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古拓那么多，为何世人独爱石鼓文？审美背后绝非偶然！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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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初年，《石鼓文》在陕西陈仓（今凤翔）之野被发现后，著名诗人韦应物、杜甫、韩愈等皆作诗赞誉，“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纷纷摹其形、辨文字、识内容、考年代、证史实、品辞藻，一直备受历代文人、学者等好古之士的关注，至今热度依旧未减，由此足见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而在书法史上，被后世尊为“石刻之祖”的《石鼓文》，同样是声名显赫的名迹。我们知晓，篆书作为古文字通常分为大篆和小篆，小篆即秦篆，是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的成果，而秦之前的文字则被宽泛地称作大篆。《石鼓文》无疑属于大篆，然而大篆和小篆的分界线并非如朝代更替那般界限清晰，汉字的发展受历史、地域、人为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此欲探讨先秦书法艺术的演变，上承殷周、下启周秦的《石鼓文》，在其中发挥着极为特殊的作用。

一中华文字从商周至秦，千年的分化、变革与统一

当今对于先秦文字的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即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金文）、战国文字。前两者是以文字的载体或者书写材料来命名的，在时间上既有交错也有并行；后者则是以时代来命名的，包含金文、权量文、封泥文、兵符文、刻石文字、陶文、砖瓦文字、古玺文字、简帛书、缯书、泉布文字、兵器文字等等，极为繁杂。

甲骨文是公元前 14 世纪商王盘庚迁殷之时的文字，已然相当成熟且形成体系。殷商金文与甲骨文同处于一个体系，历经 273 年后，商纣（帝辛）亡国，革故鼎新的周朝完整地继承了殷商的文字，甲骨文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金文成为后世所能见到最多的两周文字，因此我们常将殷周金文并称。西周历经 12 王 11 代共 275 年，金文虽存在不同的风格类型，但整体颇为稳定。“国人暴动” 和 “周召共和” 之后，出现了 46 年的 “宣王中兴”，使衰微的周室恢复了部分生机，周宣王的太史籀曾创作大篆。

“《史籀》十五篇”，这个时期的金文如《毛公鼎》、《颂鼎》、《兮甲盘铭》、《虢季子白盘》等，可以视作最为典型的籀文。

公元前 770 年，西周覆灭。周平王东迁洛邑，此为东周。王室式微，历史步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秦襄公因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于周人的故土，世居戎狄之间的秦开始建立国家。由于文化滞后，秦全盘接纳、承继了周的文化，这使得秦文字具有浓厚的宗周色彩，依王国维所言，被称为西方秦系文字。关东诸国 “不统于王”，在西周文字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地域性，被统称为东方六国文字。

即便到了公元前 475 年 “三家分晋” 之后的战国时期，东、西方文字依然保持着双线发展的态势，只是六国文字之间的分化愈发严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小篆作为正体，很早就留意到先秦这种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的状况，在书中收录了众多的重文异体，包括籀文、古文、奇字。籀文为秦系文字所继承，古文被许慎认为是 “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 所使用的东方文字，奇字则是 “古文而异者”。

从当下发现的东方六国文字材料来看，大多能够从古文、奇字中找到根源，古文而异者这与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的观点恰好相符，他在文中大量以《说文》和《三体石经》中的古文来考释战国文字，并且收获颇丰。或许鉴于六国文字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资料的匮乏，王国维只是确认了六国文字，并未对东方文字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材料的丰富，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一文中将战国文字分为五个区域，即秦系、楚系、三晋、齐鲁、燕系，这才使得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深入，然而直至今日，战国文字的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界的前沿课题。

除了分域进行研究之外，纵观东周文字，有研究者从文字学、考古学的视角，将各域中的每系文字扩展至春秋时期，划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这三个阶段。

东周数量最多的金文，在王国维关于东、西方文字的基础上，依据书法风格大致也划分出三大系统：其一为西方秦系风格，涵盖秦、晋、虞、虢等国；其二是北方中原风格，包括燕、魏、齐、鲁、邾、莒、杞、薛、滕、宋、卫、陈、郑等国，大致位于黄河流域；其三是南方楚系风格：包含吴、越、徐等国，大致位于江淮流域。

与西方秦系显著不同的是，春秋时期南方和北方的青铜器铭文均开始呈现出装饰化的趋势，比如北方的《中山王厝壶》铭文、《陈曼簠》铭文，极力进行装饰，南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吴王光鉴》铭文、《王子午鼎》铭文、《越王勾践剑》铭文等，以龙凤鸟虫作为装饰，线条婉转曲折，被称为 “鸟虫篆”。

装饰化自然而然地导致文字的多样性，再加上因载体不同而展现出不同风貌的其他类型文字，例如封泥、玺印、泉布、简牍文字等，于是使得东方六国文字更为复杂。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有感于 “文字异形” 的状况不利于政令的传达通畅，于是采纳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与秦文不相符的六国古字，又将原本使用的籀文 “或颇省改” 后在全国通行，李斯审定的文字后世称作 “小篆”。

文字的演变原本是渐进的过程，此次的 “书同文” 是汉字史上首次的人为 “突变”，第二次则是 1956 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其目的均是对汉字进行简省与规范。“同一文字” 的方式是颁布施行所谓的 “三仓”，即李斯所作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这三部字书，“以吏为师”，在全国进行传授学习。标准样式相传为李斯所书写，秦始皇东巡时竖立的《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门》、《峄山》等刻石。此外，秦统一度量衡所颁布的诏书，即诏版和权量文字，属于小篆的具体应用，由于刻在铜板上，并且字迹很小，故而显得较为草率。

二石鼓文的优秀，兼具良好继承和规范创新两个要素，得到后世喜爱绝非偶然

西方秦系文字的发展，会发现不管是字法还是书写风格，都明显清晰、简约，而《石鼓文》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里先确定《石鼓文》的立石年代，剔除先周、北魏宇文周等不可靠的说法，主流学术大多肯定 “秦物” 之说，但具体是哪位秦公所刻却有十余种观点，如秦襄公、秦文公、秦穆公、秦灵公等，在此不多论述，仅大致将《石鼓文》的立石年代认定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这一阶段。我们发现，两周历经 800 余年，《石鼓文》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其间，也恰是春秋时期北方、南方文字开始地域分化之时。

然而秦文字自《石鼓文》之后，与秦小篆相比，除了字法的繁简有所不同之外，笔画、体势的变化并不大，秦篆只是更为规整、规范罢了。若再追溯至殷商，我们会发现，《石鼓文》与殷周的甲骨、金文在字法和书法风格上虽有差别，但变化并非那么剧烈。而若将殷商的甲骨、金文与秦小篆进行对比，其间的 “大、小” 差异之大犹如天壤之别。由此表明《石鼓文》既能上承殷周的甲、金、籀文之变，又能下启秦篆的规整严谨之风，堪称战国时期文字混乱繁杂难以捉摸之时的定海神针，也是两周汉字发展剧烈变化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代表着大篆向小篆过渡的正统脉络，这或许是《石鼓文》对于我们理解先秦书法风格的最大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