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我开始谈论潮州这座四线小城。最初的动因是有感于国人过分追求“国际化大都市”——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14日报道,中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如何“走出千篇一律的城市想象,拒绝依样画葫芦,关注并尊重自家脚下这座有文化、有情趣、有个性的城市”,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而在我看来,单就生活质量而言,文化悠久且经济发达的小城更值得推崇(《城市的韵味》,《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22日)。
本来只是泛泛而谈,没想到第二年《南方日报》组织大型系列报道“广东历史文化行”,其中涉及潮州,引述我“活着的古城”的说法:“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你出门一抬头就是一座唐代的古寺,一上街碰到的是一口宋代古井,你会感到你和历史融为一体……”(《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源,构建古城文化旅游圈潮州重现“十八梭船廿四洲”》,《南方日报》2005年11月14日)。大概正因此,《广东历史文化行》正式成书时,邀我撰写引言。
我的引言初刊《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题为《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很可惜,《广东历史文化行》(杨兴锋主编)直到2011年方才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为减少主观色彩,引言改题《从“民族化”到“多样性”》。该文开门见山:“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说‘古老’,那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类似地方志那样表彰乡里先进、描述风土名胜的著述不胜枚举。说‘新鲜’,则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了一大难题。于是,发掘并呵护那些略带野性、尚未被完全驯化的‘本土知识’或‘区域文化’,便成了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结尾处,有这么一句:“很可惜,在这一回的‘历史文化行’中,历史文化名城潮州的迷人风采,没能得到很好的展现。”朋友于是激将:既然如此,你何不自己上阵?
可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潮学专家,只是对作为区域文化的“潮汕”以及作为古城的“潮州”饱含深情,且较为了解而已。除了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乡土教材《潮汕文化读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刊行随笔集《故乡潮州》(商务印书馆,2022),还有两篇得意之作:一是2016年5月8日在“2016潮学年会”上的主旨演说《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同舟共进》2016年第7期),二是2021年10月22日在首届“潮州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城》(《羊城晚报》2021年10月23日)。
2021年9月,我受聘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此后纵横捭阖,算是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今年9月,我又被中共潮州市委、潮州市人民政府聘为潮州古城研究首席顾问,受聘仪式上哇啦哇啦说了一大通,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不然,那是行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因为,这回任命包含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助力潮州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参见《潮州日报》2024年9月2日相关报道)。
阅读潮州市社科联帮我整理的受聘仪式上发言,方才知道自己那天竟然谈了三个大话题:一,古城的魅力;二,申遗的艰难;三,组织研究的方式。后两者牵涉面广,且属于内部建议,没必要公之于众。值得复述的是第一个话题:乡情之外,我为何推崇古城潮州?
放眼全国,要讲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其实轮不到潮州。没错,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属于第二批。第一批1982年公布,24座;第二批1986年公布,38座;还有第三批以及增补的,目前全国共有14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再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潮州有9项(共22处),这在广东了不起,可放在全国,根本不算一回事。不说远的,我近期到访过的地级市,浙江绍兴32项、山西大同30项、陕西榆林22项。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潮州古城的魅力,主要不在有形的建筑或古迹,而“在于其平静、清幽、精致的生活方式”。
这里牵涉如何讲好古城潮州的故事。我多次谈及,一座城市的真正魅力,在于“小巷深处,平常人家”。这一点,在潮州表现得特别突出:“打个比喻,古城潮州犹如山水长卷,你必须静下心来,慢慢打开,仔细品赏,才能体会那些可居、可卧、可游、可赏的妙处。潮州不以风景旖旎或建筑雄奇著称,不是一眼看过去就让你震撼或陶醉。小城的魅力,在于其平静、清幽、精致的生活方式。若你有空在潮州住上几天,见识过工夫茶,投宿过小客栈,品味过牛肉丸,鉴赏过古牌匾,领略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你就能明白这座小城的特殊韵味。”(《古城潮州及潮州人的文化品格》,《南方都市报》2019年8月18日)
