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翁要发芽》是李宏伟2023年的长篇新作。小说有如搭建起了一个沉浸式舞台，将军、卫队长、市民、匪帮、大统领等一干人在此进行着“情势表演”“立身表演”“辩解表演”和“劳作表演”。如作家自己所说，关于其写作与故事场景常用的两个词“思想实验”与“平行时空”依然可以用于这部小说。不过，如果对李宏伟的创作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便知道，与本就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平行蚀》《国王与抒情诗》《灰衣简史》等文本相比，《信天翁要发芽》的文体实验性和指喻性更强。毋宁说它是一组诗或四联画或四重奏，磅礴的修辞，精妙的喻象，准确的铺展，共同构成了指涉丰赡的寓言。小说的语言颇见功力，以“情势表演”为例，其中的“将军的话：唯有表演。唯有恐惧”“被书写的，不被书写的”等篇章在诗性修辞和哲思内涵的融合上堪称完美，穿透力极强。小说的简朴陈设与丰富内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如《狗镇》的美学结构。其所涉的表演行为又有着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的精髓。戈夫曼运用戏剧模型来阐释“大戏院”（社会）中的“表演者”（个体），指出当自我通过“表演”来导引他人的“印象”时，会有意无意地在行为中注入符号以提纯事实，最终“个人”与“角色”、“真相”与“表演”杂糅难分，这一揭橥堪称精准且颇具“元理论”意味。当然，《信天翁要发芽》不仅仅是“表演”，它既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生存镜像，也展开了繁复人性的一场场“大戏”，还有人们无力与现代性博弈的悲剧命运。而“看”与“被看”、“规训”与“被规训”等二元关系形塑的权力秩序和话语结构，则在叙事诗学的托举下得到了更生动、更有力的书写与评判。

——曹霞

“看与被看”模式是《信天翁要发芽》给我的第一印象。作品四部分表演都是对“将军”带领和统治下的城市历史的一种想象。整部作品由“将军说。你，率先表演。”这第一部第一节的唯一一句话开启，在“将军”的权威目光中，众人围绕“将军”进行着各式各样的表演，成为了被“将军”观看的对象。作者喜爱使用多人称独白，多个声音的表演者的加入就像众声喧哗的历史中真实发生的境况一般。此外，作者操控信息的能力很强，他将有限的历史信息打破成多个零碎的部分与片段，再按照独幕剧多个表演的形式进行拼凑，形成了从宏观到微观，从集体到个人，从抽象到具象，从有限到无限，从激情性到悠长感的历史的不同侧面。读者得以借助作品中那些零碎的只言片语、个人经历、事件片段，拼凑出所谓真实的历史。此时，在读者的视角中，权威的“将军”也成了与众生一般的、在那段历史中被读者观看与建构的对象，没有一个人物有名字，他们都成为了为这场名之为“历史”的演出所需要的各类身份、职业的象征符号。在语言方面，作者将中国式的话剧、戏剧腔转化为了小说的叙事语言，因此，《信天翁要发芽》读起来给人一种庄重感，与作品彰显的历史厚度融为一体。

在这场表演当中，我也注意到了“看”与“被看”的问题。但和鲁迅的“看”与“被看”主题不同的是，《信天翁在发芽》中的“表演”是主动的，表演者在“被看”中完成了对历史与他者的叙述，同时也充满强烈的自我审视。在前两部分中，对于将军及城市历史的赞美过程正是重新整理记忆的过程，在这个缺乏时间与空间的叙述当中，“将军”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坐标，尽管赞美者不断否认这种赞美的个人崇拜性质，我们仍能从言语中把握端倪。整个城市正是以“将军”为中心构建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团结的乌托邦”。在这种强烈的崇奉情绪之下，那些略显不合理的行径都被掩盖，记忆与真实似乎是在外部强力下进行的自我监视与建构，城市正如福柯所言成了一座“全景敞视监狱”。

除了个人记忆之外，书面记载也是城市历史承续的重要方式。“历史是被书写的，神话是不被书写的”向我们传达一种隐秘的规则，然而不被书写的并非神话（匪帮统治下的笑脸、将军开枪的副作用、时间的短暂等等），却是真实的历史。权力对个人记忆以及书面历史记载的插手，都是主观的真实。从这个层面来讲，《信天翁在发芽》中没有边界的漫长时间，就有了一种抽象出来的普遍性意义。既然一切都只是“表演”，探讨真实的存在与否及如何存在就成为作家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表演”固然是“假象”，但也不经意展现出被禁锢的“真实”。李宏伟指出：“人不能只靠表演活着。最伟大的演员，都必须要有不考虑观众的时刻，才可能不因为一直绷着而断裂。”也许，“垫场”的表演痕迹渐趋减弱，正向我们传达着作者这样一种观念——只有落脚于实地，我们才能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才能生根发芽于真正的真实。

“表演”是谈论《信天翁要发芽》不可绕开的一个主题。《信天翁要发芽》是一场呈现在纸张上的表演，演员、故事、舞台、观众在虚构的文字中各就各位。随着将军一声令下“你，率先表演”，众生随之喧哗，足之蹈之，在世上发芽、在事上发芽、在时上发芽。

