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物
刘一凡今年30岁，三年前，她从国企辞职，去到挪威与男友团聚。2024年三月底，她刚从一艘北极捕蟹船上出海归来，船员们都说她是这么多年来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女性。回到陆地后，刘一凡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视频里，她记录了北冰洋的日出日落，还有出海的丰厚报酬。人们对她捕蟹一次赚20万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13万）的经历感到好奇，还有很多人给她发私信，说你把这件事描绘得如此高薪，是不是要像把人骗到缅甸一样，搞杀猪盘「嘎腰子」？
刘一凡觉得好笑。她在挪威港口城市特罗姆瑟，男友一家都是本地人，他们已经结婚，只不过她叫惯了「男友」这个称呼，到现在还没有改过来。她没有经济压力，平时也是用合法身份工作，这一次捕蟹，完全是她自己兴趣所在。
在高薪出海捕蟹的背后，刘一凡提到更多的，是一个已经习惯了挪威更加宽松的工作环境的女性，如何在来到海上后，发现这一切都不如她想象一般坚固。在船上，8小时工作制、尊严和体面都不复存在，在陆地上可以直饮的自来水也带着黄锈，她不舍得把带上来的洗脸巾用成次抛，每一张用到最后，都被染成了黄色。船上也没有随行船医，只有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组长，和随处可见的「乱扔垃圾是婊子」标语。
船上有本地人，也有移民，刘一凡是唯一一个站出来直接反抗的人。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她把原因一部分归结为自己是头次上船的兼职，另一部分，是因为她比组长想象的更加坚韧，也更加「难搞」，她用过去三年学会的东西保护了自己。她更加坚定的是，必须自己去争取权利。
以下是刘一凡的讲述——
来挪威的三年里，我一直听说出海捕蟹很赚钱。今年一月，我从国内探亲回来，突然有个机会，有熟人认识一位出海捕蟹船的船长，他说这个捕捞季，船上正好有人半途离开，因此空出来了一个位置。我就想，正好可以去试试。
我妈妈听说了这件事，还以为我只是要去体验海钓类似的项目，我也没和她细说；我男朋友的家人明确知道了我想上船，但他们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都觉得女性去从事体力工作很正常，船上本来也有女性工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个子一米七五，平时也健身，他们还说我看起来又高、又壮，肯定没问题。
这和挪威的国情有关。在这里，各个工种之间收入差距没有很大，比如平均薪资大概是税前56000克朗/月（挪威克朗兑人民币汇率约为1:0.7，换算后为38700人民币），可能牙医一个月可以赚到7万克朗，但卡车司机一个月也差不多5万克朗，如果开的是冷链车，那工资还要更高一点。我说的这些都是税前收入，加上税收的再分配，大家的收入差别不会很大。我有个当地朋友，爸爸是警察局局长，他是个开卡车的，下班之后，他又是个打扮很时髦的男青年，会有律师和在银行工作的女性跟他约会。如果在国内，我感觉这种事情很少会发生。
除了没有大的职业差异之外，走在街头，我还经常看到一身工人装扮的挪威女性，她们腰间拴着一个作业包，起子、锤子，各种各样的工具都插在上面。她们都看起来非常强壮，我有时候会羡慕这些女性，想着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她们一样，那该有多好。
当时，对于捕蟹，我只是有个模糊的「收入高」的想法，后来我才知道，按照行业平均水平，一次捕蟹的工资底薪是10万克朗，剩下部分是卖蟹的提成，算下来一趟能赚到20万。我一想，这份工作不仅不丢人，还能穿很酷的工作服，显示我的力量，更能赚到钱，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是中途顶班加入，确定了上船之后，留给我的准备时间只有十天左右。船上平时作业要穿工装连体衣，我只需要准备里面的换洗衣服就行。我准备了两三身毛衣、羊毛保暖裤，还有足够量的换洗内衣和袜子，以及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品和晕船药，在二月中旬登了船。
