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种过四次牛痘。新中国成立前夕，父母在大连摆菜摊养家糊口，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要去干活。牛痘每年只种一次，而且都是在春季。

那年开春，要种牛痘了，担心过了这村没这店的父母，就不出摊了，他们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半夜就去排队。妈妈说，种上牛痘后，我除了开始那几天出现过低烧、接种处化脓时有些发痒外，并无其他不适。

作为疾病的天花现在早已被消灭了。如今的孩子，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何为天花、何为牛痘了。但在半个世纪前，此病还在人群中肆虐。

天花是一种由痘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感染初期几乎无症状，可一旦发作起来便会引起高烧、寒战、乏力等一系列症状，之后整个身体都会生斑丘疹。

随着斑丘疹溃烂化脓、结痂，全身包括面部会留下花状疤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将此病称为天花的原因。但这部分人还是幸运的，可怕的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遭受感染的人，最终在病毒面前丢了性命。

也许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所限，牛痘疫苗并不是注射，而是用含有牛痘的针头，在胳膊上刺划出井字，通过伤口使疫苗渗进体内。据母亲讲，我是用事先涂抹过牛痘的小刀“犁”的（烟台土话，意思为割），从这波操作上看，还真有点“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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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那条街道位于大连市中心，有不少外国人盖的小楼，我家住在一栋二层的日式木质小楼里。虽然名为别墅，但内部脏乱破败，住的大多是贫穷百姓，一栋楼往往住一二十户，十分拥挤。

我有三个年幼的姐姐，光我们家就有四个孩子，更别说整栋楼、整条街道能有多少孩子了。我三岁那年，刚过完春节不久，离我们楼不远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得天花死了。

据母亲说，小女孩刚一断气，便被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的爹妈用一条破炕席卷巴卷巴埋到了乱葬岗子。过不多久，几天前还与我们一起玩的二楼一个叫胖墩的小子也传染上了，病得很厉害，尖厉的嚎叫声时常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百姓人心惶惶，谈天花色变。母亲生怕她的孩子们传染上，出摊时，便将我们几个人锁在家里，不让出门。后来，碰上了种牛痘，母亲又领我们几个去种了一次。

我四岁时，父母带我们回到栖霞老家。应该讲，接种牛痘后，天花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较大遏制，但依然没有去根。相比城市，农村人无论在居住环境及卫生意识上，都要更差一些。

而且农村还有不少人是老脑筋，对种牛痘抱怀疑或抗拒心理，他们说牛痘是牲畜身上的东西，弄到人身上怎么能行？这些人有病有灾宁愿去庙里烧香拜佛，甚至请巫婆作法，也不肯去医院医治或接种疫苗。

俺村至少有七八个得了天花，变成麻子脸的人。其中就包括我的一个远房叔叔。他人本来长得很好看，就是因为感染了天花，一张脸变得坑坑洼洼，没有女孩愿嫁。

而得过天花的女人，相亲时更是低人一等，类似情况在其他村也比比皆是。当村子里号召种牛痘，我因早就体会到小刀“犁”的滋味，远不是母亲说得被蚂蚁咬了一口那么轻松，怕痛本不想去，但目睹了天花病种种惨状的母亲一个劲地坚持，亲自把我“押送”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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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内心里，很长时间有一幅挥之不去的画面：因常年劳作，面目清秀的母亲身上总落满灰尘，脸庞黝黑而憔悴，唯独见到孩子们时，她那瞬间爆发出的温柔与欣喜，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那份可以穿透任何阴霾的伟大母爱。

也许是我体内早就有了抗体，第三次种上没多久，伤口就结痂了，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1958年，我转到烟台养正小学读四年级。在这里，我多次听老师讲牛痘及其他传染病对人的危害。那时，报纸上经常报道搞爱国卫生运动、预防传染病的新闻与消息。

有一年过年，妈妈曾买过一幅年画：那上面有个女大夫，手拿注射器，后面有五六个排着队、笑逐颜开地等着种牛痘的小朋友。后来，我又随全校师生种了第四次牛痘，并打了一针预防脑膜炎及肺结核的卡介苗。

我的四针牛痘全部种在右胳膊上，至今上面仍留有两排四个排列整齐的圆而浅的瘢痕；卡介苗则是打在左胳膊上，疤痕也是圆而浅，只不过比牛痘小——这些都是我生命的印记。

来源 | 烟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