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丨王焕熔

编辑丨杜雯雯

66岁的丁红玲识字不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第二次报案时需要签字,派出所民警把她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特意写得很大,让她一笔一画照着抄。丁红玲实在写不下去,儿子李骏就代替她签了几个名。

在跟律师陈述案情时,她弄不清一些基本信息。案发地点的小区名字是枫雅名苑,她念错了好几次,她也不知道自己当保安的公司,全称是“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直到报警前,她甚至都不知道性侵她的保安队长全名叫于某延,“只晓得他的外号是于矮子,平时还会叫他于队长。”

来长沙之前,丁红玲几乎从未长时间远离自己的村子。她只掌握农村方言,普通话不会说,也基本听不懂。

乳房在她的语言中被称为“ jì jì ”,乳房被抓伤了,就是“jì jì 被抓伤了”。她也不会使用“阴道”这样准确的器官名词,只会说“下身尿尿的地方”。

无法顺利沟通,成为报案过程的最大障碍。警方录口供时,家人不能在场翻译,女儿李蓉只能事先提醒民警,请讲慢一点。

差一点连报警这一步,丁红玲都没能走到。2月25日凌晨,侵犯发生后,丁红玲坐在宿舍的地板上哭,她的第一反应是,“死了算了”,但紧接着她又想到家人,想到如果自己死了,儿女过来看,谁能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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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没有自杀。

即使在同事的帮助下,丁红玲第一次走入派出所,她也没能把“强奸”二字说出口,甚至报警后近一个月,她都没有告知儿女更早的两次侵害。

从始至终,丁红玲都被强烈的耻感包裹住,她总重复,“很丑,孙子都有了,孙子都好高了,真的很丢脸很丑。”

李蓉做物业管理的学校,每年开学,都有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她经常提醒母亲,带小孩出去时,不管男孩女孩,都不要让陌生人抱他们。

但关于老年人被性侵的公共讨论很少,李蓉几乎接触不到,因此也没提醒过母亲,要保护好自己。母女俩过往的交流中,甚至从未出现过“性”。

报警、证据、维权......伤害真正袭来之前,那些先进的概念、文明的语言、法律的条款,也从未出现在丁红玲的世界里。

阻碍她发出声音的,不仅是某个精于算计的加害者,还有女性的耻感枷锁,时代对女性受教育权的剥夺,以及社会语境对老年性侵议题的忽视。

黑暗水泵房

长沙枫雅名苑小区的业主们,时常会从地下车库的电梯直达所在楼层。他们不会想到,地面之下,四栋二单元和三单元之间的水泵房区域,会成为犯罪现场。

那里有两个水泵房,离电梯较远的一间,正上方有一盏忽明忽灭的白炽灯,来人需要拼命跺脚,它才能亮起。

近处的水泵房正上方无灯,几乎是一片全黑的区域,只有借着周围微弱的光,锈迹斑斑的铁门才能显现出来,红色油漆写成的八个大字横亘在门中央——“机房重地 严禁入内”。

普通保安队员平时进不去这里,只有保安队长于某延有专用的钥匙。一名保安曾跟着工程师进过一次水泵房,记得里面的电流声、水流声混杂在一起,非常刺耳。4月中旬,这间水泵房的大门上了锁,里面传来轰隆的设备声响,外面则是不间断的车喇叭声,噪音很大。

即使里面有人喊叫,外面的人也不会听到。一个绝佳的作案环境。

就在这扇灰色铁门后,丁红玲被于某延暴力性侵。

案发水泵房的大门

危机到来前,丁红玲正在楼上贴消防标识,这原本不是她的工作,她是在东门岗亭看大门的。但入职没几天,于队长让她跟着自己,给小区各处的消防栓贴消防标识,包括楼道和地下车库。

李蓉去看望母亲,看到房间有几个大袋子,装着消防封条和设备检查记录表,贴出去之前,丁红玲需要在表格上打对钩和签名。她不会写字,女儿就帮她签,有一次,于某延不敲门就进来,对李蓉说,“怎么好麻烦你亲自写。”

丁红玲每次先上到顶层18楼,再往下一层一层地贴,她贴得很仔细,一栋楼要花费近两个小时,小区一共有四栋楼。

有一次于队长训斥她,“速度太慢了,下次这样就要开除你,让你工作不保。”当天于队长只给丁红玲15分钟吃饭时间,并命令她,吃完饭立刻去接班车道岗。他说方言,且语速很快。丁红玲没太听懂,以为让她继续贴标识,就照做了。

车道岗的保安因为迟迟没人来接班,错过了吃饭时间,“就骂了于某延的娘”。于队长回头就痛斥了丁红玲,“样子像是要吃人”。

一个很凶的上级,是丁红玲对他的最初印象。李蓉也有同感,她帮父母搬进宿舍时,这位陌生的保安队长忽然一脚踹开了门,大喊,“吵什么吵,动静怎么这么大?”

