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意志”营长

奥托·恩斯特·雷默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代表着典型的德意志人。虽然家庭并非容克贵族，雷默却从小立志成为一名军官。他参军的年代几乎与希特勒掌权的时间完全吻合，因此，雷默一开始就置身于纳粹主义的军事环境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雷默先后参与了入侵波兰、法国和巴尔干战役。他在“巴巴罗萨”行动期间已被提升为少校营长。但是直到1943年，雷默在与敌军对抗时受伤，被送回德国本土接受治疗。康复后，他被任命为“大德意志”警卫营的营长。

这支部队最初是魏玛共和国国防军仪仗队的前身，之后专门负责护卫德国诸多地标建筑和关键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勃兰登堡门、总统府、军事法庭和国防军总部。

当然，这些机构也拥有自己的防卫力量，比如希特勒身边设有“元首警卫营”，这组部队实际上更像是负责守卫的门卫。

尽管如此，这支部队与各机构甚至元首身边的卫队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处于一个关键位置。雷默就是因为身处这种环境，被卷入了政变的漩涡中。更为重要的是，雷默在这一场景中扮演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角色。

惊人变故

1944年7月20日，对雷默来说是个平凡的日子，在柏林这座城市里也并无显著不同。然而，“狼穴”却在这一日经历了自建成以来的首次遭遇袭击。德国英雄施陶芬贝格在这天做出了伟大的尝试，试图刺杀希特勒。

可惜的是，希特勒在那次暗杀中并没有丧命。尽管刺杀未能成功，但并非意味着政变宣告失败。这是因为柏林警备司令保罗·冯·哈泽中将也参与了政变行动，他的地位至关重要，在柏林所有的军事力量中，理论上都听从保罗中将的指挥。

这个位置相当于古代中国御林军的职责所在，与元首的距离最近。只需得到他的命令，要么逮捕，要么处决希特勒集团的核心成员，政变仍有可能成功。保罗中将果断行事，即刺杀后立即命令雷默率领其部队逮捕了戈培尔。

当时，保罗并不确定希特勒是否已经死去，他只是按照计划执行，无论希特勒的生死，戈培尔都必须被抓捕。然而，戈培尔比保罗更早得知了真相，同样存活的国防军最高统帅凯特尔向戈培尔透露了希特勒仍然存活的消息。

戈培尔原本已准备自杀，但随着局势的转变，他立即放弃了这一念头。然而，就在他准备掌控柏林大局之际，雷默率领手下已然来到戈培尔所在地。

雷默其实完全被蒙在鼓里，他不属于政变团体，也不知道720政变已经爆发，他抓捕戈培尔只是机械地遵循命令而已。

然而，戈培尔认识雷默，了解他与自己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于是当雷默到达他的办公室时，戈培尔邀请他接听一个电话。雷默照做后，却感到震惊不已。

希特勒亲自打来电话，向雷默说明了情况，并告诉他他现在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他才能阻止国家的崩塌”。电话那端正是希特勒。

雷默在电话通知中被即时晋升为上校，并获得了在抵达柏林的希姆莱之前担任全城最高指挥官的授权。接着，雷默下令让整个营的士兵在戈培尔面前垂手立正，一同聆听戈培尔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在鼓舞士气之后，雷默下令手下的部队包围了柏林警备司令部，即政变者的总部。

最终

雷默的军队已在7月20日晚上8点将警备司令部团团围困，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忠诚派与政变者激烈对抗。到了晚上十点，雷默的军队成功闯入司令部，将政变首领施陶芬贝格等人一并擒获。

然而，德军大将弗洛姆被迫参与政变，为了自保却不得不强行枪毙了施陶芬贝格等人。然而，尽管这一举动并未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仍在1945年3月不幸被希特勒下令处决。与此相反，雷默则在二战末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成为了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

1945年，雷默在美军抓获。然而，考虑到雷默所犯罪行仅针对德国国家，与盟军及苏军无直接冲突，故他于1947年获释。获释后，雷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家乡创立了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帝国党”，其结构与纳粹党颇为相似。

然而，这个党派很快就被西德政府取缔，甚至连雷默本人都被西德政府通缉。但雷默却设法逃到埃及，在那里与一些纳粹支持者结成了纳赛尔的军事顾问团。鉴于雷默坚定的反犹立场，曾一度被誉为“阿拉伯人民的挚友”。

雷默于80年代重返德国，试图策划组建类似纳粹的政党，却再次遭到西德政府通缉。然而这一次，雷默得以逃亡至西班牙，直至老年。他毕生未曾放弃对纳粹主义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