李宏伟敏锐地捕捉到了表演之于生活实乃压力之下潜意识的流露，也就是说，每一场表演，“演员”都对那不可言说的“在场者”心知肚明。在“情势表演”里，将军身处“观众席”，市民们笼罩在其威压之下，“所有的言行举止，都必须当场得到检验，被认可或被否决”，表演极尽浮夸高扬之能事；在“立身表演”里，将军病危，权力的变更举棋不定，市民在卫队长的带领下共商将军尊号，时局微妙动荡，市民表演的投入程度举棋不定；在“辩解表演”里，随着将军的时代落幕，故去的亡者以独白的形式道出历史幽微；在“劳作表演”里，石榴街区的市民们呈上绵延的劳作……随着外部压力逐渐褪去，或者说，随着观众逐渐隐退，每个人都更加无意识地进入到自己的角色中去。表演的最后，专门的观众已然消失，每个人在表演的同时，也彼此见证、观赏、施加冥冥之中左右他人的的意念。

“直播”是随着互联网普及而逐渐兴起的概念，这部小说将生活视为一场直播，通篇却不见电子产品的影子，但有人在暗处窥视的紧张感仍如影随形。其实，“直播”一直存在，“表演”也一直存在，只是电子产品将众生习焉不察的处境加以提纯和显现。李宏伟没有在新潮概念上生发富于未来气息的科幻图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故事背景悬置在不够现代的城镇，从而把新兴的事物沉入历史的经纬，仿佛在说：从来如此，一直如此。

为什么要写表演？当人们都在极力发掘生活中的真实时，这部小说提出另一种假设——生活的底色就一定是真实吗？当人们极为敏感地捕捉到“观众”、大部分时间都自觉地进入“角色”时，表演为什么不能成为生活的另一重本质？

我也关注到“表演”的主题，想谈一谈“权力”在表演中的操纵性。小说《信天翁要发芽》通过“情势表演”“立身表演”“辩解表演”“劳作表演”拼接起一座城市的历史，其中每一场表演都受到同一种力量的操纵，那就是“权力”。作品中，权力带来的压迫感有强弱之分，表演的呈现也有所不同。

在“情势表演”当中，将军掌握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无处不在的卫队”“镜子”等凝视手段被不断强化，辐射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市民的表演看似声势浩大，实则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对将军的溢美之词。在“立身表演”当中，将军隐去，卫队长既作为将军权力的代表出现，其自身也受到权力的压迫，与之相对应，表演的范围缩小至会议室这一封闭的空间当中，呈现为卫队长与法官、画家、金融家等人的双向表演，主体的不同声音开始得以显现；在“辩解表演”当中，将军和代表将军权力的实体消失，压迫感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表演转向个体内心的隐秘角落，主体自我的声音进一步凸显。与前三场表演构成对照，在作为“垫场”的“劳作表演”当中，作者营造出一方不受权力辖制的“世外桃源”，人们无需表演，回归到最本真的生存状态。

李宏伟以天马行空的想象编织出四场表演，这些表演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却包含着对“权力”问题的深刻体悟，引发读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无所不在的表演中，我们何以找寻“真我”的一面？

《信天翁要发芽》是一个富有寓言和神话色彩同时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人类故事”。李宏伟说：“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体会是戏剧可能不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人面对他人以及在他人之中的自己，可能是从外在的映照中寻找自己。所以我一直在写作中尝试引进戏剧的一些方式。”这也是我阅读这部作品感悟最深的地方——一旦生活处于被观看的情况下，生活便变成了表演，便不再是完全的真实了。作者选择用独幕剧作为小说的外显形式，既然是“表演”，每个人都可以带着自己的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身不由己的事，由此带来许多虚假的、夸张的成分。了解“表演”这一核心结构形式之后，就能从另外的角度思考这种表演，赞美和敬意到底是装腔作势还是发自内心，能写出的都是虚假的，不能写出的才是真相。文章的最后，小屋被火焚烧，两只信天翁冲天而起，并留下了三句密语：“人在事上发芽”“人在世上发芽”“人在时上发芽”，摆脱了无时不在的观看，才能真正从“表演”变为“生活”，实现真正的自由。

小说的叙述不以情节的连贯为追求，却将文本视作一场游戏，而使这场游戏进行下去的规则正是表演。可以说，文本所构筑的世界是一个问号，这个大写的问号针对的是高压之下人们的生存处境及出路。“垫场”中类似编年体的结构，是以更微观的视角反观将军时代下平民的日常。其中出现的对某某号家庭的追踪式报道，也暗示着家庭作为最末端的集体，既是个体最后的避风港，也是历史中无力的结构性存在。小说也以象征的手法穿插进丛林之主狮子因自认丢失了无人目击过的王冠而举国迁徙的事件，为丛林和城市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空间揭示出其内在的同构关系。

我想从小说与影视的关系来谈谈《信天翁要发芽》。可以说，《信天翁要发芽》是由四场表演构成的一场盛大的“楚门秀”。小说中的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片场，内部形成了一个由导演、制作团队、主角、配角等组成的完整严密的治理结构。

第一章“情势表演”是“楚门秀”的构建过程，第二章“立身表演”是“楚门秀”的运作情况，第三章“辩解表演”是“楚门”的觉醒，第四章“劳作表演”是“楚门”出逃之后的设想。电影未曾告知楚门出逃后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就像小说撕开虚伪表演之后找到了一种具体而恒定的真实——日常生活，亦可看作楚门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学想象。

在小说中，最后一章预示“人类整体是在往前走的”，但人类日常“劳作”仍被纳入“表演”框架，那么信天翁的蜕变是走向真实和自由呢，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假“表演”？这一切，有待“楚门”们对“幻影”的继续刺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