在人生前30年里，我唯一坐船的经历，就是在厦门坐轮渡去鼓浪屿，等上了这艘捕捞船，我才发现它这么大，就像个建筑一样。
按照船长前一天发给我的指示，上船后我要先绕过甲板，去驾驶舱找他报到。等爬到甲板上，太阳直照在我脸上，我逆着光看过去，第一眼就看到甲板上已经站了几个船员，有的在收拾出海要用的网，剩下一些就坐在旁边抽烟。想着未来都是同事，我走过去打招呼，但没人注意到我。不过放弃也很尴尬，我转去向坐在地上的人去握手，这一回，有一个人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把手伸了过来。
船在周五的半夜离港启航。据说这次捕的蟹要出口给日本，那边派来跟船的质量监督员已经下船，我幸运地一个人住双人间。说是双人间，房间也不大，一张上下床，简单的桌子，有独立的卫浴，里面和平时咱们高铁上看到的厕所类似。我打开水龙头试了试，里面流出的水是黄色的——船里用的淡水存在水箱，也没有太多的净化流程。开船后，我不舍得把我从中国背来的洗脸巾用成次抛，每张都要至少坚持三天，洗脸巾打湿又晾干，每张用到最后都是黄黄的。
房间里最大的不同，还有所有的平面上都铺了一层防滑垫。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一个用了很久的垫子，还往下掉渣渣，我有点嫌弃，把它撤走了。结果就在第一天晚上，我躺在上铺，一个大浪过来，所有瓶瓶罐罐哗啦啦全滚了下来，我又不得不爬下来去捡。
到了饭点，我去到餐厅，自动找了边上的空位坐下，但总觉得有人在看我，等之后主动跟人聊天，我才知道，餐厅里的位置基本固定，我刚才坐的其实是船长的位置，哪怕他今天正好没下来吃饭，那个位置还是要空出来。
我又问，我们工作的节奏是什么样的？他们告诉我，加上我，船上现在负责捕蟹的一共有30人，分成白、夜两个班次，我补的是夜班，每天两个班次，一次6小时，所以具体的工作时间就是凌晨2点干到8点，8点到下午2点休息，之后再干第二轮直到晚上8点，然后第二天凌晨2点继续上班。
所以，在我头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其他的夜班同事其实都在餐厅坐着，看电视、玩手机、聊天都行，但是就是不能呆在自己的房间。我问原因，他们说，这样能把房间完整留给白班正在休息的人，我虽然没有室友，也要遵守规定。
吃完饭，我准备离开，夜班班次的组长在我后面喊，要留下来打扫卫生，我当时跟在一群本地男生旁边，发现组长从始至终也没有看着任何一个人说，扔出这句话，他就把头转了回去。我不知道具体喊的是谁，这边男生们又在说要去休息，我有点犹豫，又跟着往外走了几步。
很快我就听到了组长的喊声，China girl！你没听见我说话吗？我说怎么了？我不知道你在和我讲话。组长打断我：「你给我仔细听好，你要和其他3个女孩子一起留下来打扫卫生。我不会再重复第2遍。」
捕蟹的30个人里，加上我，有4个女生，都要在吃饭完帮老板娘打扫餐厅，但男船员就不用，他们可以直接瘫在那里休息。我觉得奇怪，但组长说话非常不客气，我下意识回复了好，也跟着去收拾。我后来回想，自从上船以来，一直都没有什么破冰的过程。和办公室迎新不一样，船长在第一天没有带着我和其他人打招呼，所有的规则都要靠我自己去问才明白。刚上船的那几天，我谁也不认识，也没人告诉我原本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每个人都要轮班值日，今天就是该我去做？如果刚来我就成了刺头，是不是也会引起大家的反感？甚至关于China girl这个叫法，我也有犹豫，是不是他只是没有记住我的名字？总之，在说好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表现出质疑。
