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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6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普京在访问前夕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俄中两国世代紧密相连,不仅是因为两国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而且双方还保持密切的文化联系和人员往来。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兴趣很高。目前俄罗斯约有9万名大中小学生学习中文。
俄罗斯汉学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300多年的演进历史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汉学传统、中国研究学派和科研教学体系,在中俄文化和经济社会交流交往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今明两年是中俄文化年,如何准确把握俄罗斯汉学—中国学的发展演变?一起来看!
俄国汉学的兴起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俄国汉学与很多学科一样,产生于现实的需要。300多年前,为发展双边关系,确定边界线和开展贸易,俄中两国迫切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干之才。
18世纪的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抱有巨大兴趣,在此期间出版的120本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就是证明。俄罗斯汉学在经历了17至18世纪上半叶的信息蕴蓄及中国地理、政治知识初探的阶段后,乘着18世纪3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成立和《恰克图条约》开启俄中关系新时期的东风,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学科。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803年俄罗斯科学院通过的新《章程》,以及1804年制订的俄罗斯高等院校首部章程,都把“东方学”纳入课程计划,这促进了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1837年,喀山大学设立汉语教研室,这是汉学课程进入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的标志。俄国汉学家谢·米·格奥尔基耶夫斯基认为,俄国汉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创造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央王国的人民”,俄国人与他们的“友谊将造福全世界,以及所有部落和民族。”
17至18世纪,欧洲社会掀起了一股长达百年的“中国热”,“中国制造”成为欧洲贵族追求的前沿时尚,这股热潮在18世纪也传入了沙皇俄国。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皇村修建了“中国村”。中国村里陈设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瓷器、陶器、玉器和山水画等艺术珍品,而在建筑风格上也处处体现中国元素,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各种园林景观随处可见。少年时期曾在皇村生活学习的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和喜爱自此生根发芽。
普希金是俄罗斯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的作品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在俄罗斯文化史中享有崇高地位和声望。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中国人”和“中国的”两词出现过二十余次,均与美好的诗意相关。1813年普希金写下了其现存诗歌中最早的一首——《致娜塔利亚》,在给农奴女演员娜塔利亚的诗中,有一句“懂礼的中国人”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品格的赞美和形象的认同。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国南部任职,同年普希金创作完成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诗中写道:“五月的风给醉人的原野吹来一阵又一阵的凉爽,而在深邃昏暗的树林中,黄莺在晃动的枝头歌唱。”在俄文原著中,普希金使用的是“中国夜莺”一词,全诗以大量的“中国画面”来表达他的内心情感。
普希金与俄国中国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尼·雅·比丘林(雅金夫神甫)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比丘林曾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北京居留14年,在此期间,他投身于中国语言、历史、地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学习中,创作了嗣后在俄罗斯出版的几乎所有作品。比丘林为普希金讲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并赠送给他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和译著。普希金的藏书中就有《三字经》《中庸》《四书解义》《赵氏孤儿》等中国书籍。比丘林是第一位活跃在国家公共生活的汉学家,普希金称赞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勤勉的工作照亮了我们与东方的关系”。1829年,比丘林随沙皇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前往中国,普希金在一首诗中直接表达了访问中国的心声:“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朋友们,随便你们想要去什么地方,为了远离骄傲的人儿,我都愿意随行,不管是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边上……”
三百多年间俄罗斯中国研究的历程
