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医院开设北京首家拒学门诊,医生正在接诊。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病房活动室。北京安定医院供图
一座四合院被改造成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病房,患儿在此接受治疗。北京安定医院供图
北京东城区一处安静的胡同大院内,推开一道门,穿着统一紫色住院服的孩子们,正穿梭在儿童精神科的廊檐小院之间。
他们是一群暂别学校的孩子。
学业压力、社交障碍、睡眠障碍、厌食、幻觉、家庭冲突、注意力缺陷、应激反应……离开集体,原因不一,或只是单纯失去了上学的兴趣,陷入抑郁。
家长容易把孩子拒学理解为“不爱、不愿”,而不是“无法上学”。医生则以两种并存的心态对待孩子:既希望他们回归集体、应试升学,跟同龄人一同融入社会;又谨慎判断复学是否出于孩子本心,隐藏的问题是否改善,对回归后的挑战是否有足够认知与准备……毕竟,复学之路并不容易。
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这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一条提示:不要忽视青少年抑郁症。应对青少年抑郁症,需从理解、早期识别等着手。新京报记者探访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北京首个拒学门诊等,走近孩子们的出走与回归经历。
他们,选择暂别学校
高二开学的第二周,一帆崩溃了,她决定离开学校。
离开的决定经过了数年的情绪累积。不适应密切的社交环境,厌恶打压式的教育语言,被迫选择了不喜欢的专业……最终在老师“文科生就是差生”“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话语中迎来了爆发。
离开学校的过程是渐进式的。先是请假,在家自学,然后在老师的要求、亲戚的压力、自我的责问中试图返校,不成功,再回到家中。如此反复数次,终于彻底脱离学校,独自面对高考。
一帆的高中生涯耗时5年,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度过。最大的陪伴不是老师和同学,而是母亲和一名异乡的医生。
对儿童精神科医生来说,拒学已成为日常诊疗中要经常处理的问题。
据相关文献,全球大约17.8%的儿童/青少年存在拒绝上学及其相关问题。在美国,5%-28%的青少年有拒绝上学行为;2021年日本针对青少年不上学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在排除生病等原因外,不上学天数超过30天的中小学生为244940人。有国内学者发现,广州市中小学生拒绝上学行为检出率为22.5%。
今年6月,北京首家拒学门诊在北京儿童医院心身医学科正式开诊。该院副主任医师李瑛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心身医学科普通门诊,两三成患儿反映拒学问题,近年来回避上学患儿的增多,是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动因。门诊开设后,全国各地的孩子前来求助,国庆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该院挂号系统内,拒学门诊的一周号源显示全满。
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旭的特需门诊,来访者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不等。几乎一半的孩子伴随拒学行为,有的刚离开学校不久,有的已休学在家许久,有的正尝试复学,诊疗中途也有家长单独前来,咨询复学证明等相关事宜。
“心理门诊几乎每天能看到家长为确诊抑郁焦虑情绪、拒学的孩子来预约心理治疗。来医院报名的人太多,需要排队一段时间才能约上。”该院心理治疗师贺琼说。
拒学,不是一种诊断
每个孩子都有离开校园的理由。
2019年,一帆离开学校。在家的一个月,她的状态没有恢复,反而觉得十分心累。她前往北京儿童医院挂了李瑛的号,确诊抑郁、焦虑、社交障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高中生张雷,今年只参加了秋季开学典礼,便以“学校让理发”为由退回家中。在医院,他对陈旭坦白,班上学习氛围紧张,他不喜欢,他要放弃普通的备考,走提招。
14岁的桃桃,从今年三月开始休学,起因是与同学们聊不来,被排挤与造谣,她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委屈积压在心头,桃桃每天待在家里打游戏、与网友聊天,“久了就不在乎了。”
从拒学到复学,初中生小熊花了一年半。学习压力是主要的原因,只有在名次领先时,紧张焦虑的心情会暂时缓解,很快又在下一次竞争中绷紧神经。在学校里,每次考试过后,小熊和同学被要求写下反思,锁定下一次“赶超目标”,回到家中,父母代替老师成为监督者,没收手机,催促学习。在临近中考模拟考时,小熊变得无法集中注意力,也不能再踏进校门。
除了他们,还有厌食的孩子、睡眠障碍的孩子、记忆力下降的孩子、出现幻觉的孩子、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冲突的孩子、过量吞药试图自伤自杀的孩子、为缓解父母冲突而出现躯体化症状的孩子、因为一根鱼刺应激无法上学的孩子……