我当时想着，这个人要给我下马威，他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我以后小心一点就好了。但后面捕蟹的日子证实，这些都只是铺垫，正式开始工作，你会更害怕被他骂，也不敢停下或者反驳，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两天后，船开到了捕捞区，我的工作也正式开始了。我领到了工作服，一件连体衣，全新的，荧光条还很黄很亮。还有夹克、袖套、手套和雨靴，所有衣物都是M码，这是船上最小的尺码，但对我来说还是大，特别是手套，为了做工的时候不滑落，我在里面又带了两层羊毛手套。这样一来，我的手指都是僵的，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做动作。
每天上工的时候，我们就穿着毛衣、保暖裤走到更衣室，没什么男女之分，大家都挤在一起换。船上有好几个头一次上船的新人，都是男生，刚开始被我撞到他们光着上身，我们都还会有点不好意思，但后来工作压力大，谁也顾不上这些，只想着下工赶紧换衣服洗澡，吃完饭就去补觉。
捕蟹的地点在甲板，是船上捕捞作业中少有可以透口气的地方，也能看到大海，没有那么无聊，船上一米九的男人们都会抢着做。但后期遇到人手不够的情况，我们也要顶上去，我有几次就被分到了拉网，就要和大家一起使劲，把海里几百斤蟹的大网给拽上来。
捕到蟹只是开始。挪威不卖生鲜，我们捕蟹上来，还要杀、拆、煮、装、再冷藏一条龙，工作因此又分成甲板捕捞和室内加工，后者要呆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工厂」的船舱里，组长一般都会安排女生进工厂。里面虽然不用风吹日晒雨淋，但所有的腥气也都憋在室内，特别是煮蟹的环节，但凡靠近一点，腥味就会随着水蒸气附在人的头发、皮肤和任何一个衣服褶皱里，怎么洗都洗不掉。
第一天，我被安排给渔网装用来做饵的鱿鱼。一起装饵的一共4个人，我们坐在室内外的交界处，一旦挂好鱿鱼，就要赶紧放到传送带上，运给外面下到海里。鱿鱼是冰冻的，有的还粘在一起，我们就要先砸开冰，等鱿鱼解冻，才能挂到网上。那天，我们4个人前后做了2个多小时，挂了好几百张网。
挂完鱿鱼，我又被安排去工厂里杀蟹。这是工厂流水线的最前端，我负责把甲板上送下来的螃蟹放在操作台上，让机器把它从中间刨开，传送带再把螃蟹送到后面。负责分拣的人要快速判断螃蟹的等级，再送到不同的窗口。煮蟹在流水线的不远处，一次下锅20个铁盒子，里面都装满了固定数量的螃蟹，总共差不多400斤。锅旁边有一个计时器，铃声因为要盖过作业声，所以特别大，一响就意味着要有人去把螃蟹捞上来，再统一送去打包冷藏，直到15天后回到港口卸货。听同事们说，每次靠岸，我们的船都能卸200吨的螃蟹。
头一回上手杀蟹，我不太熟练，眼看着铺天盖地的螃蟹向我扑过来，都还是活的。但如果我这里慢了，后面所有的进度就都要耽误，总捕捞量关乎工人的工资提成，大家都会埋怨拖后腿的人。我面对着向我堆来的活螃蟹，身后时不时就是超级响的铃声，整个人都非常焦虑。
作业中，我们也不能随便出去上厕所，只能等中间一个统一的10分钟休息去解决。厨房会给我们送来饼干或者面包，饿了可以对付一口。但因为不停杀蟹，我的体力消耗特别快，饼干面包都顶不上。一天下来，我的头发上都是溅出来的螃蟹血水和内脏，已经干在了上面，很难闻，中间好几次我都有点忍不住想呕吐。
6小时结束，终于熬到了下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每天上下两次工，我就会洗两次澡，因为洗得太频繁，我的头发变得很枯。第一天躺回到床上，我浑身就没有一个地方是不疼的。最疼的是肩膀，那个连体衣特别沉，加上被各种东西打湿，到最后，我必须用胳肢窝夹住它，才能分散一点重量。
站久了，我的脚也开始麻，睡一觉也还没有缓解。我问老板娘，有没有什么管用的药，她去小药箱里翻了翻，最后给了我一瓶类似碘伏的消毒的东西，让我加在水里泡泡脚。
因为太累，后来下了工，我几乎是洗完澡、吃完饭就立马去睡觉，每次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能睡5个小时，加起来每天都能睡10小时。晕船在这时候已经不算上事儿了：我曾被海浪颠醒过，或者明显感觉到脑袋低于脚的时刻，但我只是起来抓几个枕头把头垫高，很快又昏睡过去。上船时带的褪黑素根本用不上；床单是船上统一清洗再随机分配的，我一开始有点介意，后来也顾不上了，每天能铺上躺下就行。一天被分成了四段，我没有社交，也没有什么休息的概念，只知道每次眼睛一闭一睁，我就又要开始工作了。
