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各国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多变。著名学者温铁军教授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寻找应对之策。

从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应对危机，到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从中美资本市场战略定位的差异，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深远布局；从国债投资的运用，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温教授不仅分析了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阐述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还强调了跨周期调节和乡村振兴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中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窗口，同时也为关注经济形势的读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注：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在第四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的主题演讲整理。

在全球大危机背景下

应客观看待当前经济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场全球大危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大变局下，单靠个别的政策或行业措施是无法应对的，必须进行大战略的调整，才能相对缓解我们面临的各种压力。党的二十大所警示的“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被纳入我们战略筹谋的核心考量。

自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城市的中小企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许多沿街店铺关闭，写字楼空置率大幅上升。根据近几年公布的官方数据，几百万家个体私营经济注销，几十万家股份制公司注销，几千万打工者返乡。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的资本市场成为了比较分析的焦点。

美国凭借其金融资本的强势地位，历次危机中均仰仗军事力量支撑，试图通过金融扩张来累积财富，然而，这一模式并未能根本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虚拟经济的无限膨胀未能带动就业增长，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催生了广泛的抗争活动，这已成为一种周期性、规律性的现象。

反观国内，中国股市的长期不振虽引发诸多不满，但对其本质功能的探讨却相对匮乏。美国的资本市场作为全球资本流动的吸水池，是其金融经济版图扩张的关键一环，深刻嵌入其国家战略之中。而中国，则是以资本市场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发展，其核心在于产业资本的壮大，而非依赖大型金融投资资本驱动的体系，这构成了中美资本市场战略定位的根本差异。

例如，中国的股市，作为产业资本直接融资的主渠道，其运行逻辑与美国显著不同。每当市场稍有回暖，众多大型企业便迅速通过融资行为消耗了上涨势能，这背后是中国庞大的企业群体对融资需求的旺盛。尽管市场不乏投机泡沫与细微瑕疵，但其作为直接融资平台的基本功能并未受损。

在中国独特的金融架构下，国有银行占据了金融资产的绝对主导，其党组制确保了政策执行的高效与统一，与西方金融市场的自由放任形成鲜明对比。如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等，严格遵循国家战略导向，深耕“三农”等关键领域。

中国的产业资本并未遵循西方路径向金融资本过渡，而是依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双重机制，稳固掌控着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尽管外界不乏质疑之声，尤其是那些具备海外投资经验的群体，但中国的金融政策与股市走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主性与稳定性。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美西方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同时提醒实体经济从业者保持定力，不轻易被外部舆论所裹挟。当前，美国加息政策已致我国资本外流加剧，即便利率尚未触及峰值，其影响已不容忽视。私人资本持有者面临抉择，贸易资金回流受阻，我国国内高储蓄率虽释放了流动性，但这些资金却难以有效注入实体经济，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不足。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的局限，加之实体经济盈利难题，使得富裕阶层心生不满，社会情绪趋于复杂与负面。投资渠道的匮乏与投资需求的激增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当前社会的一大现实。

若能深刻理解上述分析，我们便能更加从容地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舆论，不迷失于喧嚣之中。在全球大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舆论的多样性与负面情绪的释放，正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多次危机和应对

党的二十大明确树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理念可追溯至1953年。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与苏联的历史性结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铺设了基石。

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不仅提供了关键装备与技术支持，还助力中国构建起一系列国家管理核心机构，如国家计委、财委及贸易委员会等。

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国派遣大量干部赴苏学习，同时苏联也派遣了包括厂长、总工程师、技术人员在内的庞大专家团队来华。

后来，毛主席在南巡时指出了国家全面依赖苏联的潜在风险，并退居二线专注于学习与研究，为应对新局面做准备。

1960年苏联撤走援助后，中国不得不自力更生，付出高成本维护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尽管经济一度陷入停滞，但中国仍坚持维持这一体系，确保国家工业基础不垮。这一时期，农业剩余被大量投入重装备制造与军工体系，全民贫困的背后，是中国对工业化梦想的执着追求。

为缓解国内需求压力，中国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公社五小工业体系，通过基层单位自行生产农机具等方式，实现了工业产品的广泛覆盖。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我国制定了四三方案，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与技术，旨在改造和提升我国原有工业结构。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阵痛，如西方设备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导致本土装备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重装备制造业的困境加剧，许多工业企业陷入衰退。

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中国工业化的坚韧与韧性，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苏联解体后，我国于1992年转向依赖“三来一补”的低端外资作为经济增长引擎，此举虽带来短暂繁荣，却也让上游工业体系步入衰退，企业倒闭潮与职工下岗现象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老挝等转移，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优势逐渐削弱。

