升，至宋代已趋于完善。这可以从现存的宋代《耕织图》和元人所著《梓人遗制》中得以印证。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对这种机械进行了详细描述，并附上了具体形制图。采用花楼织机进行织造，必须依托“装造系统”和“花本”的巧妙运用。“装造系统”是一套以竹木杆和股线为核心的部件，它们垂直地吊装在花楼之上，自上而下包括通丝、衢盘、衢丝、综眼和衢脚等部分。通丝，又称大纤，能让经丝产生单独升降的动作。其数量依据花纹循环而定，每根通丝可分吊二至七根衢丝。根据纹样设计需求，织工需精心选择通丝数量并分吊衢丝。综眼位于衢丝之中，所有准备提升的经线都必须穿过综眼。衢盘则位于通丝的上部，起到控制通丝导向和防止其相互缠绕的作用。而衢脚，带有一定的长度和重量，悬于衢丝之下，不仅确保了通丝的垂直悬吊，还起到了稳定控制的作用。
“花本”在提花工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将纹样从图纸转化为织物的关键桥梁，还是提花技术中的核心环节。尽管关于我国古代花本出现的具体时间尚无确切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汉代时，随着花楼织机的广泛使用，花本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直到明代，花本才在古籍中有所记载，那时四川成都的市场上已有人专门出售这种物品。
花本分为花样花本和花楼花本两种类型，前者适用于经密较低、纹样变化简单的纹织物，而后者则适用于经密较高、纹样变化复杂的纹织物。尽管它们的制作方法基本相同，都是依据纹样设计图进行编织，但制作过程中的精准度却要求极高。
在提花工艺中，装造系统和编结花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编结花本更是被视为提花技术的难点所在，它要求必须准确计算纹样尺寸、各部位长度以及经纬密度和交结情况，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提花失败。然而，我国历代织工却能深刻理解这一点，并通过精湛的技艺和精密的思考，不断织造出精美的纹织物，充分展现了人类的巧思妙想。
花楼提花机及其独特的提花方法，堪称我国古代纺织技术上的杰出成就。这一技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纺织厂中广泛应用的龙头提花机，便是在其基础上经过改良而成的。尽管现代龙头提花机在设计上更为精巧，但其核心的纹版——相当于古代花楼机的花本——以及装造系统，均保留了古代花楼机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