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就包括流传千年的经典《道德经》，分甲、乙两个版本。经整理复原后人们发现，该版本与我们平常所读的《道德经》，存在数百处差异，部分差异甚至是颠覆性的。
比如传世本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却是在篇中靠后的位置，而且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再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器晚成”，帛书本是“大器免成”。这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以及学界持续的研究与讨论。
仅仅只有帛书版，我们还无法在版本溯源上去作一些十分确定的论证，但随后又有汉代甚至战国时期的古本问世，那么我们追求无限接近原貌的《道德经》版本就成为一种可能。
读经首先要正本，我们要读的是更接近原貌的老子著《道德经》，这样才能真正探索到老子的精神世界，了解中国道家文化的真实面貌。古籍勘校首先要寻找最可靠的底本，《道德经》版本众多，这里我们梳理了几种最具参考意义的版本。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出土的帛书中有两个版本，用两种不同的古隶书抄写，原整理者把字体较古的一种称为甲本（本书简称帛甲本、甲本）， 另一种称为乙本（本书简称帛乙本、乙本）。
甲本不避汉高祖刘邦讳，抄写年代至迟在刘邦称帝（公元 前202年）之前。乙本避刘邦讳而不避刘恒讳，抄写年代当在 汉高祖即位与汉文帝即位之间（前 180 年—前202年）。出土时丝帛已有破损，文字多有残缺，乙本5467字，甲本 略少。帛书甲、乙本均无书名，仅分为上、下两篇，甲本无篇名， 乙本上篇名为“德”，下篇名为“道”。
2. 郭店楚简本《老子》（本书简称郭简本）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墓葬时间约为公元前300年左右，墓主人是一名落魄贵族。竹简老子共71枚，整理者根据竹简的形制、长短分为甲、乙、丙三组，共存2046字，约相当于传世本篇幅的五分之二，与传世《道德经》的31个章节内容相近，其中甲组与丙组有一段内容重复（传世本第64章）。郭简本约抄写于公元前350年—前300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其抄写来源似据几种不同版本，也有学者认为乙组和丙组的内容为传、注（即带有评注的注本），而非经（即原经文）。
3. 北京大学藏汉简《老子》（本书简称北大本）
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是继马王堆汉墓帛书及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之后，第四个重见天日的简帛《老子》古本。全文5300余字，用典型的汉隶文字书写，残缺部分仅60余字，为当今保存最完整的简帛《老子》古本。
其抄写时代应为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与前面三个古本不同的是，北大本开始将全文做了分章处理，共77章，与传世本81章不同，同时竹简背面题有“老子上经”“老子下经”篇题，“上经”对应传世版“德经”，下经对应“道经”。其前后顺序与帛书一致，其文本形态介于帛书本与传世本之间。
4. 传世王弼注本《道德经》（本书简称通行本）
目前流行的大部分传世版本都是以王弼注本为底本。王弼是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曾为《老子》与《易经》撰写注解，一直流传至今。自隋唐以来，王弼注本逐渐成为最流行的传世本，流传至今的王弼注本原文字数5162字，分《道经》《德经》两部分共81章。
王弼系统的本子现存最早刻本为明代张之象刻本，今日流传的版本多为清代浙江书局的翻刻，较张之象刻本已有很多讹误，若能追溯王弼古本，恐怕讹误只会更多。
据明清时代的经学家考证，宋代时，王弼古本就已很难见到。据传王弼古本既没有分章，也无上、下经之说，书名也仍旧是《老子》，这样说来，其文本形态又与帛书颇为接近。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古本与今传世本有巨大差别，这也是我国古籍传承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5. 传世《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本书简称河上公本）
河上公本是另外一个流传度较广的传世本。河上公，姓名不详，正史未见载，最早仅见于东晋志怪小说《神仙传》，小说中的身份是个得道之仙，曾为汉文帝讲解《老子》。该本可能出于六朝人的伪托，借河上公之名。
河上公注中多有神仙思想，多被道教人士和底层民众所推崇，王弼本则广为文人学士所喜好。这两个版本在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互相影响，其原经文都早已失去各自的原貌而趋同，今之传本篇章结构同为81章，字数略少于通行本。
其他一些重要的版本，如唐代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以及敦煌手抄本，还有一些如《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中对老子原著的引文，对我们的勘校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通过对这些重要版本的梳理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可以推论出《道德经》文本发展的一个大概历程：书名上，在汉代及之前，人们称之为《老子》或《老子经》，随后出现《老子道德经》这样的称呼，人们习惯称之为《道德经》可能是隋代之后。