“拒学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儿童精神科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出现拒学的行为,不管是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还是以行为问题为主的多动症、抽动症。”陈旭介绍,拒学不是一种诊断,而是一种态度,之所以在患儿群体中成为一种相对统一的表现,是因为儿童青少年最受关注的社会功能受损,正是拒绝上学。
李瑛尝试用比喻解释拒学:“上不了学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来孩子自我成长的困惑和困局,家庭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还有更大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上学是孩子将生命力投诸其中的“有意义之事”的一种,自我在其中得到延伸,当阻力发生,拒绝上学行为本身,意味着生命力需要找到新的展现形式,理想的结局是,他们最终能再回归于校园之中。
回归的挑战
回归并不容易。
一帆数次尝试返校,但恐惧感无法消散,一开始光是想起来就觉得恐惧,后来变成走进校门就恐惧,再后来高考临近,返校就此搁置。
她也尝试和学校里的朋友联系过,得到的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好像没办法获得真实的链接,好像他们是在‘正轨’上,而我不是,他们不接受我的状态,会传来一些否定……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在家自学似乎比待在学校更加困难。除了学业压力,一帆也要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和来自亲戚的评判,最脆弱的时候,即便没有被当面否定,她也忍不住假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谈论自己,最后她完全切断了和亲戚的联系。对于负面情绪,她尝试用压抑来处理,但爆发得更加严重,后来通过李瑛的建议和阅读书籍,她学着面对和接受情绪,通过正念让自己平静下来。
一帆的返校最终通过跳过高三、参加高考、直接进入大学得以实现。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之后,她仍旧焦虑,“硬着头皮上的学。”她知道对于脱离了集体环境,又从未住过校的自己而言,体力消耗、人际互动、上课听讲都是消耗和挑战,她在大脑中反复想象和应对这些困难,要求自己每节课都要出现,慢慢适应现实中的不适感。
“每一个回到学校的孩子都是不容易的,不管原因是什么,都值得送一朵小红花。可以想象即便是成年人,已经具有独立生存的基本技能和稳定的价值观,如果在家中脱离社会几年,想要重归也很困难,孩子就要面临更多挑战。”陈旭告诉记者,家长容易把孩子拒学理解为“不爱、不愿”而不是“无法上学”。即便是专业人士,对于复学的难度也可能缺乏体会,今年,一位前来进修的医生告诉她,跟着出了两三个月的门诊,才终于有一点理解到复学的困难之处。
她抛出了一连串复学路上可能面临的挑战:在家活动明显下降,还能否适应全天学习的体力挑战;大多孩子会进入网络、二次元寻求社交,现实社交需要更复杂的技能,能否顺利完成重新链接;上课听不懂怎么办、成绩下滑怎么办、友谊破裂怎么办、被问到休学原因怎么办、别人不理解自己怎么办、被欺负怎么办,在原先的群体中如何重新定位自己……
在那一个下午的门诊中,有两个孩子表达了复学的意向,陈旭没有直接回答行或不行,她问,有没有想过回到学校会面临一些困难,女孩想了想说,可能成绩会下滑,男孩则感到不快,猛地站起来,从诊室推门而出。
拒学、复学、再退学是常态,她在门诊中遇到的孩子,有六七成面临反复,这还是在有充分鼓励和支持的基础上。
复学一定会面临困难,她对每一个孩子提这些问题,有些十分乐观,有些全无预料,有些崩溃哭泣。无论是他人的看法还是成绩的退步,每个问题对孩子来说都可能是天大的事,但都能尝试找到解决之道——无论是通过补习来追赶学习进度、复学前尝试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家长出面向老师寻求更多支持,还是讲述自己的困难与努力而不是疾病诊断、面对背刺和霸凌敢于说不……最怕的是全无准备。
复学之路:闯三关
对于休学,医生们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回到校园之中,除了应试,更多是保持与同龄人、社会的链接,在相对简单的环境里发展社会功能;一方面又保持谨慎,他们判断回归是否出于孩子的本心,拒学背后的问题有没有改善,孩子是否做好准备面对环境的改变。
“当上学被视作‘绝对正确’,离开学校的孩子就要面临周边压力,但特殊时期逼他返校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具备可持续性,即便逼成功了,这种自我被外界绑架的感受,可能在未来留下‘空心病’的问题。”李瑛说,拒学的终点是重新找到自我延伸的方式,他将拒学视作孩子遇到瓶颈后作出的一种选择,抑或抗争,无关对错。重要的是帮孩子找到那个卡住的结,从中突破,找到自己的节奏。