一般认为,与欧洲国家汉学相比,俄国汉学起步稍晚。但俄罗斯汉学后来居上,自成一统。从历时300多年俄罗斯汉学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俄国汉学的萌生与勃兴。18世纪,第一批俄罗斯汉学家在北京宗教使团中诞生。伊·卡·罗索欣和阿·列·列昂季耶夫将中国众多哲学典籍和思想、历史著作译介到俄国国内,同时编写了教材和词典,为俄国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俄国中国学崛起于19世纪上半叶,标志是比丘林的学术活动。比丘林向俄罗斯和欧洲公众介绍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民族史、国家史,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礼仪、风俗和教育》《中华帝国详志》等著作,曾四次荣获科学院最高奖之一的杰米多夫奖。从比丘林时代开始,中国学著作得以被俄国官方学术界、文化界认可。比丘林的名字是俄国汉学史的时代象征,但他并未掩盖同时期的杰出汉学家的光芒。1819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巴·伊·卡缅斯基、斯·瓦·利波夫佐夫、扎·费·列昂季耶夫斯基等人为汉语和满语语言学、中国及周边国家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俄国中国学追赶欧洲国家,成为仅次于法国的欧洲第二个中国学大国。
19世纪是俄罗斯中国学飞速发展的阶段,学者的研究触角开始伸向各个领域,喀山和圣彼得堡先后成为俄国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中心。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中国学发展出现一个新高峰。瓦·巴·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西里)创立了俄国中国学的圣彼得堡学派,他以杰出的学术成就成为首位当选俄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学学者。瓦西里耶夫的巨著《中国文学史纲要》是划时代作品,甚至比中国学界更早涉足这一领域。他的《汉俄词典》使用了按字形检索的系统,这是世界首创,随后被许多词典采用,至今俄罗斯人学习汉语仍从中受益。正是在瓦西里耶夫和彼·伊·卡法罗夫(巴拉第神父)等汉学家的努力下,俄国中国学保持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杰出汉学家中,彼·伊·卡法罗夫、伊·伊·扎哈罗夫等人也占有重要席位,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为汉学某一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站到了归属于世界东方学知识体系的汉学研究的顶峰。他们的著作标志着俄国汉学研究开始细化,出现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思想史,以及编纂综合性语言学著作等不同的方向。
第二阶段,国家支持与全面发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俄及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苏联时期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划时代人物是瓦·米·阿列克谢耶夫(中文名:阿理克)院士。阿列克谢耶夫对苏联中国学进行了全面开拓,以丰厚的学术成果和学科贡献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形成了苏联中国学阿列克谢耶夫学派。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对苏联的汉学、当代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苏联政府的支持和经费大幅度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中国学研究的中心逐渐从圣彼得堡转移到莫斯科。领军人物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和“阿翰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术专长在中国文学和文艺批评,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缔造了上世纪50—80年代苏联汉学的空前繁荣。正是由于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俄罗斯社会得以了解中国的京剧、国画,以及中国对美的概念,才有了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徐悲鸿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俄罗斯社会得以了解之后中国的全民抗战。
在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领军者和代表的苏联学者的努力下,苏联的中国学发展尽管受到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跌宕起伏的严重影响而曲曲折折,但繁荣时期的辉煌仍让人惊叹不已。出版的中国学的著作的数量就是明证:从1917年—1949年总共只出版了大约100本中国学相关图书,而从1950年—1957年仅仅8年就出版了147本,印数在2300万册,又过了两年,其数量增加到668本。许多中国文学著作被翻译成俄语,然后还用28种苏联民族语言出版了2000万册以上的图书。在1958年开始出版专业性杂志《苏联中国学》。虽然随后中苏关系转冷,但中国研究脚步并未停止。1966年,几乎与中国国内成立的苏联研究所同时,苏联科学院系统内成立了以当代中国及东亚地区为对象的远东研究所。
第三阶段,在政治剧变、经济惨淡、社会动荡中的学术坚守与专业执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院及知识界受到巨大冲击,经费捉衿见肘,人才出现流失,以往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中国学与俄罗斯科技教育界及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俄关系正常化加上两国经贸合作的迅速升温,中国研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和需求潜力。与俄罗斯社会全面西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等路径陷入困境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两国发展道路与成效的鲜明对比,也激发了俄罗斯一些顶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加入到对中国研究的行列中。包括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等主流学术机构纷纷与中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与中国社会和学术界的互动交流合作,为俄罗斯中国学走出困境提供了动力和资源。