那么在篇章上，帛书版应该是保持了原书的结构，“道德经”的称谓当然跟上、下篇的调整次序相关，整理者们可能出于“道为上”的逻辑将下卷挪到前面，如此，则有了“道德经”之说。也可能先有了“道德经”的称谓，后人基于此称呼强行对调了上、下篇。
需要说明的是“德”篇、“道”篇取名，用的是很常见的取句首为名，“德”篇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故取篇名为“德”；“道”篇第一句是“道可道也”，故取篇名为“道”，并不是说道篇就是讲道，德篇就是讲德。
而对原经文进行儒学化的改造则始自战国，成形于六朝。
版本比对
近年来，基于早期古本的相互印证，因后世的改造而导致如今的通行版离老子原著相差甚远，以及帛书《老子》作为“最接近《老子》原貌的版本”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们的认可。我在作品《帛书老子注读》中曾用帛书本与通行本进行对比，指出了影响文义的140处重大不同，这里结合其他几个重要古本，列举部分异文供读者参考。
1. 本书第3章，通行本第41章
帛乙本：上士闻道，堇能行之。
郭简本：上士闻道，堇能行于其中。
北大本：上士闻道，堇能行。
通行本：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帛书《老子》出土以后，帛书整理小组和高明均把“堇”读为“勤”，不过有专家认为，帛书本的“堇”不应从世传本读为“勤”，而应读为“仅”，义为“少”。因为通行本“勤而行之”，有“为”的痕迹太浓。“堇能”，即用尽所能，和“勤”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全心全意投入而发挥全部能力，一个只是不闲着，却不一定是全力投入。
不用心的活动也可以是“勤”，但绝不是“堇能”，“堇能”必须集中全副心神才可以。所以很多“勤”的行为是高频而低效的，但“堇能”不是。这里使用“堇能”，强调的正是行道需要全心全意的“高能”投入，而非低能“高频”。
行道并非易事，所以才需要毫无保留地发挥全部能力而行之，而只要产生了丝毫的怀疑，便不可能再结聚全副精神，做到尽其所能了。因此“堇能”的前提，便是笃信不疑。从上士的“笃信不疑”，到中士的“半信半疑”，再到下士的“完全不信”，这种递降的次序，就非常合理了。
2. 本书第3章，通行本第41章
帛书本：大器免成，大音希声。
郭简本：大气曼成，大音希声。
北大本：大器勉成，大音希声。
通行本：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北大本的“勉”通“免”；郭简本的“曼”为“没有”的意思，通“无”。都是没有的意思，所以“大器免成”，可以解释为最大的器，是不会固定成型的。因为“成”也就意味着完结，就此固定下来，失去了更进一步的可能，便不能称之为大了，和“大成若缺”是一个道理。
同时和上下文“大方无隅”“大音希声”相关联，最大的方正不会有边角，显现出边角，也就意味着到了边缘，不能更大了。最大的音律不会以声相和（天籁无声）。此前我们常用“大器晚成”来励志进取，而帛书本一出，才知完全错会了老子之意。
通过切磋、琢磨而成器，越精细越晚成，可所成终也只是人为之器，人力有时穷。天成之器方为“大器”，而此等大器都不是人力能造就的。那么，如何才能接受“天”的成就，如何才能承接“道”之伟力的塑造？道家总结出两个字——自然。
3. 本书第3章，通行本第41章
帛乙本：天象无形，道褒无名。
郭简本：天象无形，道□□□
北大本：天象无形，道殷无名。
通行本：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前面一句，《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作此说明：“‘天象’，郭简、帛乙皆同，传世本作‘大象’；‘天’‘大’二字形近易混，此处仍应读为‘大象’，但由简帛古本观之，‘大象’写作‘天象’由来已久。”
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提出了相反意见：“‘天象’，郭简、北大本同，传世本作‘大象’。高明以帛书乙本‘天象’为‘大象’之误，《北大》也认为‘天象’应读为‘大象’，但刘信芳、廖名春等据郭简认为‘天’字不误。今按：《老子》的‘大象’是指‘道’，下句既说‘道殷无名’，此处似乎不应重复讲‘大象’（即道）如何，三种出土本皆作‘天象’绝非偶然。此句应是说，天本身的状貌是无形的（当相对于悬于天上的日月星辰等天体之有形而言）。”
后一句，通行本改为“道隐无名”。如此则道学成为隐学，被排除主流学术之外。自独尊儒术始，道家学术被归为隐学之列，老子也成了“隐君子”，其学也成了“以自隐无名为务”，堂堂黄老治国之学，却被淡化成了山野隐君子专用，沦为无用玄谈之学。
“道褒无名”，指道的广大没有任何名、任何誉足以加之，因为天地万物无不沐浴其福泽之中，这才是最大的显扬，又怎么能说是“道隐”呢！“道隐无名”，表示隐藏起来连名字都没有，与“道褒无名”刚好完全相反。
北大本作“道殷无名”，“殷”为盛大，和“褒”广大之义相同。帛书研究组注：“‘褒’义为大为盛，严遵《道德指归》释此句云：‘是知道盛无号，德丰无谥。’盖其经文作‘褒’，与乙本同，经文后人改作‘隐’。‘隐’，蔽也。‘道隐’犹言道小，与‘大方无隅’四句意正相反，疑是误字。”
4. 本书第12章，通行本第49章
帛书本：圣人皆□之
北大本：圣人皆晐之
通行本：圣人皆孩之
此处异文帛书本残缺，北大本为“晐”，通行本改“孩”，目的大概在于树立官如父母民如子的架构，从而统一忠与孝的体系。过去的注释纷纷释义为圣人怜爱百姓，以无识无知之孩婴养教之。“孩之”，即把百姓当成婴孩来对待，甚至有解为让百姓耳目闭塞回复到婴孩状态等，以至于被指为是老子的愚民政策。总而言之，是从古到今的“长官如父母”之尊卑等级思想在作怪。
上文讲圣人的状态是“恒无心”“德善”“德信”“歙歙焉”“浑心”，这都是老子所说“复归于婴儿”而具备的德行。因此，并不是圣人把百姓当成婴儿对待，而是圣人就好像婴儿（笑着）一样对待百姓，无私，无欲，不别，不害。
王弼认为是圣人令百姓“和而无欲，如婴儿也”，但首句讲“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百姓是有心的，而圣人是无心的，所以如婴儿的是圣人，并不是百姓。传世本中的“孩”字，北大本作“晐”，指日光普照，表示兼备、包容之义，正与本章文义相合。