这回受聘仪式上的演讲,我的论述主线是,如何寻找古城潮州的“文眼”。谈论城市文化,文脉可观,文心可鉴,文眼则不怎么显山露水,需要有心人仔细揣摩、体味、抉发。“申遗”这篇大文章,有很多局部与细节需要认真经营,但首先必须考虑“风往哪个方向吹”,这决定日后工作的重心。若“文眼”选对了,关键时刻,可以四两拨千斤。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古城潮州的“文眼”,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往这方面努力。
潮州古城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始建于南宋的广济桥、宋代府第建筑许驸马府、始建于唐代的开元寺、集潮州木雕之大成的己略黄公祠、笔架山宋窑遗址以及始建于宋代的韩文公祠,再加上包含14座古民居的潮州老城古民居建筑群,这些当然都是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此外,我还看好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以及仍在使用的四大门(上水门、竹木门、广济门、下水门),还有海阳县儒学宫、葫芦山摩崖石刻、太平桥遗址,以及新旧参半但视觉效果甚佳的牌坊街,这些都应该积极申报国保单位。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与申报国保单位并重,如此两条腿走路,目的是“旱涝保收”。现实条件下,我们能做多少算多少;即便暂时申请不到,也对城市更新、文化建设、旅游发展有贡献。潮州人擅长深耕细作,所谓“种田如绣花”,古城保护与文化更新亦当如是——不追求大开大合,而是见缝插针,步步为营,看准了机会再全力以赴。
我多次提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中,潮州人没在古城内折腾,而是去城外另谋出路,此举牺牲了发展速度,却保存了古城的基本格局与文脉,后人可据此大做文章,值得庆幸。不同于北方城市很多须靠考古才能呈现(最典型的当属开封的“城摞城”),潮州古城一目了然,可又是折叠式的,平时不显山不露水,随便拉开一角,仔细观察,很容易辨认出重重叠叠的历史痕迹。请记得,许驸马府的石地栿还是原件原状,也就是说,潮州古城这1000年水平面没有大的变动。踏着唐宋元明清先人的脚印,不难想象,这里的百姓步履稳健,波澜不惊。
但有一点,此地乃著名的“潮人故里”,或称“潮人根祖地”,当初无数先民为了生存,冒死犯难走南洋,带回来了财富、物产、语言乃至生活习惯,故这里的一切,并非天生如此,而是杂交融汇的结果——不仅仅是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中原与南粤的折衷,还包括大陆与海洋的碰撞。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退却了刀光剑影与惊涛骇浪,凝聚为一座可观可赏、可居可游的小城。
如何描述这座“活着的古城”,包括其喜怒哀乐与得失成败,我的看法是:
第一,政府从未进行推土机式的大拆大建,而是用绣花功夫进行微改造,这点殊为难得。古城至今仍以原住民的生活节奏为主,没有蜕变为纯粹的观光景点。如此一来,如何兼顾居民与游客不同的立场与趣味,对城市管理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政府及商家当然希望“大发利市”,但古城内五万多原住民的利益诉求不能无视,否则,容易发生激烈冲突。另一方面,原住民的存在及正常生活,体现了古城的“烟火气”与“人间味”,正是这座小城依旧青春焕发、神采奕奕的关键。既要舒适方便,又要旺丁旺财,还要喜庆和谐,各方利益如何协调,考验着执政者的能力与襟怀。
第二,小城面积不大,完全可以用脚丈量,游客一路走来,晃晃悠悠,欣赏街道两边的日用民生,随时可以停下脚步观赏木雕、潮绣、陶瓷,品尝工夫茶或各式小吃。而且,此地居民闲散自在,不拘礼节,游客若愿意的话,坐下来品茶聊天,享受慢生活,也无不可。只讲方言这一短板,随着教育普及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大为改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座对游客友善但又不刻意讨好的小城。
第三,这里的旧城改造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地“打补丁”。表面上看,缺乏规划,不够气派,可往深处想,这应该是旧城改造的正路。“修旧如新”固然不好,近年很多城市吹嘘的“修旧如旧”,其实是统一“做旧”。所谓“打补丁”,就是不求统一,新旧杂陈,和谐相处。在欧洲老城,常会看到新建筑嵌入几根旧柱子,还特别标明。今年春节回潮州,看到牌坊街上新华书店正在改造,拆掉了三面墙,保留了外立面,我很高兴,希望能做成一座有历史记忆的地标性建筑。在新建筑里刻意保留某些旧物件,如一面墙或两根柱子,所花费的心思与金钱,比完全新建要大得多。但这么做,让我们可以随时享受“古今对话”的乐趣,城市因而显得有历史,有文化,有品位。
第四,潮州市政财力有限,于是以退为进,发动民众,“百家修百厝(祠)”。在我看来,这个口号很有智慧,是化阻力为动力的妙招。旧城改造中最容易出现的偏差,是政府及资本的力量过分强大,推土机野蛮推进,与小民百姓的利益强烈碰撞,因而酿成悲剧。若不执着于“焕然一新”,也不追求“全面规划”,而是出台政策,鼓励/协助百家修百厝(祠),可以有效化解城市改造中最为棘手的城市风貌、产权纠纷、百姓民生三者之间的巨大张力。虽然目前只是尝试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对此举很看好。
第五,不是单打一,而是旧城保护+微改造+古物活化+民间立场,四手联弹,方才是我理解的古城潮州的魅力所在。未曾大拆大建,大概也是因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能量力而行。雷声大而雨点小,潮州的旧城改造始终动作不断,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开始觉得这是弱项,如今则成了优点。旧城改造中古物如何活化,是个世界性难题。单讲保护还不够,最好能用起来。尊重百姓的权益,欣赏民众的智慧,调动民间的力量,潮州除了“百家修百厝(祠)”,还有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潮州“博物馆之城”建设已走过7个年头,如今系列展馆增至88家),以及众多老厝改造而成的网红民宿、茶馆、书吧等,在经济实力不强的小城,文化能有如此业绩,让人惊羡。
旧城保护与改造中,最难处理的是如何协调政府与民众、市民与游客、文化与产业、当下与长远的关系,不能说潮州是理想的案例,但作为“活着的古城”,其存在方式及发展路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比“潮人故里”或许更具普遍意义。
文丨陈平原
(作者是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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