苏联解体后的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俄两国关系的巩固,当代俄罗斯的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传统汉学研究在一些领域持续深入,如六卷本《中国精神文明大典》的出版和十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与出版发行,但总体上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二是体制内、学院派的中国研究队伍老化严重,中青年骨干“弃笔从商”或身兼数职。
三是与学院派的基础性研究遭遇困境相反,一些新型智库对中国当代问题的研究风生水起,受到一些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关注。
四是伴随着两国经贸合作领域的扩展,有关中国的知识特别是实用性研究和信息传播受到俄罗斯民众的欢迎。
五是俄罗斯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开设汉语专业的俄罗斯高校越来越多,超过100所。俄罗斯来华留学生也逐年递增。10多年前,汉语和英语、法语、德语等一样被列入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可选科目。
与西方世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立场和框架不同,鉴于俄罗斯专家与中国有过相似的制度、思想和教育背景,俄罗斯对中国问题把握更贴近中国主流叙事、更加宏观、更具有世界情怀。例如,冷战结束后不久,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世界的中国研究界“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与西方智库言论和舆论截然不同的是,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俄罗斯社会各界高度肯定、赞扬中国道路。这其中俄罗斯中国学家功不可没。例如,时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米·季塔连科院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模式,认为“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模式对转型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加。今后中国对世界的‘挑战’不在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或外贸顺差,而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书本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远东问题》杂志主编的弗·波尔加科夫博士认为,“中国在世界政治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俄罗斯中国研究有何特点?
萌芽于18世纪初的俄罗斯中国学,历经300余年、经历多个政权更迭和沧桑变化而经久不衰。从最初少数知识精英的皓首穷经,到目前发展成为具有历史性、前瞻性、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俄罗斯中国学熔古今于一炉,集东西方之大成,厚积薄发,别具一格,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竞赛场”上长期处于领跑位置。
政府扶持、机构健全。俄罗斯中国学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也服务于政府地理探索和对外扩张需要。从1818年建成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第一个东方学文物收藏和研究的机构开始。19世纪20年代,又开设了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后来在苏联时期,改名为“莫斯科东方学院”)。这里汇集收藏了珍贵的中国学图书(现称为“俄罗斯科学院中国学图书馆”)。之后又先后组建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等中国学人才培养和研究中心。
苏联时期,随着中国学的发展,上世纪60年代组建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加上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30年成立)、莫斯科大学东方语学院(后更名为亚非学院)、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等中国学的研究基地。这些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为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自成体系、注重学术传承。300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和教学队伍历久弥坚。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划时代(3个时代)的俄罗斯汉学的奠基者、开创者,再到俄国十月革命后阿列克谢耶夫这样的里程碑式的俄罗斯汉学领军人物,俄罗斯中国学先后诞生了圣彼得堡学派、阿列克谢耶夫学派等。
俄罗斯中国学从比丘林时代起开始追赶西方中国学的发展。到瓦西里耶夫为代表的圣彼得堡学派时代,俄罗斯中国学逐渐领先世界。苏联时期经过阿列克谢耶夫全面开拓,苏联中国学的阿列克谢耶夫学派得以形成。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发展,俄罗斯中国学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在欧洲乃至国际中国学中独领风骚。
俄罗斯中国学自喀山大学设立蒙古语教研室和汉语教研室开始,就从传教士时代向大学时代过渡,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大学中国学教育研究体系。
注重学科化、专业化。从瓦西里耶夫时代开始,俄罗斯中国学学科分化日益明显,研究领域逐渐走向专业化,涉及中国经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语言、宗教等问题逐渐从笼统的、学科边界模糊的汉学—中国学中独立出来,加以学科化分类,经由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训练的学者进行专业化研究。
研究的学科化、专业化,使得汉学—中国学研究成为与主流学术界比肩的研究领域,这大大提高了汉学—中国学的学科地位以及学术的吸引力、影响力。几十年来,俄罗斯中国学界有诸如谢·列·齐赫文斯基(中文名:齐赫文)、米·列·季塔连科、弗·斯·米亚斯尼科夫、尼·特·费德林、鲍·利·里弗京(中文名:李福清)等多名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分别活跃在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语言学等学术领域,在苏联科学界享有盛誉。
