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会议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66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了整个国家，不仅是一次经济建设的尝试，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动员，影响了亿万人民的生活。

1957年11月，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英超美的口号，后来不断将时间缩短到8—10年。

到1957年底，中国的钢年产量为535万吨，要赶超的英国、美国年产量分别是2204.7万吨、10225.3万吨，苏联老大哥的产量为5117.6万吨，而德国法国日本分别为2740.1万吨、1409.6万吨、1257万吨，这就是当时我国的工业现实。

然而，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

1958年，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号召为实现钢铁产量的飞跃而奋斗，各部门、各地方都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之年，“大炼钢铁”是“大跃进”运动的显著特征之一，它是造成三年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炼钢铁”的发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重建家园的艰巨任务，工业化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钢铁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可以通过快速提升钢铁产量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大炼钢铁”的特点是全民动员。各级一把手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农民放下锄头，学生离开课堂，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他们或是投身于土法炼钢的炉火旁，或是参与到运输和建设中。

由于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去炼钢铁了，农业生产受到显著影响，只留下老弱病残劳作，导致大量农作物成熟了也不能收回，估计损失的粮食约占应收粮食的15%左右。

由于缺少劳动力和放“卫星”造成的粮食大增产的假象，导致1959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造成了1959年起连续多年粮食供应极度紧张。

这一时期的冶炼方法主要有“土高炉”和“闷炉”两种。

土高炉是沿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一种土炼铁炉，用耐火砖就地砌筑而成，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中空如坛以装矿石和燃料，炉前开门出铁，炉后开一门鼓风。

闷炉又称闷窑，形似石灰窑，在地面掘坑为炉，上放矿石下放木炭焙烧，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冶铁方法。

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工业设备，人们采用传统的手工操作，将家庭中的铁质物品甚至铁锅、农具等作为原料投入炉内炼钢，导致生产出的钢含有许多杂质，碳标准不一，气泡含量过大，结构强度低，远达不到应用要求。

由于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用于炼钢，生态平衡受到破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

经过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成为废品。

而且，当时国家规定提高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总共补贴了40亿元，超过1958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造成财政赤字增加。

现在回头来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更多是市场驱动和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中国“大炼钢铁”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政府主导下的一种特殊的工业化尝试。

整体来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不断探索、调整和优化的过程，“大炼钢铁”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路过的一个“坑”。

后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工业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1996年我国钢产量超过1亿吨，荣登世界第一。

2010年，我国禁止将落后的炼铁高炉转为铸造生铁用途，加快淘汰落后钢铁产能。

2019年，我国钢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4%。

2020年，我国钢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7%。

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全球工业持续增长贡献显著。

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工业最强国（当然没有之一），中国的工业体系极其完备，拥有世界上最为健全的工业体系。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纪念和反思，更是为了学习与进步。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当避免急躁冒进，采取稳健、深思熟虑的行动和策略，走好走稳后面的路，让大力常出奇迹，不再出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