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要发生一次几十亿人次参与的大迁徙。他们的目的地是如此的一致——家。因为家,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意义非凡。

家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是精神休憩的港湾,是个人情感的依托。

在崇尚人文精神与世俗生活的中国文化中,家作为饮食起居的场所、亲情血缘的纽带,具有极高的地位。

而产生于家庭关系基础之上的伦理规范,更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人治理国家的“典范”。

可以说,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读懂了家文化,也就读懂了中国人。

1

家的“烟火味”

中国文化是世俗取向的。

世俗取向有两个要义:其一,对个人欲望的肯定与满足;其二,将安宁、幸福生活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

在世俗取向的中国文化中,家庭作为饮食起居、繁衍生息的场所,具有极高的地位。

自古以来,温饱有余、安宁和睦的家庭生活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的追求目标。

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康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对“小康社会”的憧憬就是一幅温馨的家庭生活图像:一家八口人,五亩大的房屋院落,围绕院落栽满桑树,一百亩田地,五十岁能穿上帛,七十岁能吃上肉,全家温饱有余,劳作有时。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

与孟子设想的“小康社会”相比,今天的“小康社会”标准已经提高了很多,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的追求始终没有变化。

中国人不热衷来世、永生、天堂这些超越世俗的目标,而是追求在平淡的居家生活中“享福”。

在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居家过日子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都体现在过日子、过光景之中。

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一个大大的福字,意味着福气盈门。

林语堂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中国人对幸福、平淡家庭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

古代妇女居家做女红

家庭生活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每天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

当家庭在中国人的世界中被赋予极高地位,家庭生活中的“烟火味”也便渗入了社会中的每个毛孔。

有一个小故事,行者问老和尚:“您得道前,做什么?”

老和尚说:“砍柴担水做饭。”

行者问:“那得道后呢?”

老和尚说:“砍柴担水做饭。”

行者又问:“那何谓得道?”

老和尚回答说:“得道前,砍柴时惦记着挑水,挑水时惦记着做饭;得道后砍柴即砍柴,担水即担水,做饭即做饭。”

砍柴、担水、做饭这些貌似平常的家务却蕴含着大道,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也深受中国家文化“烟火味”的熏陶。

说到中国家文化的“烟火味”,就不得不提中国的饮食文化。

饮食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地位尤其高,所谓民以食为天。

在《红楼梦》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描述饮食,各种家宴、夜宴、节令宴串接了《红楼梦》的起承转合。

《红楼梦》

饮食之所以成为文化,在于饮食将美味与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通过色香味的浸润将家庭的滋味内化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套用一句“舌尖体”来说就是:在同一屋檐下,他们生活、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

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中国式的人生,更折射出中国式伦理。

人们成长、相爱、别离、团聚。家与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敏感、柔软的位置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承载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2

修身与齐家

身与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修身、齐家则是中国人独特的磨砺与生活方式。

《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修身是中国人特有的自我完善、修行方式。

中国文化中的修身不像《忏悔录》中那般沉重,而是像中国山水画一样,充满了自省、宁静和恬淡。

山水画透露着自由与宁静

用现代学科的眼光来看,修身既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培养情商、逆商的过程。

《大学》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八个字来概括修身的方法和步骤。

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一个人在内心反省自己的思想、行为,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内化于一言一行,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修身是齐家的前提。一个人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够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见贤思齐。

如果自己没有履行应有的伦理规范,则其他家庭成员也不会遵守。

父亲做不到慈爱,儿子也就做不到孝顺;兄长做不到友爱,弟弟也就不见得对哥哥恭敬;丈夫做不到义,妻子也就不会顺从。

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我们常说的“你不仁休怪我不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修身就是要让一个人在家庭中扮演好各个角色,这样才能让家庭和睦、团结。

《朱子治家格言》

而家庭,尤其是中国人的家庭是讲究情而非讲究理的。如果处理不好个人喜好与情感,就很难管理好家庭和家族。

古人很注重家庭关系中的情绪管理。

《论语》中说,子女如果发现父母的过错,要温和地劝导,他们若不听从,仍当恭敬,不可冒犯。

父母发现子女有错,也要分场合批评。

《呻吟语》中提出了“七不责”:对众不责,愧悔不责,暮夜不责,正饮食不责,正欢庆不责,正悲忧不责,疾病不责。

在古人看来,无论是子女劝导父母还是父母批评子女,都要照顾好对方的情绪,使之心平气和。

《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也就是说,管好情绪,就达到了“中和”的状态。修身、齐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3

传家之道

在家文化中,家庭和家族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

个人的成就与价值,都要通过对家庭和家族的贡献来衡量和体现。

古人的家庭生活

每个成员都承担着发展和延续家族的责任,这种责任最基本的就是要传宗接代。

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家庭、家族的生命通过繁衍生息是可以延续的。

正所谓:“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在家文化的价值谱系中,繁衍生命不仅是个人的需要,更是对家庭和家族的责任。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普通民众最大的追求和愿望。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指标:权力、金钱、声望。

而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成就的指标除了权力、金钱和声望,还要包括子孙后代。

如果一个人功成名就,但是后继无人,在中国文化中也算不得十分成功,就所谓“家道兴,看后生”。

对比中西方衡量个人成就的差异,我们看到家文化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巨大的影响力。

古人倡导多子多福

对于家庭和家族延续来说,传宗接代只是最基本的,品德与良好家风的传承才是真正意义的“薪火相传”。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也就是说,从家庭和家族的延续来看,道德能够传承十代以上,其次是耕读和诗书,而富贵传承不过三代而已。

正是出于后世福泽和家族传承的考虑,传统社会的人们更注重对后代的道德教化。

无论是《颜氏家训》《朱熹家训》,还是《曾国藩家书》,都注重对子孙后代品德的培养和砥砺。

《朱熹家训》说:“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

《曾国藩家书》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此君子也。”

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从家庭和家族的长远发展和传承来看,古人重品德、轻财富的观念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人过年为子孙后代祈福

注重家庭和家族延续的观念对于中国人的伦理和信仰影响深远。

在中国家文化的影响下,为子孙后代积累财富不如积累福泽的观念深入人心。

《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意思就是说,行善积德,会福泽子孙,丧尽天良,会祸及子孙。

这种素朴的道德观念,对于普通民众有着莫大的约束力,很多民众多做善事、不做坏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为子孙后代累积福泽考虑。

古代的劝善书如《了凡四训》等,记载了许多福善祸淫、福泽后代的故事。

就连明太祖朱元璋也撰写《世德碑》,称朱氏政权的获得是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并告诫子孙后代要体谅先祖之心,循德存仁。

在中国家文化的经典著作中含英咀华,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家文化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虽然用齐家的策略治国不合时宜,但将家庭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的家国情怀依然鼓舞着每位国人。

家与国,共同承载了中国人的情感、荣誉和梦想。

正如顾宪成的名联所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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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曦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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