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处理农民的事儿,从沙俄的统治集团,到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还有个人,都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办法。但是这些想法和办法先后都不行了,一直到沙俄政权没了,农民的问题还是没能妥善处理好。
这些主张和措施为啥会失败,沙俄农民问题的解决办法到底在哪,以前学术界在这方面很少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且给出自己的看法。
1861 年 3 月 3 号,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弄出了《解放农奴法案》。按照这个法案,“农奴跟地主在财产和人身方面的依附被永远取消掉了”。然而,改革完后农民的状况根本就没好起来,众多农民还是在苦日子里煎熬着。
老百姓一个个死去……孩子早早就没了,妇女干着根本干不了的重活,吃的东西到处都不够,尤其是老人没啥可吃的……小脸苍白的娃娃……脸跟个小老头似的,两条腿细得像蚯蚓还扭来扭去。地主、管家、警察蛮横又狠毒,动不动就罚农民的款,逼着他们干活补偿,还把他们抓进监狱,根本不管他们是死是活。这所有的情况都说明,改革以后广大农民还是在生死边缘苦苦煎熬。
为啥会这样,原因有这么几个。头一个,1861 年的“解放”压根就是“对农民的一场无耻打劫”。法案说了,农民想从地主手里拿到土地,就得靠干活儿和掏现金来赎买。也就是说,农民得交老贵的赎金,才能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
据刘祖熈先生的统计,农民改革中,地主农民平均拿到 3.4 俄亩份地,赎金花了 8.67 亿卢布,实际上土地价格该是 5.44 亿卢布,赎金比实际价格多了 3.23 亿卢布。在非黑土地带,赎金比市价高 120%,在黑土地带,高 56%。到 1906 年,地主农民已经支付了 15.65 亿卢布(涵盖利息和各种费用)
其次,土地分配太不公平啦。改革之后,土地慢慢都集中到贵族地主那去了,农民能有的份地数量特别少。有统计显示,在 1905 年,10.7 万名大地主居然拥有多达 5300 俄顷的土地,平均每人 459 达俄顷,而且拥有 1 万俄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有 527 个。
农奴刚解放时人均份地约有 4.8 俄顷,到 1905 年降到人均 1 俄顷。农民的份地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完全没了土地,成了佃农。1905 年,无地雇农在农民总数里占了 15%。而且啊,肥沃的土地大多被地主占着,农奴分到的常常是又贫又荒的地。
再次,1861 年的改革不够彻底,还留着不少农奴制的残余。改革之后,地主不过是把原来的劳役制剥削变成了新的工役制剥削。工役制说的是农民要租地主的地,就得用自己的农具给地主种地;还有一种剥削方式叫对分制,就是农民得把租地收成的一半拿给地主当地租。
另外,地主对农民还有一些封建义务和体罚之类的权利。为保住地主阶层的利益,留住他们需要的劳动力,沙皇政府在 1881 年和 1889 年先后两次颁布法令,不准农民迁移;1893 年,又把 1861 年的立法改了,改革时给农民的那点自由也没了。
再者,农民得承受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税。土地都高度集中在地主手里,农民拥有的份地数量越来越少,这就使得农民只能向地主租地。因为在私有地里占主导的贵族地产有各种特权,农民要交的地租可比实际地价高多了。
1872 年,一些省份农民租税在收入中的占比是这样的:彼得堡是 34%,莫斯科达到了 105%,黑土地带的省份在 30%到 148%之间。另外,农民还得交高额的人头税,日常消费品也得交消费税。最后呢,改革把封建制度下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宗法依赖关系给取消了,这就代表农民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了。
在地主宗法制的时候,像薪料、肥料、木材这些必需的生活用品,能从地主那儿免费拿,可如今都得农民自己花钱买,这就让他们生活开销变大了。农民干活挣的钱特别少,根本付不起买生活必需品的钱,要是跟富农借钱,利息居然能有 300%左右。
除了地主的剥削,农民还得被官吏、高利贷者一轮又一轮地搜刮。各地的地方长官凭借手中特权能管制农民的出行,对拖欠税款的严惩不贷,农民要是犯了事,随时可能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被夺走。
总之能看出来,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没让农民生活变好,反倒让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差了”。日子过得特别苦,广大农民只能为争取自己能活下去的权利起来抗争。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农民的骚动和起义到处都是,农民的斗争对沙皇专制统治制度造成了严重威胁。
十月革命一阵炮响,沙皇专制政府没了踪影,剩下的是个到处是窟窿的烂摊子。农业衰败,农民贫困,农村动荡,这些一直困扰着那时候的苏俄,甚至到现在的俄罗斯。那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长远的历史发展前景来说,俄国农民的活路究竟在啥地方?