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光添彩
中俄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心灵因交流而沟通,友谊因交流而加深。中国的繁荣发展、俄中关系的持续稳定等因素都极大地推动了俄罗斯中国学的复兴。
近年来,在俄罗斯,官方和民间的中国研究机构数量和质量都稳步上升,学术论坛和会议也成为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俄罗斯中国研究中心有7家,均隶属于俄罗斯科学院,如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分院等。而俄罗斯高等院校中最大综合性中国学研究中心当属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该院翻译了多部汉唐史和诗歌著作。其次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而作为“新生代”代表的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部,在俄研究中国历史与汉语教科书方面建树颇丰,集世界各国东方学专家之所长是其独有的强项,加上背后强大财力的支持,可谓后来居上。俄罗斯亚洲地区的中国学研究,则是因“近水楼台”而发展迅速。叶卡捷琳堡大学、伊尔库茨克大学、哈巴罗夫斯克国立大学都有中国研究中心。其中,伊尔库茨克大学在研究中国语言学领域有独特优势,因为学校位于当年俄旅行家、商队去往中国的必经之地,继承并收藏了大量宝贵史料。
除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外,近年来也有由非官方或地方政府主导的中国研究中心,这类机构聚焦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中俄关系。目前这类综合性中国研究机构有6至7家,单项研究中心约有20家。另外,一些定期品牌类的学术会议和友好协会等也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每年举办“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论坛,迄今已举办40多届,涵盖各类话题的学术分会3000多场,论坛的许多成果已结集出版。
俄罗斯中国学历久弥新,当前俄罗斯中国研究学科齐全,方法多样。除聚焦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外,还关注政治、社会领域的演变与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始终是俄罗斯中国问题学家关注研究的对象。目前俄罗斯中国学已经出版一些颇具影响的鸿篇巨著。例如,公认的中国学扛鼎之作有俄罗斯外交学院编纂的《俄罗斯—中国:互动的四个世纪》(2013),远东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2006)及《中国通史》(2014—2018)等。
俄罗斯中国学不仅重视研究两国当前政治经贸关系,也在翻译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作品方面贡献良多。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近期还完成了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个《史记》外文全译本。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别列洛莫夫翻译的《论语》,远东所翻译的《道德经》《中庸》等经史典籍可圈可点。季塔连科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从哲学、历史、政治、思想等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诠释,成为公认的“近年来中国学研究最耀眼成就”,并荣获由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亲自颁发的“俄罗斯国家奖”,季塔连科也因此被授予“中俄关系60周年杰出贡献奖”中俄友谊勋章。齐赫文斯基、季塔连科分别于2013年、2015年获得“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学领域国际上最高奖项。
人文交流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持久性等特点。在中俄人文交流的历史上,小说、诗词、戏剧、民间传说等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占有重要地位。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被两国人民阅读、领悟、品鉴和研究,促进了中俄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近年来,飞速发展的中俄人文交流,在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两国间多次互办“语言年、文化年、体育年”等国家年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中俄语言文化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参与程度更加广泛,效果更加显著。中国哲学和文学、中华功夫、中华美食、中医中药等深受俄罗斯人民欢迎和喜爱。这其中,俄罗斯中国学学家功不可没。
2000多年前孔夫子曾说:“德不孤,必有邻”。中俄两国文明源远流长,人文合作与交流稳步发展、成果丰硕,为大国之间文明互鉴、共同发展树立典范,是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的重要体现。思想学术交流在中俄两国关系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和俄罗斯的复兴彰显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文明意义,这是两个伟大民族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两国人民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基础上艰苦探索的结果。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学术界应携起手来,密切交流与合作,巩固和扩大两国关系的人文和思想基础。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2024年第7期原标题 | 三百年来俄罗斯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与发展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许华
新媒体编辑 | 赵光菊新媒体美编 | 王楠楠
原文责编 | 谷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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