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权威神经科学视角，重塑女性“更升期”认知
文汇报2024-09-19 10:36
《逆流直上：女性如何完成人生进阶》，
[美]卢安·布里曾丹 著，
汪若雁 译，
中译出版社出版
卢安·布里曾丹曾出版《女性大脑》一书，这本书对女性如何思考、沟通和感受有着深刻的科学理解，进而改变了游戏规则。现在，布里曾丹用她独特的能力使科学变得平易近人，为女性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充满力量的愿景，这些愿景往往会被忽视或误解，但却可以为人生阶段创造一个积极的新框架。她引导女性在后半生中变得更像她们自己，更像她们想要成为的人。
在分析了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后，布里曾丹发现，中年阶段，女性迎合他人需求的倾向会放松，这让她们在保持感知天赋的同时变得更加专注。雌激素雄激素比例的变化使女性更直言不讳。同时，焦虑也有所下降，这使得女性大脑的注意力从多任务处理转向一次专注于一件事。升级后的女性大脑是集中的、直接的、有效的、专注的、无畏的、广阔的和自由的。
在这本全面审视人生后半段的书中，布里曾丹先是深入研究了线粒体的微观运作，又将视野放大到更大的画面——家庭、关系、身份。通过明确的、具有指导性的建议，她还提供了女性抵御痴呆症，提高寿命与幸福感，在人生的这一阶段找到最好的自己的方法。本书是对女性力量的一次庆祝，也是对衰老的一种全新的、从根本上积极地理解。
>>内文选读
在更升期前，女性大脑就本能地擅长感知危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以保护她身边的弱小。雌激素和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会让人一直保持这种本能反应，让人只想着生死攸关的问题，没时间想“过渡期后我该怎么办”这类问题。但这种难题对男性而言不存在，男性分泌的睾酮还会让他们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睾酮水平越高，他们越不易感知到风险。如果你跟男性共事，或者跟一对多年的伴侣一起坐车，你就会听到男女双方在某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面前，因风险而产生分歧。“老天爷呀，你慢点！车上还有孩子呢，你是想我们都送命吗！”“宝贝你说什么呢？我车开得好好的。你说说，我哪次开车出过事故？从来没有，对吧，你就别责备我了。”
男女对风险感知不同，是由于雌激素会让女性大脑对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以保护弱者。当激素平静下来，雌激素降低时，大脑就会放松警惕。
等到激素褪去，大脑便安静了下来，更容易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了重拾目标的空间，脑海中对于“我是谁”“我想怎样生活”的构想渐渐清晰。
当你产生独自探索世界、创业的念头，想要独自登高、想要单飞，一开始你会觉得陌生：我这把年纪做这些干什么？可一旦你踏上了这段旅程，便会深陷其中。如果孩子问：“奶奶，我能和你一起去日本吗？”也许平时你会点头答应，但有时你也可能心想：“开什么玩笑？天哪我要做噩梦了，我只想自己去。”于是，你会婉言拒绝道：“宝贝呀，这次不行。说不定你会嫌弃我这个老太太的，我们下次再看看。”
找到目标感能让人全神贯注。让使命驱动你的工作，让好奇心成为决策核心，让你即便遇到难题也能迎刃而解。但这不等于我从此不再操心了，我还是会头疼我儿子的事情，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改变。但我能充分释放自我，开始探索新方法，摒弃曾经被灌输的“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的旧观念。
图源：视觉中国
我小时候总能心想事成，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虽然我也经历过创伤，但我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多数的尝试和努力都能取得成功。转折出现在我月经初潮的那一天，一切都变了。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生物学所创造的不平等，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永远无法摆脱月经，可男生永远不会遭遇这些。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毫无准备，哪怕我之前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我也不知道从此以后，每个月都会有几天我的世界会天翻地覆，饱受痉挛的折磨，情绪喜怒无常。我在怀孕期的经历也类似，早晨总是伴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吐得我头昏脑涨，灵魂出窍。紧接着，我的大脑充斥着作为母亲的保护欲，总是过分紧张自己与孩子和伴侣的关系破裂。
在20世纪70年代，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他在书中写道，跟所有男性关心的一样，大自然母亲只在乎精子有没有繁衍出下一代。女性生物学相关的著作应该名为《无私的基因》。想一想，由于母亲和婴儿的基因不匹配，就必须抑制女性免疫系统以防婴儿死亡。而步入更升期后，女性终于无须在乎他人的生存，第一次拥有了不必抑制生理或心理反应的自由，但社会仍然期望女性保持前状，压抑自己对目标的追求。因此，像青春期时面临月经那样，女性不得不背负起照顾他人的负担，这也是她对自己的一部分期望。