你问我在船上有没有看到什么陆地上少见的风景，那肯定有。捕捞区位于北冰洋，越过浮冰，我看到过北极熊，不像照片里那种圆滚滚、毛茸茸的，我看到它们刚饿了一个冬天，有点瘦，还正在吃旁边一头海豹。完全不可爱，更像是野兽。我也看到过日出，那时我已经在船上工作了快一个月，极夜结束，太阳也是夜班结束的标志，一旦窗外开始有亮光，我心里也有了盼头。有一次，我被旁边的人叫着看，说外面怎么那么黄？等我们打包完最后一只蟹，时间到了早上八九点，我走出工厂，来到甲板，看到了我这一趟出海见过的最壮丽的一次日出。
这些风景当然是我工作完的慰藉，但一定不会是支撑我这次出海的动力。对我来说，可能记忆更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自己去甲板上拍风景照，那天天气很冷，甲板上结了冰，一个浪过来，我脚下一滑，人就失去了平衡。捕捞船上的栏杆空隙特别大，足够一个成年人掉下去，幸好我当时用手撑住了，才没继续滑。如果真的出去了，当时甲板上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看到我，那我会不会就这样消失在北冰洋里，直到冻死也没人发现？
在捕捞区停下作业的时候，船周围全是海和浮冰，除了这些就空无一物，船上说，这片捕捞区也有其他船在作业，但我从没见到过他们。世界真大，而我们如此渺小和孤独。没有人能靠这种虚无的景色和孤独感成天在工厂里捕蟹杀蟹，真正坚持下来的动力，还是钱。
现在回想，船上和陆地上的不同，一早就显现出来。
刚到挪威的时候，我去酒店打工，第一周，只要碰到稍微忙一点的情况，同事们都过来问我，你OK吗？你还好吗？如果有不会的地方，你就告诉我，我们都可以来帮助你熟悉流程。一次酒店承办宴会，我想要临时去帮其他组的活儿，同事叫住我，说不要抢别人的活儿，老板雇我们工作，不是让我们来逞能的。还有一次，一位朋友中午来看我，我们要一起去吃饭，我担心下午不能及时回来，扭扭捏捏地跟领班说我有事要去银行，会耽误一会儿。但后来，我发现，有朋友来看你，你们要外出吃饭，这是非常正当的请假理由，根本没必要撒谎。
在船上，这些陆地上的规则都不成立了。出海参与捕捞应该持有海员证，但我没有，也让我上了船。船长拿了好几张表让我填，全是挪威语，我看不懂，手机上的中文翻译也不准，我就翻译成英文对着填。不是母语，我没反应过来，其实现在一想，里面有个表的内容大概就是「如果意外出现，我的责任有哪些，紧急联系人是谁」，就是一份现代生死状，而且如果我表现不好，他们可以随时开除我，但我不能自己说走就走。
挪威还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环境法》，里面明确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不得超过9小时，但根据船上的轮班制，在周期为三个月的捕捞季里，所有人每天的工作时长都是12小时，并且只有半个月一次的靠岸卸货才能算真正的休息日。
船上有个男生，和我一样头一次上船，因为觉得生活太苦，甚至编出了「父亲去世」这个理由要下船。他趁一个休息空隙去找船长，脑子里满满当当装着我们帮他想的话术，但船长只是生硬地回复他，这里大概率叫不到船，我可以帮你试试，但不一定能送你回去。后来我们意识到，船长大概率都没有想过帮忙打电话。
在工作压力之下，所有的平等用语通通不存在，船上提示不要往厕所扔杂物的标语牌，上面写的全是「乱扔的是婊子」，完全不会考虑女船员的感受。而组长的权力渗入到细节——他决定了你能不能有额外5分钟的喝咖啡或者上厕所的休息时间。如果慢了一点点，他就会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我们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更加手足无措。
工作之余，我和几个相熟的饭搭子同事鸣不平，我说这是赤裸裸的剥削！但他们只是笑笑，跟我说，欢迎来到船上，这里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真正的矛盾爆发在我轮岗到打包的一天，我已经工作了6个小时，马上就到换班的时间。我准备离开，来接班的人却把我喊住，他是个东欧来的移民，只会说俄语，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也没往工作上想，因为挪威一向是到点下班，从不加班。见跟我比划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就喊来了之前叫我China girl的组长丹尼斯，也是东欧人，但懂英语。