5. 本书第13章，通行本第50章
帛书本：陵行不避兕虎
北大本：陵行不避兕虎
通行本：陆行不遇兕虎
此处异文，二者意义差别很大。“不避”是根本没想着躲避，“不遇”则是处心积虑不要遇上，完全是两种语境，两个境界。如《韩非子·解老》：“兕虎有域，动静有时，避其域，省其时，则免其兕虎之害矣。”通过了解兕虎的习性，尽可能避开它，就能免于被其所伤。相比之下，王弼的注解更具深意：“善摄生者无以生为生，故无死地也。”善于养护生命的人，不以奉养生命为务，因此才不会陷入必死之地。
王弼以鹰为例，鹰本来筑巢高山而无生死之患，却因为想要吃到更好的食物而被人捕杀。所以在山陵与战场之中，一心想要更好地保全性命，反而往往很难保住性命，因为“生生”之念一旦产生，对失去生命的忧惧一旦萌发，自己圆润无缺的精神状态就会被打破，有心刻意保存生命，反而导致行为失去了自然，危险也就紧随而至了。
6. 本书第27章，通行本第64章
帛书本：百仞之高，始于足下。
北大本：百仞之高，始于足下。
通行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此处通行本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种改动弱化了方向的选择而强化了行动的实施，类似于把驴子蒙上眼睛而告诉它只管前行。“百仞之高，始于足下”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讲的是高低，一个讲的是远近，看似无差，其实不然。
“百仞之高，始于足下”，说的是“高以下为基”的道理；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的却是“小积累成大”的道理。后人又由此引申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样的劝进励志之说，与《道德经》要义毫无关联，甚至完全相悖。
《道德经》从来都是讲小生大、无生有，而不是小积累成大，有积累成多。正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说的是大树生发于微小的萌芽，而不是说微小的萌芽积累成大树。
生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万物必符合于道才得以生，因此生长是有方向的，“百仞之高，始于足下”正指明了方向。而“千里之行”却并没有方向，只是告诉你要勤劳努力多走路。然而，选择的方向一旦错误，千里万里都将毫无意义。因此圣人从不推崇堆积，追求的是损之又损的无为境界，持守的是内心无染的清虚之德，唯道是从而已。
7. 本书第45章，通行本第1章
帛乙本：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
北大本：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有玄之。
通行本：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
通行本的改动，直接把“道”的概念玄学化，把道学同于玄谈之学。“异名同谓”是指名称不一样，可讲述（呈现）的道理是一样的，表示“两者”都遵循同一个原理在运作。“玄之又玄”，表示这个原理运作时的形态。
而通行本修改之后，这个原理被忽略，直接把“两者”变成了“玄”，把道学变成了玄学，“玄之又玄”成了神秘玄虚的代名词。从此，“道”被蒙上一层无法揭开的面纱，变得可望而不可即，越发与大众远离，遂成遁世无用之学。
8. 本书第58章，通行本第14章
帛书本：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
北大本：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通行本：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很多学者认为《道德经》是复古之说，甚至是要复古到原始社会。这种荒谬言论的根源，便在于此句的改动。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评价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与时迁移，是说道家之术随着天下时势的变化而发生迁移。应物变化，是说道家之术应对不同的事物使用不同的方法。立俗施事，是说道家之术根据现有的风俗、习惯而制定措施。无所不宜，是说道家之术因为其“顺势变迁”的核心而无所不适。由此可知，“今之道”才是道家推崇之“道”。
将“执今之道”改作“执古之道”，一下就把道家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顺应自然，变成了“拘泥古法，复古为用”的固执守旧，严重破坏了全文主旨，违背了道家思想要义。既然推崇随机应变，因时因地制宜，那么自身就不能拘泥不通，不能固定形迹，不能用条条框框来限定自己，我们也可以据此来反推前文的“大器免成”才是道家宗旨。不要让自己固定成器，才可能做到“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
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列举，仅此可见，后世对《道德经》改造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些是讹误，更多的是儒学化的改造，使之符合整理者的认知范围以及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这种改动对老子思想的传播无疑造成了诸多障碍，这也是我们致力于推广帛书版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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