“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52岁的玛丽安娜说，“我婆婆中风了，送进了康复中心。我的事业正处于飞速上升期，而丈夫的会计业务触礁，家里全靠我养家糊口。当时，护士和社工都不愿意跟那几个儿子交流，一直在等我去康复中心，然后问我，‘你婆婆出院后打算怎么照顾她？’我也拿不定主意，我完全没想到前夫这么没担当，根本指望不上他们兄弟俩。我既要挣钱养家，还要负责照顾老太太。例如，我开车一小时把她的衣服从康复中心带回家，洗净晾干，然后再送回去。后来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我还要负责帮她找看护。这跟一份全职工作没什么差别。我忙得晕头转向，错失许多职业发展的机会，最后连晋升也搞砸了。”
玛丽安娜的故事并不罕见。50岁的尚塔尔曾经是一名新闻主播，她的亲哥哥拒绝照顾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这让她觉得又悲又愤。母亲一直跟她住，但后来她实在有心无力，只好跟机构签署了协议送走母亲。尚塔尔止不住地落泪，一方面觉得自己作为女儿不尽责，另一方面感觉到生活的孤独和无助。一直以来，尚塔尔既要兼顾新闻事业，又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帮失禁的母亲清理卫生，凌晨三点起来给人做夜宵，送孩子念大学……她的朋友都称赞她尽职尽责，倾尽了所有的爱、力量和关怀，纷纷为她鸣不平，觉得她不应认为自己辜负了母亲而充满内疚和悔恨，但尚塔尔仍然无法释怀。这是“妈妈脑”在作祟，让人感到羞愧和孤独。朋友告诉她，换作任何人都做不到她这么好，还斥责她哥哥就是个浑蛋，终于让尚塔尔保留了一丝面对现实的清醒。
有些女性把养育孩子当作人生目标，视其为事业和生活的全部，但这不是我谈论的本意。我想探讨的是，女性在无意识中背负了多少家庭责任。当我们走向生命的尽头，多数人都希望能待在家里被人照顾，但如果身边没有女性来照顾你，会是谁陪伴在你身边呢？如果你患了老年性痴呆，没有伴侣，只有兄弟，谁会来照顾你？你要怎么偿还？即便女性有全职工作，家里78%的育儿工作依然由女性完成，而在人生命的终点，依然是女性忙前忙后。虽然目前没有统计数据，但依然表明了社会对女性的隐性期望有多普遍。
但这体现在某些女性身上却很复杂，让人看不透。63岁的纳塔莉是我的患者之一，经常有一大堆日程安排，但如果有人需要她照顾，她开心得仿佛一切阴霾都烟消云散，瞬间晴空万里。她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年迈父母、公婆和五十多岁中风嫂子的责任。即便她有兄弟姐妹和伴侣，但她仍然独自承担了一切，她很难拒绝帮助别人，也就是说她激活了大脑所谓的助人回路。
打小我们就经常听妈妈说，“来帮妈妈一件事”，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很多人都指望着我们随时能调动大脑的助人回路，在他们脱口而出一句“放哪儿了……”或“我该怎么……”时，及时放下自己手头的任务和目标，优先帮他们解决问题。好比是家里的搜索引擎，随叫随到，全天候待机。
纳塔莉婚前在一家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工作，但为了让丈夫经营的加盟健身房蒸蒸日上，她在百般犹豫下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她既要组织大型会议和顶级加盟商活动，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我看到女儿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事业，家里无论大小事儿也有伴侣的支持。我女儿拥有许多我当初不曾拥有的东西，”纳塔莉向我坦露，“我觉得难过。真要命，这不就是当初我想要的生活吗？我把这种感觉剥离出来，仔细端详，然后又一声不吭地咽进了肚子。毕竟，我还能怎么办呢？”纳塔莉当时担心自己不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会遭众人非议。但有证据表明，背负家庭照顾压力不仅阻碍了女性找寻目标，还可能缩短女性的寿命。
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延续生命一部分是靠细胞复制。端粒存在于染色体DNA链的末端，是一种“保护帽”，可以防止染色体末端磨损或粘连，如同鞋带末端的塑料头一样。保持端粒完整对健康遗传物质至关重要。现在测量端粒有了科学方法，端粒越长，衰老对细胞（包括大脑和神经系统细胞）的影响就越小。2014年对威斯康星州无薪女性家庭照护人的一项研究表明，照护人的端粒发生了显著缩短，从而得出结论，照顾家庭的压力会加速衰老。
从表面看，纳塔莉像很不好惹的人，但你稍微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她已经筋疲力尽，经常因照顾家庭劳累得卧床不起。当然，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她能在同情中获得满足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因他人的过度同理心和内疚得到正反馈。我们成了救赎者，得到了众人认可，也因为做得好，得到了多巴胺回馈，所以我们日复一日地扮演着救赎者。女性再次抛弃了目标，除非照顾家庭原本就是她所选的目标。
就跟我们的性别不可回避一样，女性面对社会文化的期望，依然无处可逃。我确实躲不掉我的月经，但在照顾家庭这件事上，我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我们能质疑它的合理性，能找人代劳并提前制订计划，我们就可能依自己的想法度过后半生，而不会在生理上和社会道德感上心怀内疚，背负负罪感。当然，情况最坏时，你可能不得不调整计划。如果伴侣或亲近的家人生病，你肯定会改变主意。但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打算总是没错的，这种照顾也只会是一时，而非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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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安·布里曾丹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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