丹尼斯听完他说的，直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我应该把手头上的做完再离开，船上没有人到点两手一拍就走人的说法。我解释说，我知道换班容易出现到点但还没做完的情况，所以轮到我的时候，都是提前10分钟来接班的。我没有要求提前下班，只是想准时下班，为什么就不可以？结果丹尼斯说，哪个人看到了你每天提前来？我指着工厂四周的监控说，你有本事去核对，这可都录着呢。他发现说不过我，把我最后打包的一筐螃蟹打翻，说这活儿做得不达标准，让我留下重做，直到他满意为止。
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这三年来哪里受过这种气？我捡起几只螃蟹就砸到了丹尼斯脸上。他可能从来没碰到过敢如此挑衅组长的工人，一时没反应过来。我砸完了就往外走，但越想越不解气，又折返回来，对着他大骂！
从China girl开始，丹尼斯这个人就让我很不舒服。在我刚上船的时候，他明明刚喊完我China girl，又用「扣你几哇」、「萨瓦迪卡」跟我打招呼。我说我是中国人，我们说「你好」，不说这些，他点点头好像知道了，下次还继续，并且问我，你们是不是真的吃狗肉？
扔螃蟹之后，还有一次，我们又吵了起来，这次我直接提，你就说你是不是种族歧视？他一脸难以置信，我继续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你就是想过瘾，但你找错人了，我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他上手推我，我大喊，你不要碰我，我会告你性骚扰的。听到这句话，丹尼斯立马收了手，表示他没有这个意图。
事后，好几个同事问我，你不怕之后被他找麻烦吗？他们中甚至有人开了赌注，就赌丹尼斯一定不会放过我，他会想方设法找茬，赶我走。我反问，为什么你们不回击？我工作做得很好，螃蟹排列得整齐，打包速度也很快。我继续说，我就赌他绝对不敢再跟我闹事。
果然，丹尼斯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一看我不是软柿子，他就放弃了拿捏我。发现丹尼斯有意无意开始避免跟我正面冲突后，我还会反过来挑他的刺，一看到他在室内抽烟，我都会很大声说，这里不让抽烟，你看不见？
在船上，我每一次顶撞丹尼斯，都没有人帮过我，从来都是我自己和他吵。船上白班东欧移民多，相互用俄语交流，他们很听丹尼斯这一套。我在的夜班说英语和挪威语的人多，但大家也都默默遵守着这套权力结构。
有人还会成为这个庞大结构中的一环。船上还有个泰国面孔的女孩，相比大多数只是兼职来捕蟹的船员，她是少数全职出海的人。丹尼斯也喊她Thai girl，不知道她心里讨不讨厌，但在表面上看，她好像不在意。她甚至学着丹尼斯，用他那一套打压别人，碰到手慢的，她总是很大声地嫌弃别人拖了她后腿。
她确实比别人做得好，我的打包技巧就是她教的，她告诉我，打包的时候盒子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最后一层的螃蟹铺得很整齐，这样翻过来后是第一层，至于剩下的几层，都是藏在中间的，保证重量就行，不必太在意排列。这样一套下来，她一直是打包最快的人，组长和买家验收，她的盒子也最漂亮。
我和她聊天，她说她叫苏芮，上小学的时候跟着妈妈改嫁一起来的挪威。后来，家里新的孩子出生，她就独立出来自己生活。因为同样在这里属于少数族裔，我能理解她一些微妙的想法，她可能也比我这种做兼职的更需要一种认同感，哪怕丹尼斯和船长都没有正式给予过她任何实质的领头或者组长身份。
我问苏芮，你觉得你的母语是泰语还是挪威语？她说，我刚来的时候，根本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但现在，我觉得我和其他挪威女孩没有任何区别。在餐厅，她不和我们夜班说英语和挪威语的人一桌，本地人都暗暗不太待见她，觉得她对其他同事太苛刻了。所以，她和白班的东欧人坐在一起。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真的受到了认同，那是不是也不用特意强调「没有任何区别」?
