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家畜作为动力的车，在古代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明。尤其是马驾的车，轻捷疾速，对古人的生活影响很大。中国很早就有了马车，文献中有许多记载。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世本》曾提到“奚仲作车”，“相土作乘马”。奚仲是夏朝的车正，后来薛国的先祖；相土则是商王的先祖，也是夏代的人。按照这种传说，相当于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的夏代，已经使用马车，而且在朝廷中设有专门管车的职官，叫作车正。应当注意到，《世本》说某人“作”某物不一定是指首创，有时只是“加其精巧”，所以中国古代的车，其起源或许比奚仲还要早。

夏代的马车，目前没有考古证据，但商代确实是有马车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面，就有不少有关马车的记事。比如现在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版字数最多的大卜骨，记有商王武丁狩猎的事迹。卜辞说，在甲午这一天，武丁去“逐兕”，即追猎野牛，他的一个臣下，名字叫由的，所乘的车马跑斜了，撞到商王的车上，一个叫子央的人（可能是给商王赶车的）也从车上跌落下来。这说明，商王和他的臣属出去打猎，是乘马车的。此外，甲骨文提到狩猎用马车的例子还有若干，大多是武丁时代，也就是殷墟早期的。

商周君主的狩猎，每每带有军事演习的性质，因此从狩猎用车不难推知当时的战争也用车。殷墟晚期的甲骨文有一条肋骨刻辞，记载小臣墙随王征伐获胜，俘得好几名敌人领袖，还有很多人众和武器，其中就至少有两辆车。由于刻辞已不完全，这次战役中俘虏的车未必止于此数，更不用说双方作战时动员的车数了。

通过殷墟的发掘工作，我们看到了商代马车的实物。20世纪30年代的发掘，“曾在后冈大墓和侯家庄西北冈大墓的南墓道中，发现了一些车马器，这当是殉葬车马的残迹，因受当时发掘条件所限，未能将车子残迹清理出来”。1935年，在西北冈东区祭祀坑群南部发现有两座车马坑，但只存一些铜饰件。第二年，在小屯东北又发现5座车马坑，其中M20保存较好，有1车、4马、3人，并有成套武器及玉策（马鞭）柄等器物出土。这对研究商代用于军事的车，是一个重要贡献。50年代以来，在殷墟一些地点又先后找到车马坑，也有在墓道内的，发掘者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车子完整地剥离出来，弄清楚其复杂构造。杨宝成的《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详细叙述了上面谈的这些情况，据他统计：“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6座，内出土殷代车子18辆。其中小屯宫殿区5座，大司空村2座，殷墟西区7座，每座坑各埋一辆车；西北冈王陵区东区的2座坑内各埋两辆车。”

根据这些实物的发现，中外好多学者做过复原商代车子的尝试。图8是1981年发掘的殷墟西区M1613车的复原图。近年揭幕的殷墟博物苑，还按照复原的成果制造了原大的车子，可套上马供参观者乘坐。

读者从复原图可以看到，商代的车特点是单辕。辕前端有横木叫作衡，衡两侧有驾马用的轭。辕后部在车舆下。轴位于舆下中部，双轮有较密的辐。这种车驾两匹马，乘者可多至3人，执缰控制马的行止。古代车马饰件有许多专门名称，这里不能一一介绍。

商代的马车长时期来只在殷墟发现，使人怀疑这种工具的普遍性。1986年，在陕西西安以东27千米的老牛坡商代墓地发现了一座车马坑M27，有1车、2马。据报告，车的形制和殷墟的基本相似，轮辐为16根。车上的一些青铜部件，制作也很精细。这是殷墟以外商代马车的第一次确切的发现，其年代可能相当于殷墟早期。过去在海内外收藏品中曾见到不少商代的青铜车饰件，有的十分精美，在发掘品里罕有其例，现在看来恐怕不一定都出自殷墟。

有意思的是，商代甲骨文、金文的“车”字完全是象形的，有的表现出单辕车的整个结构，不难辨认出车上的辕、衡、轭、舆和两轮；有的则加以简化，逐渐接近后世”车”字的写法。还有一字，不但表现出车的整体，在舆上还立有二人，可释为“辇”字。

1988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访问，一位朋友给我看一本俄文书：“您看，中亚的石刻里有和甲骨文一样的车字。”果然，书的插图有不少“车”，确实和甲骨文、金文的“车”字非常相像。

