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云南省会泽县通宝路366号的会泽公园内,耸立着一座刻有“嘉靖通宝”四字的古钱币雕塑,这座宏伟的古钱币雕塑高22点6米,重达7万7千7百7拾7公斤,是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谢秉漫教授的创意之作,其设计理念是参照国家一级文物、世界最大、最重、最厚的金属古钱币“嘉靖通宝”,并在此基础上放大39倍,加上一座“彩虹桥”穿过“钱眼”跨水而立。人走在上面,仿佛置身于时空的隧道之上,它屹立于天地间,俯视古今、贯穿未来,象征会泽辉煌的铜商文化历史,让人遥想当年“一山宝气钟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的盛世景象。
会泽县对铜的开采和使用始于商代,名于汉代,盛于清代。会泽的历史就是一部 3000多年铜的开采、冶炼、鼓铸、京运的历史。历史上会泽有过四次“铜商文化”的辉煌,这四次辉煌,是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交融的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各族先民交融汇聚、共同发展的历史篇章,是各民族共存共荣的历史见证。
历史学家将商代及西周时期称之为“青铜时代”。商、周青铜器的冶炼,有一个大概的比例,重约1吨的青铜器需铜料4吨左右。这些数量庞大的铜究竟来自哪里?近年来,经过科学测定,学术界几乎一致认定,这些铜就来自遥远的滇东北。可见,商代晚期会泽已成为云南矿产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会泽铜成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主要原料,包括那件大名鼎鼎后母戊大方鼎。在3000年前的商周时代,会泽的铜运就开始了。会泽创造了以铜商文化为代表的第一次辉煌。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在今会泽设置了堂琅县,会泽成为云南最早设置的郡县之一。汉武帝时期, 铜的开采进入全新时期,会泽利用丰富的铜矿资源,制造了铜洗、釜、盘等器皿,其中以铜洗最为有名,畅销全国。会泽的堂琅铜洗继承和发展了薄壁铸造技术,铸造和锻打工艺均处于汉代领先水平。堂琅地区冶铜业的鼎盛期为公元一世纪中叶到二世纪中叶,持续了100多年。三国两晋时期,堂琅地区冶金事业方面有一项伟大的科技成就,即白铜的制造。白铜是铜和镍的合金,因具有银白色的光泽而得名,它银光闪烁,极耐腐蚀,几乎不生锈。白铜沿丝绸之路传入波斯,波斯人称之为“中国石”。其后,白铜又经过波斯传入欧洲。“白铜”的发明创造,是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伟大科技成就。18世纪欧洲人提炼镍才获成功,它比欧洲早15个世纪。会泽也因此成了有名的白铜之乡。这是会泽历史上以铜商文化为代表的第二次辉煌。
公元1555年,也就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朝廷首次在会泽设立铸钱局,为纪念开炉,遂铸造出这枚巨大的铜钱“嘉靖通宝”。“嘉靖通宝”直径58厘米,厚3点7厘米,重达41点7公斤,是普通铜钱重量的一万倍左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钱无疑,有着“钱王”之称,而铸造和保存这枚铜钱的会泽,也就有了“钱王之乡”的美誉。这是会泽历史上以铜商文化为代表的第三次辉煌。
清代,会泽铜业达到鼎盛,东川府(会泽)是中国当时名副其实的铜都。省外大批客商和淘金者蜂拥而至,“来往矿山者不下十万众。”“滇铜甲天下”,乾嘉时期,年最高产量达1600万斤以上,每年清政府额定运往京城633万斤,占全省京运铜的80% 以上。会泽所产之铜,除部分供县城70座炉子鼓铸外,大部分运达北京,史称“南铜北运”,形成滇铜万里运京城的壮丽景观。
清雍、乾时期,在会泽设有新、旧“宝云”两个铸钱局,这是仅次于北京铸钱局的“中国第二大铸钱局”,铸造“雍正通宝”和“乾隆通宝”。后来,这两个钱局改称“宝东钱局”,铸造钱币前后历时200多年。会泽铸钱的鼎盛时期,设炉70座,炉头、匠役1500人。正所谓:“一山宝气钟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乾嘉时期,东川府年铸币为4亿枚,全国人均2枚。清朝人手里的铜钱,一半来自会泽。清朝后期的每个中国人几乎都使用过会泽宝云铸钱局铸造的铜钱;会泽铜业在清廷国家财政金融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清代185年间铜的开采、冶炼、鼓铸、京运,成就了会泽历史上以铜商文化为代表的第四次辉煌。
会泽以铜而兴,人因铜而聚。清初,中原汉族大量涌入,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会泽相互交融,天南海北的商贾云集于此,形成了“十里不同俗,一巷不同音”的文化特色。是铜,沉淀和厚重了会泽的历史渊源;是铜,书写承载着会泽兼容并包的文化。
今天,位于会泽古城区的八座会馆建筑群,由江西会馆、湖广会馆、贵州会馆、江南会馆、云南会馆、福建会馆、陕西会馆、四川会馆组成,均为康乾以降滇东北铜矿大开发时所建,是云南规模最大、建筑样式最丰富的会馆建筑群,也是明清之际“滇铜外运”这一历史事件的生动见证,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富的铜矿资源,成为这座古城千年繁盛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