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崛起，其背后与西方的产业转移密不可分。他们因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环境政策，将低端制造业迁入，从而引发了本土产业空心化与资本外流的现象。

恰在此时，1994年美国开放了基于军事研发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等高技术成果，其低成本高利润的特性吸引了全球资本的目光。国际游资因此大量涌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看似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东南亚地区的资本外流则直接导致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

西方学者多从制度、金融自由化等角度解释这场危机，却鲜少提及美国IT业崛起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巨大影响。事实上，投机资本因追逐IT业的高额利润而流向美国，是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之一。

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财政金融不分家的体制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国家通过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建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资产重组等一系列措施，有效稳定了金融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在金融市场尚不能有效作为政策工具的情况下，国家紧急启动了国债投资计划，新增1380亿国债，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挽救了银行，也扶持了企业，为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面对危机，我国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与灵活的应对策略，成功化危为机。

紧随国债发行而来的，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深远布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这一系列举措旨在促进区域发展的再平衡。

在此背景下，国债投资被赋予了战略调整的重任，即推动区域均衡发展。西部大开发并非单纯的经济援助，而是通过国家负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机场、码头等，这些项目因规模庞大、回报周期长，往往超出私营企业的承受能力。同时，这也为处于低谷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复兴的契机，通过参与大型基建项目，国企得以重振旗鼓，实现了复苏。

这一过程并非有意压制民营经济，而是市场规律与国家战略的双重作用。国债投资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催生了对上游装备制造业的庞大需求，为相关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基建条件因此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为新一轮外资涌入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01年美国新经济危机的爆发，IT泡沫破灭，大量资本开始寻求新的避风港。中国凭借其优越的基础设施与高素质的劳动力，成为了资本流向的理想选择。与以往不同，此轮外资流入更倾向于政府控制力强的地区，如江苏、上海、浙北及山东，这些地方不仅基础设施完善，而且能够承载高端制造业的转移。

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外资与国企的结合，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加速了产业升级的步伐。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私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如浙南，虽在初期面临外资进入的挑战，但也保留了其独特的产业生态与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成长历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灵活应对以及内外部因素的交织作用，共同塑造了今日之中国。从危机中寻找机遇，通过战略调整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实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要更新知识才能理解今天的形势

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纷纷涌入中国市场，21世纪初的10年见证了中美两国构建起前所未有的紧密战略关系，这一时期被誉为中美战略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甚至被高盛等投资机构以G2、Chimerica(中美国)来描绘。在此框架下，中美产业资本交织紧密，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态势，促使地方官员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开放合作理念。

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中，我们曾享受过高增长率的辉煌，外资作为重要推手功不可没。尽管外界时有声音指责我们破坏了国际环境，但那时的繁荣更多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下，产业自然流向中国的结果。跨国公司主导了大量进出口业务，并通过汇率操作助力中国积累贸易顺差，而人民币的升值又间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对冲通胀的避风港，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金融增长最迅猛的国家之一。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是否应加速向金融资本转型？金融应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些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回顾历史，中国早在2005年便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实体经济总量更是在2015年后跃居世界前列，相比之下，美国的GDP领先更多是基于虚拟资本的扩张。

因此，关于“中国崛起即取代美国霸权”的论调，实属外界误解与炒作。中国从未有称霸世界的意图，这既不符合我们的历史传统，也不符合现实需求。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面临的双重危机——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这些都深刻影响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布局。

随着西方资本因危机而涌入中国，美国本土遭遇了产业空心化与大规模失业的困境，这不仅加剧了社会分化，也削弱了税收基础，导致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的债务性质截然不同：中国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庞大的资产基础；而美国债务则多源于消费性支出，难以通过资产变现来根本解决。

此外，美国利用其军事霸权维持全球影响力，吸引资本回流，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仅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稳定其物价，还通过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动间接支持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这种双向流动看似为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量，但其实际效益并未广泛惠及民众。

这种资本回流现象使得美国国内缺乏足够的产业投资机会，进而促使过剩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最终重蹈了2008年后的覆辙——房地产市场严重过剩，次贷危机随之爆发。若非我国政府及时出手遏制房地产投资热潮，我们同样可能面临房地产泡沫破灭的严峻挑战。历史不会说谎，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及其后续的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步入2021年，我们依然保持警惕，严控资本向房地产市场的无序流动，力求避免重蹈覆辙。

近年来，诸如恒大、华夏幸福等房地产爆雷事件的接连发生，虽未引发全局性危机，却也是警钟长鸣。次贷危机的教训深刻，它先行一步揭示了金融市场的暗流涌动，提醒我们问题并未远去。金融危机后，中美战略关系因应对措施而深刻调整，外界常将中国视为推行“战狼外交”，实则美国规则与战略主导权的现实使然。