要突破的第一关是“自我关”。接受自己现在不能上学,突破原有的认知,走出内耗纠结,面对现状。
“去医院之后,医生对于返校这件事一直都不急,觉得自学也可以,回学校也可以,甚至很少给我建议……我觉得自己不合群,不正常,又无法解决,很无力和孤单,但他很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全部,帮我将一些纠结的点合理化,这种被接受的感觉对我非常重要。后来因为疫情一度不能复诊,我在家的状态不好,但只要想到他的存在,我就会有安全感。”一帆说。
复学的第二关是“父母关”:父母从抵触到接受,陪伴孩子面对,并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小熊的拒学令全家处于恐慌、迷茫、无助之中。一开始,小熊的母亲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则不接受此事,要和孩子“干仗”。
小熊的母亲告知,帮助孩子复学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处理大人自己的心理失衡,面对害怕、担心、挫败、埋怨、自责等一系列情绪。至于返校,她被告知,很遗憾,主要靠孩子自己,父母能做的只有稳住心态、托住孩子、给予陪伴,或者,“不添乱就很好”。
一年半中,康复计划基于小熊的意愿展开。他们带小熊走出家门,每周做一次心理咨询,两周做一次复诊;小熊有改变的意愿时,就顺应她的想法,去上画画课、织毛衣、穿手链……小熊抗拒时,就停止推进,保持当下的节奏。能进则进,不能就守,如此度过了一个学期。
快中考时,李瑛抛出建议,要不要试着去补习班补课?小熊答应了。最开始,小熊有一些抵触,慢慢适应,补课的频率逐渐增加。与一帆一样,小熊也通过自学完成了升学考试,在高中阶段回到了校园。
第三关是“学校关”,孩子能否摆脱一直被消耗的状态,在学校里获得新的价值感和牵引力。也有孩子是因为缺失了乐趣与兴趣陷入抑郁之中,离开了学校。当父母放下期待和焦虑,接受孩子有自己的步调,孩子开始“接球”,思考自己何去何从。回到学校后,或许是遇见了喜欢的异性,或许是发现了集体活动的乐趣,或许是担任班干部找到了价值感,这些因素构成了孩子留下的理由。
回归者与变道者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艰难尝试各种努力之后,孩子们选择了各自的路。它们不以分数或金钱衡量,但仍与人生和梦想相关。
“离开旧环境,进入新学校,这是不少见的一种复学路径。也有其他的形式,譬如回到学校里,守住了半天,长期成绩会有下滑,但孩子能够面对这种下滑和他人的质疑,这是一种有力量的表现;有的孩子虽然不是每天,但一周大部分时间可以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找到自己的节奏。”李瑛介绍。
在接触了大量休学案例后,贺琼认为复学的定义可以拓宽:“不一定是回到原先的学校,在家自学、去技校、gap一年尝试兼职、去做志愿者、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如果治疗得当,家庭和社会给到支持,有的孩子找到适合自己走的路,再面对困难会变得更有韧性。”
诚然,也有孩子不能回归。
一帆告诉记者,她曾经的高中还有其他休学的学生,甚至有人选择轻生,但“没有听说过返校的,最后都悄无声息了。”她仍想返校、念大学,同龄人的境况一度增加了她的焦虑。
“拒学后能再回来的很少。去年我们班有个孩子复学了几天,又不来了,其他基本失去联络了。”在北京当中学老师的许阳介绍。从班里“消失”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不好的,大多是情绪问题,有的在班里经历了人际冲突。
有研究显示,即使经过适当的治疗,也只有2/3的拒绝上学儿童可再次返回校园,有近一半的拒绝上学儿童仍有精神病学诊断,并且年龄越大,拒绝上学越严重、返校率越低。
不过,即便不能返校,人生仍会继续。
李瑛曾接诊过一名18岁学生的案例,由于成绩、社交等原因,她休学在家数年,明确拒绝返校,亲子关系充满了对抗与内耗。经过药物与心理治疗,父母接受了现状,允许女儿留在家中,这种接纳反而给了她出门的动力。正好遇到有亲戚在附近开店,由于经营不善计划关门,让她去盯最后两个月,没想到她很了解店内在售的商品,愿意分享信息,与顾客建立了不错的联系,两个月后,店铺转亏为盈,之后由家人投资,她继续经营,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无论结局如何,对于努力在非主流经历中摸爬了一遭的孩子,或许都在收获属于自己的独特礼物。
一帆说,她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这让她发现不完美的结局也不过如此,就像受了点皮外伤,反而收获了改变现状的勇气。接受心理治疗期间,她学着重新认知自我,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以高考失利为契机,她索性换科复读,并顶住外界反对,选择了喜欢的专业——她想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就像曾经接纳支持过自己的人那样。
(文中患儿、许阳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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