至于其他的同事，有一个人跟我解释，他一直都做的是蓝领体力活儿，如果在这个行业里你去顶撞上司，会显得你特别不专业。在我前几次和丹尼斯吵完之后，他们会逗我开心，说没事，我们晚上回去帮你用皮带勒死他。但我们都知道，不会有人真这么做。
这艘船每年捕捞季出海3个月，我在中间靠岸卸货的时候上船，到下船，一共呆了一个半月，每个月最后一天发工资，我一共赚了税前20万克朗，折合人民币大概13万。听说今年蟹的价格还不错，等6月结束，也就是第二个季度末，应该还会收到更多的分红。这些钱我都存着，可能会换一个新沙发，再买一台新手机。这笔钱其实几下就用完了，挪威物价太高，并不敢指望有多经用。
在船上，所有人都告诉我，他们跑过很多船，但别说中国女人，他们连中国人都没见过，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做这个的中国女生。一个半月熬到头，我感觉好像过去了半年，时间显得很漫长，下船回家一称，我瘦了10斤。
有了这一次出海的经历，我和其他渔夫聊天也有了切实的概念，才知道正常的捕捞季应该是持续5个月，我们船相当于压缩了工期，而这个就要靠压榨捕蟹工人实现。和更多人聊过后，我才知道，他们都管我上的这艘船叫「海上监狱」。大家也都感慨，在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的海上，谈进步和文明确实不易。
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发在网上，也有网友提醒我，说你遇到极端情况千万别这样，万一真报复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也有点反思，自己是不是有点冒失？但我心里又还抱有希望，摄像头和法律都会帮助我。
回到陆地后，我找了一个旅游业的工作，现在中国人又开始出门旅行了，挪威公司都在恢复两国往来的业务。面试全程，没有人问我婚育问题，所有的福利和假期还是按国家标准来。
我刚来挪威的时候，不会说挪威语，邮件和电话都说不明白，如今，我的挪威语还是那样，但既然电话说不明白，我就自己准备好简历，直接找到人家公司推门自荐。现在我已经坐在了办公室，每天早8晚4，一个月有5万多克朗的工资。每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会跟自己说，还有什么能比捕蟹更难呢？你看你捕蟹都坚持下来了，你干这个肯定也可以。
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完全习惯和融入这里，比如我到现在还是个中国胃，老家在贵州，我必须每顿都要吃点辣的。平常下班，我也总要去移民们开的中东超市，里面有个小小的亚洲区，能买到李锦记的酱油和蚝油。在办公室，大家聊到什么小时候看过的东西，我也参与不进讨论，当然我的一些梗他们也听不明白。但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办公室坐着各个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人，大家彼此不懂，但起码愿意倾听。
这几天，我收到一个网友的私信，他是在非洲做捕捞的，因为我在帖子里提到我觉得挪威捕蟹是压榨，船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用到现在。他告诉我，比起80年代的挪威船，他们现在用的船还没有这艘条件好。在非洲，有船员每天工作更多的时间，赚比我们零头还少的钱，安全也更没有保障。据那位网友说，如果在船上起了冲突，严重的话，一个人是真有可能被另一个人扔进海里。而挪威船上虽然一堆问题，但起码招人时男女都要，还是给了更多人获得收入的可能。听到这些我又有点感慨。
最近坐在办公室，我又重新想起海上的日子。上一次我带去的耳机都不是降噪的，如果下一次去，我应该准备更好的耳机，再下上一堆小说去工厂听。我是一个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相比之下，我会把上一次的一些状况归结为我没有概念，也没完全准备好。更重要的是，在挪威捕蟹，已经算是行业里有尊严的情况了，付出和收入成正比。工作中的尊严、体面、平等，在很多地方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但起码在我的努力中，还能自己争取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