他给我看的，属于中亚的崖画。

崖画，或称岩画，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有“车”的形象的崖画，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做过综述，其分布范围西到高加索，东到帕米尔高原、蒙古，也包括中国的内蒙古一带。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的考古学者在阴山山脉调查，发现了一些古代游牧民族的遗址和墓葬，也拓摹了成千幅的崖画，其成果详见盖山林《阴山岩画》一书。他在研究论文里，曾特别举出磴口县的崖画，说：“车辆图出现的地方，往往是在交通要道，往来方便之处。如磴口县的阿贵沟里，多处发现车辆图像。沟口附近就有秦汉时期的石筑烽火台，可见古时候，此沟是进出山区、翻越阴山的必经要道。”在瞪口西北距托林沟约2千米处，一块大石上刻有一辆车，单辕，双轮，有舆，轴在舆的中部，和甲骨文、金文的“车”字近似，只是辕侧有两马。车的右前方有一人引弓射箭，指向一只好像狼的动物，旁边还有长角的野羊。

这些崖画说明，从中亚到内蒙古，都流行过单辕的马车，其在画面中的表现形式，和甲骨文、金文象形的“车”字是很相像的。崖画的年代不容易确定，有的可能相当晚。

1963年，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M102石椁墓出土了一件刻纹骨板，上面的图形是前后两辆单辕车，各驾两马，车间有两条狗，前面有一个手持弓箭的人和两头鹿。显然，这和上述磴口县的崖画一样，是一幅狩猎图。M102墓的年代可由所出青铜器推定，约为西周、东周之际，即公元前8世纪前半叶。

其他地方的车的崖画，如苏联亚美尼亚的苏尼克（Syunik）的这种画，有学者推测为公元前2000年末叶，即相当于商末周初的遗址，但对车的起源做过许多研究的皮格特（Stuart Piggott）只认为早于公元前9世纪建立的乌拉尔图。按照后一说法，其下限和南山根的刻纹骨板就相距不远了。

实际上，中亚地区的马车年代甚早，这已由田野考古工作证明了。夏含夷对有关发现做了概要的介绍：“中亚之存在马车的最早证据是1972年在契里阿宾斯克（Chelyabinsk，引者按：或译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里姆尼克斯基（Rimnikski）村被发现的，该处位于新塔什塔河（Sintashta）滨，紧靠乌拉尔山（Ural）之东麓。遗址是一木结构墓类型之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之陶器及简单的青铜（或铜）制的镇墓神，根据这些器物，发掘者认为墓地属于塞依马（Seima）类型或稍早，也就是说约为公元前1500年或更早一些。在所发现的墓葬中，有5处葬有马车，虽然车已完全腐朽，但是尚可据泥土中留下的痕迹进行部分的复原。”

安德罗诺沃文化是苏联境内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分布在南乌拉尔到叶尼塞河之间，向南直到中亚，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初。里姆尼克斯基出马车的墓地，从年代看属于这种文化的中期。

夏含夷教授还介绍：“有关古代中亚的马车，最详细完整的证据发现于一处稍晚，也较为偏西的遗址中。该处遗址包括几座被水淹没的古墓，位于苏联亚美尼亚赛万湖（引者按：或译赛凡湖）南岸的喀申（Khashen），正好在从里海到黑海中间地点。从这些古墓中，出土了两辆保存极为完好之马车，用放射性碳判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250±100）年，校正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型态上来看，两辆车完全一样。车箱都是长方形的（1.1米阔，0.51米长），装在2米长中置的车轴上，固定之轴两端各装有车轮，车轮之直径在1米左右（1号车轮径为0.98米，2号车轮径为1.02米），轮辋由两块木料制而成。转动自如的车轮装在管状的轴套之间，轴套又由木制的车辖锁住。每轮有28根内结于车毂，外接在轮辋的车辐。……车辕垂直地架附在车轴之上，向后一直延伸到车箱的尾部，向前的延伸原有3.5米，不过发掘之时早已腐朽得不见任何痕迹。”由同一遗址出土的几具铜车模型看，车辕都是向上翘起的。

