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实经历了5次显著的创业潮，这些浪潮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也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商业面貌。以下是主要的几次创业潮：

第一次创业浪潮（1978年-1989年）：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允许各地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个体户”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回城知青为缓解就业压力，开始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行业。个体户的出现激活了当时封闭已久的经济体对物质的渴望，其中的一些人赚取了第一桶金，如王石、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等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第二次创业浪潮（1992年-1997年）：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进一步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激发了人们投身市场经济的热情。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这一时期的创业者中诞生了俞敏洪、郭广昌、王传福等后来的业界大佬。

第三次创业浪潮（1997年-2000年）：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带来了新的创业机遇，一批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例如，马化腾创办的QQ模仿了美国的ICQ；李彦宏创办的百度模仿了美国的Google；张朝阳创办的搜狐模仿了美国的Yahoo等。在模仿的基础上，这些企业也创造了更适合中国市场的内容。上网冲浪成为了当时最时尚的行为。

第四次创业浪潮（2000年-2014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互联网而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投身电商领域，开网店、做代购、进行海淘等创业形式变得常见，网络购物成为了年轻人最热衷的行为，百团大战让烤鱼火了起来。马云和刘强东引领了电商领域的变革，电商的大规模兴起造就了众多富翁。

第五次创业浪潮（2012年-2019年）：2012年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小米手机开始大量出货，官方大力宣传双创，中关村创业大街走红，oppo、vivo、华为等国产智能手机品牌崛起。3G、4G网络迅速铺开，双滴大战、共享单车大战硝烟四起，今日头条、抖音、快手、微信、美团、滴滴、拼多多、摩拜等移动应用迅速崛起，张一鸣、黄铮、王兴等80后创业领军人物登上历史的舞台。

第六次创业浪潮——尚未来临。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能发展（注意：发展不同于增长）到现在地水平，主要的功劳要归功于这5次创业浪潮。通过观察五次浪潮发生的时间，不难发现除第二次浪潮发生的时间与第一次间隔了3年外，其它四次都是一个接一个几乎是无缝继续发生的，第五次和第四次甚至与第四次在时间上出现了重叠。

然而，随着2018年小米、美团、品多多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磅创业公司上市，2019年外星人上海外滩演讲之后，标志着第五次创业浪潮出现的产品的成熟；但之后4年多（2020-2024），尚未出现对中国来说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产品出现，我国新增独角兽数量锐减，创业的浪花越来愈小。如此长的时间间隔都未出现新的创业浪潮，原因何在呢？这需要从前五次浪潮中汲取规律。

不难发现，前五次创业热潮有三个共同特征：

一是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前仆后继，激情澎湃。不管是个体户的产生，还是92派下海经商，还是互联网和电商的崛起，都离不开管制的放松或者未对其进行严格的管制，给创业者留出充足的产业发展空间，从而出现了一批疯狂创业的激情澎湃的年轻人，创造了那些激情澎湃的时代！

二是改革和科技浪潮是创业浪潮出现的必要条件，民营企业是创业潮的主力军。前两次浪潮出现的首要原因分别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让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了发展的一席之地，从而激发出了无限的自我发展潜能；后三次浪潮是在政府少管的前提下，让互联网等科技企业自由发展的结果。五次浪潮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民营企业唱主角，国退民进现象明显。

三是前五次创业浪潮的技术特点都是跟随式的，基本都是外国技术或商业模式的中国化或替代化。门户网站也好，互联网社交也好，电商也好，共享汽车也好，95%技术和商业模式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也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苗头，比如字节跳动的自动推荐算法支撑的tiktlok已经能够引领世界社交软件潮流。

对照前五次创业浪潮的特征，起码已经具备了科技浪潮条件。以5G、工业革命4.0、互联网金融、物联网、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高速发展，这些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有望诞生一批独角兽企业，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在AI领域已经诞生了120家独角兽，并且出现了OpenAI这样的超级独角兽，而我们这方面只是出现了几只独角兽，没有出现任何一家超级独角兽。但是，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以往的直接把美国技术拿到中国应用的模式已经很难行得通了，这是阻碍我们新一轮创业潮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外两个方面特征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是数据管制问题。5G、工业革命4.0、互联网金融、物联网、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数据。目前，我国80%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央政府也十分重视数据的开放和商业化应用，然而到了地方，受水平和执行力的影响，数据开放问题就十分大了。笔者曾经在某西部中心城市的某个城区调研，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为了数据安全，再加上数据开放牵扯部门多等问题，他们很难把数据向企业开放，尤其是向民营企业开放。

其次是民营企业这几年发展的不是很好。《界面新闻2023年民营企业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在2023年5月以来进入负值区间，这是2020年疫情爆发当年之外首次出现负增长；民间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从2015年年中历史最高值的65.4%降到了目前的不足52%；私营工业企业出现亏损的比例自2018年以来显著上升，截至今年9月份，该比例已经超过25%，为200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此外，界面新闻还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困难进行了调研发现，较小规模民营企业（50人以下）总体上面临的困难更为严峻，这些困难表现为亏损压力、税费过重、人力成本、融资困难、政商关系、补贴低等方面（详见：从需求不足到“规模歧视”：界面新闻2023年民营企业调研报告｜民企大调研①）。而创业公司都是从小做起的。

综上所述，拿来主义的技术路线出现障碍、数据管制影响数字经济的产业化发展、较小规模民企发展困难重重等是近几年我国没有出现创业浪潮的重要原因。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加大力度，以尽快促成新一轮创业热潮的出现。

一是让产业服务更高效。加强各种产权保护，让企业家放心创业；提高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避免在较短时间内出台前后矛盾、反差较大的政策；部分地方政府有必要进一步重视当地政府部门的诚信问题，特别是在招商引资时一旦作出承诺应该按时兑付；监管执法方面需要做好平衡，既能保证监管到位，又能降低检查频次、避免多头检查、过度留痕等形式主义的问题。

二是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步伐。当下，很多地方政府都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建立了大数据中心，有的还成立了数据资产管理公司，有的甚至建立了大数据交易所，这为数据开放共享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然而，“拿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再加上受考核制度的影响，政府在数据开放方面往往更重视硬件建设，而不重视使得数据得以成功实现的体制机制方面的软件建设。因此，建议尽快建立和实施政府数据的清洗机制、交易机制和使用机制，让沉睡的资产早日用起来。

三是加强对小型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有关部门不应仅把工作重点放在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更需要重视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打通中小微企业在体制机制与政策落实层面所面临的特定堵点。例如，在税收方面，重点降低税率压力；在成本费用方面，重点降低人力成本（降低五险一金缴纳比例，提升工资）和租金压力；在融资方面，重点减少对抵押物要求和优化贷款周期等。

四是打造“雨林式”创业环境。中国并不缺创新创业人才，而是缺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这种观点在业界几乎已经形成共识。只要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建立不同层次地创业环境优化体系，从而打破地区之间的壁垒、部门之间的壁垒、不同文化壁垒、不同所有制之间壁垒，让资金、人才、技术、数据、土地等创业要素在不同地产业组织之间实现自由流动，把握好各种关系之间地度，最终大幅降低创新创业地交易成本，那么创业潮必将兴起。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当下经济发展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创业浪潮的停滞。因此，只要激发起新一轮的创业浪潮，我国目前的经济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激发创业浪潮的关键就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让人们重拾创业信心。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