奥巴马政府上台初期虽誓言变革，力图将金融资本引导至实体经济，但最终仍难逃救市资金流向金融集团的老路，这些资金非但未振兴美国已空心化的产业，反而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加剧了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亦深受其害。

需明确的是，当前通胀根源在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而非中国的宏观调控。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等关键资源，其价格飙升直接冲击了国内经济，尤其是依赖进口的产业部门。输入型通胀的连锁反应，首先重创了外向型、民营为主的实体经济，进而波及食品等行业，加剧了民生压力。

回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轮狂热炒作，随后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全球，财富大幅缩水。新兴经济体在资源溢价期虽短暂受益，但难逃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金砖国家概念的兴起，正是资源型国家收益暴涨的写照。然而，这一切并非国内政策所致，而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深度参与市场、全球物价波动的必然结果。

面对舆论中对民营经济待遇的质疑，我们应理性看待。地方政府与部门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不言而喻，个别司法腐败案例不能代表整体。真正的问题是，通胀压力之下，中小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与歧视不歧视无关。

当前，我们需清晰认识到，在全球化之下，输入型通胀和输入型通缩，都是我们无法独立解决的外部挑战。在实体经济不振的背景下，提高利率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我们保持低利率政策，以图稳定经济。然而，低利率又加剧了资本外流，追求更高收益的趋势明显，美国的高利率便是主要吸引力之一。

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制裁没有缓和，国际贸易新结构的重建正逐步成型。美加墨协议及友岸贸易联盟等举措，均标志着美国正重构其贸易体系，排除异己。中国因此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正是面对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我们不再单纯依赖国际大循环，而是要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寻找并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路径。

未来，世界或将呈现双体系并存的格局，中国是否选择构建另一体系，与全球重构世界秩序，尚需时间与智慧来解答。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乡村振兴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坚定地将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战略，这不仅是应对策略的基石，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后的核心导向。在此框架下，我们强调中国独有的优势——举国体制，其精髓在于精准实施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机制。

逆周期调节的典范可追溯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发行国债驱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孕育出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效抵御了经济下行压力。而跨周期调节的标志性事件则是2005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它标志着发展重心从工业化核心向乡村振兴的跨越，预示着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

至2017年，乡村振兴被明确为国家重大战略，彰显了乡村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稳定器作用。国家投资大举进军乡村基础设施，迅速推进“五通”工程——通水、通电、通路、通气、通宽带，这一成就不仅复制了沿海开发区的成功经验于广袤农村，更标志着中国正将城市化、工业化的先进生产力引入乡村，开启了跨工业化周期的生态化建设新篇章。

在此过程中，我们致力于将沉睡的生态资源转化为活跃的资产，实现生态产业化，同时推动城市产业向更加绿色、生态的方向转型。这一转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化新蓝图中，即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现代化成果应由全体人民共享，而非少数人的特权。这要求我们从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民为中心，面对资本过剩的新常态，更加注重人的福祉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我们走向生态建设的新高度，强调空间正义与生态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山水田林湖草沙作为生命共同体，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因此，我们倡导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摒弃过去点状、集群式的反生态发展路径，转向更加均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城市生态化改造同样大有可为，通过引入食物森林、可食用植物等元素，让城市绿地焕发新的生机，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同时，生态产业化也为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条件，打造具有比较优势的生态产业链，推动乡村振兴与生态化发展的深度融合。

最终，我们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不仅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更是对我们所依赖的资源环境的深切关怀与尊重。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迈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这种共生理念，不仅塑造了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还悄然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下的国家动因。它削弱了对外依赖，强化了国内大循环的驱动力，引领我们走向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我国广袤无垠、种类繁多的生态资源，让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吸纳资本与创新的机遇。在乡土社会，那些曾被忽视的空间与生态资源，一旦纳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范畴，便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生态产业化的沃土，促进了产业与生态的深度融合，乃至生态资本化的可能。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潜力巨大的领域在知识生产上尚存空白，过多的精力被无谓的意识形态炒作所消耗，而政策调研也未能充分聚焦于此，导致我们错失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

转变思维、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我们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重要一环，更是预示着未来无限可能的新蓝海。以乡村振兴为例，国家巨额投资的背后，是对每一个自然村的全面改造与提升，这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更为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铺平了道路。随着农村产权交易的推进，那些原本难以分割交易的生态资产，如川西林盘的立体循环体系，得以以“资产包”的形式进入市场，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此外，政策层面也在积极鼓励各类人才下乡创业，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等的加入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城乡融合的全面深化。在实体经济面临全球挑战的背景下，返乡、下乡潮成为常态，这要求我们必须激活农村经营，完善农村产权市场，以应对全球危机，确保国家发展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