这里详引关于喀申马车的描述，是因为熟悉中国古代车制的读者很容易从这段描述看出其和中国车的相似。皮格特《高加索与中国的马车》一文有喀申车复原图[1]，同殷墟车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曾经有很多外国学者主张中国古代的马车是自西亚地区传来的。就现有发现而言，西亚的马车确比中国的要早，可是中国的马车有其本身的若干特点，却不见于西亚马车，同时也没有找到由西亚传至中国的中间链环。中国学者，从中国古代马车的特点出发，多倾向中国车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孙机先生做了深入的探讨。1985年，他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中国古代文明”学术讨论会上提出题为“纪元前的中国古马车”的论文，文中说：“按绝对年代讲，车在中国的出现较西亚为晚，但由于已出土之时代最早的晚商古车，已具有一定的成熟性，所以此前还应有一个从雏形成长起来的过程。先秦古文献如《墨子》《荀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等，都说车是在夏代发明的。……这种情形使人有理由设想，中国的车是一项独立的发明。而这一设想，可以自中国古马车的构造和系驾方法等方面的特殊性来加以验证。”他特别强调中国马车传统的系驾方法，即马通过系在两扼内侧的靷绳曳车，称之为“轭靷式系驾法”。

从中亚到中国内蒙古所见崖画上的马车，显然在构造和系驾方法上都和殷墟等地的车一致。喀申的车，看不到相当衡、扼的部分，不过从单辕的构造看，很可能也是用同样方法系驾的。因此，殷墟、老牛坡的车，和喀申的车应当有一定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殷墟甲骨文的记载里面已经有马车，而且好多是武丁时期的，其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比喀申的马车约晚300年。夏含夷即认为“这两种马车必定是从一个雏形发展出来的”。他正确地指出，两种马车都有与西亚的车不同的构造，“这两种马车最显著的特点是其轮辐数目较多，喀申马车的轮辐多达28根，安阳的也有18至26根。而古代近东的车轮仅有4或6根轮辐，数目与前两者完全不同。这两种马车的第二个相同特点是其车轴的位置。古代近东的马车，其轴皆装在车箱底部靠近车尾的部位，而这两种车的轴则装在车箱底部的中间。不仅以上两个极其显著的特点将中亚及中国的马车与古代近东的马车区分开来，更多的相同之点说明了这两种马车只能是一对孪生兄弟”。

喀申等地的中亚马车是否是西亚马车和中国马车之间的链环？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夏含夷教授的论文对此是肯定的。

喀申的马车和殷墟、老牛坡的马车，都是已经相当发达成熟的，如孙机先生所说，在它们以前必然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们可能有影响的关系，但更可能是由同一雏形发展而来，彼此间的关系犹如兄弟。我们看它们和西亚的车有很基本的差别，可以推想它们未必是由西亚传来，它们的共同雏形大概要从其他地方寻找，这便有待于今后新的考古发现了。

附带谈一下，中国古代除了马车以外，还有牛车，起源也很早。《竹书纪年》《世本》等许多书都载有王亥与服牛的故事。王亥和上文提到的相土一样，也是商王的先祖，是夏代的人，其名见于甲骨文。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考证：“《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他又引《管子·轻重戊》的话说：“殷人之王，立帛（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所以夏商是应该有牛车的。

1981年，陕西扶风县下务子出土了一件师同鼎，铭文中说师同从征，与戎人交战，所俘有“车马五乘，大车廿”，就是5辆马车、20辆牛车。这证明西周时期实有牛车。这种牛车的构造一定和马车不同，以致铭文两个“车”字写法也不一样，“车马”的“车”像单辕车形，“大车”的“车”只表现轮子。牛车的主要用途是载重，所以不会像马车那样作为王公贵族的随葬品，这是这种车难于在考古发掘中出现的原因。

在有的地方的崖画中，还看到与本文所述单辕双轮马车结构不同的马车。例如奥克拉德尼克夫曾发表一幅蒙古崖画[2]，画上有一辆四马四轮车，一人立其上持弓，下面有人和仆倒的兽类。这种车用于狩猎，和载重的“大车”有所区别。

参考文献：

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汉学研究》第7卷第1期，1989年。

Aleksej Pawlowitsch Okladnikow. Der Hirsch mit dem Goldenen Geweih: Vorgeschichtliche Felsbilder Sibiriens, F. A. Brockhaus Wiesbaden, 1972.

陈兆复、邢琏：《外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注释：

[1] 皮格特：《高加索与中国的马车》，《古物》（Antiquity）第48期。

[2] Aleksej Pawlowitsch Okladnikow. Der Hirsch mit dem Goldenen Geweih: vorgeschichtliche Felsbilder Sibiriens, fig. 38,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