就当时的历史状况来说,沙皇俄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里构建出了农奴制、农村公社和沙皇专制制度三合一的帝俄统治架构。这里面,沙皇专制是核心所在,农奴制是根基,而农村公社就是捆住农奴、支撑沙皇专制的连接环节,这三者牢牢相依,哪个都不能少。
很明显,在当时那种历史状况下,想要把农奴真正解放,把农民问题彻底搞定,第一步就得动摇沙皇专制统治这个反对民主、反对自由、反对文明的社会制度。俄国的沙皇专制统治是在 16 世纪中叶确立的,到 19 世纪末都已经过去 300 多年了。
由于世界还有俄国国内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沙皇专制变成了俄国社会进步的重大阻碍;俄国人民在政治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有所提升,这就让该体制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坚决抵制。
但是,数数各个流派解决农民问题的看法,没有一个能碰到沙皇专制统治这个根本问题。而统治阶层的一次次改革,从 1861 年农奴“解放”,到 1906 年之后的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目的反倒是维护沙皇专制这种极端的反动体制,结果肯定是失败,甚至让问题变得更糟糕了。
农奴制会把人的发展给束缚住。马克思讲,人的发展大致能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从“人的依附关系”到“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第一种发展情况是在前近代或者前资本主义时期,第二种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第三种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理想情形。
当时的俄国明显处在从“人的依附关系”迈向“人的独立性”的发展进程中,也就是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体(也就是封建社会)朝着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所以,那时的沙俄得完全废除农奴制,让农民实现从依附人格变成独立人格,从服从分配变为私人交换,从强制劳动转为自由劳动,适应并推动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问题,也才算是真正跟上了世界的潮流。
不过,1861 年的“解放”没能把农奴制完全废除,像工役制、对分制这类奴役手段在俄国依旧到处都是,这把广大农民劳动的积极性给限制住了,妨碍了生产进步,农民的问题自然也就没法解决。
要处理好农民的问题,那就得废掉农村公社这种跟历史潮流相悖、限制农民的农村组织形式,推行土地私有,让农民自主经营。1861 年改革过后,众多俄国农民也强烈呼吁废除村社。
不过,村社作为俄国农村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俄国存在的年头可长了,要废掉它得慢慢来,可不能太着急。但斯托雷平改革却不是这样,他废除村社的时候,既残酷又不公平,这肯定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最后只能事与愿违,引发了广大农民大规模的复兴村社运动。
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宁带头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能获得农民的支持,采用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在农村重新让村社出现,搞传统的“公有私耕”。到了斯大林时期,干脆直接搞“公有共耕”的集体农庄。
但这全都跟俄国社会从“依附人格走向人的独立性,从服从分配变为私人交换,从强制劳动转为自由劳动”的历史实际情况相冲突。历史问题长期积累难以改变,最终造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那次“剧变”,让俄国吃到了违背规律的苦头。直到现在的俄罗斯,还得继续承受这场痛苦的转变。
在沙俄统治快结束的时候,农民问题是俄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综合毛病,就像沙皇专制政权腐朽身体上的一颗毒瘤。真想把它彻底解决,那得顺应历史的趋势,从沙皇专制政权开始,针对农奴制和村社制进行有力且谨慎的改革,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事儿。
沙俄灭亡差不多一百年了,到现在俄罗斯还在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相关政策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