在小区工作了两年的一位保安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贴消防标识原本应该是巡逻的男保安的工作,不应该由岗亭保安来负责。但在丁红玲之前,于队长也曾带着一个60岁左右的女保安去贴消防标识,那是2022年的夏天。

初来乍到的丁红玲不了解这些信息,她只知道上级安排了,就要努力去完成。

1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于队长突然通知她,立刻下到地下车库,丁红玲以为是工作需要,就服从了安排。于队长把她带到水泵房,用钥匙打开了大门,命令说,里面也要贴。

乌漆嘛黑的,丁红玲不想进。

于队长强行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推了进去。黑暗中,他一下扑倒了丁红玲,丁红玲闻到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他力气很大,在丁红玲的手腕上留下了红印,长指甲也把她的胸部抓伤了,同时还威胁道,“大喊就把你掐死,说出去也会掐死你。”

丁红玲本能地大喊“救命”,但没有人出现。

这次侵犯发生后,丁红玲到监控室找到于某延,口头警告他:“你不要再骚扰我,不然我就去告你。”

她记得于某延毫不在乎,说了一句,“这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


性侵重演

警告失效了。仅一周后,她再次被侵犯。

1月20日的白天,是老伴儿李建国值班的时间,丁红玲是晚班,上午就在宿舍休息。有了上次噩梦般的经历,丁红玲心里发毛,叮嘱老伴走前把门锁好,还将一把女儿送来切水果的菜刀悄悄放到了床头。

睡梦之中,门锁突然转动,于某延先用钥匙开了门,随后扑到了丁红玲的床上。丁红玲下意识想拿刀“剁死他”,但手被于某延钳制住,无法反抗。和第一次一样,性侵同样伴随“说出去就掐死你”的威胁。等到丁红玲挣扎起来抓到菜刀时,于某延已经跑了,她没有追上。

当时丁红玲没注意到,从入职那天起,于某延给夫妻俩安排的值班时间一直是错开的,一个是白班,另一个就一定是晚班。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风平浪静,相安无事,这让丁红玲产生了一种错觉——于队长已经适可而止了。她完全想不到,还有第三次。

2月23日下午,休完假的丁红玲和李建国从老家回到长沙女儿家。傍晚,李建国就接到姐夫去世的电话,“屁股还没坐热”,一家五口打算一起回去奔丧。

老两口先回宿舍取了衣服鞋子,跟项目经理张力请了假。李建国又给于某延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才接,背景音里传来打牌的声音。

电话里,于某延表示,两个人只能请一个,理由是最近人手不够。最后,李建国一个人坐上了回村的车。

2月24日元宵节,丁红玲在女儿家休息,她原本是第二天的白班,但这天下午16:12、17:55,于某延连续拨了两个电话,要求她必须今晚回小区。丁红玲耐不住催促,听从了安排。吃完晚饭后,女婿把丁红玲送回了保安宿舍,当时外面已经天黑。

睡觉前,丁红玲做了一系列的防范工作——把门反锁,用一把黄棕色的木质椅子抵住门,还将一把剪刀放到了枕头边。23:24,于某延又给丁红玲拨了一个电话,响铃6秒后,没被接听。

丁红玲用椅子抵住宿舍的门(受访者供图)

25日凌晨两三点左右,于某延又一次拿钥匙开门,闯入丁红玲宿舍,还打开了灯。丁红玲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摸剪刀,就被于某延控制住了双手。这次侵犯中,丁红玲的胸口和下体都被抓伤。

事后,保安方宇宙回想当晚的事情,怀疑于某延蓄谋已久。

一个疑点是钥匙。24日晚上接近十点,于某延忽然进监控室,命令他不要待在那儿,方宇宙不愿意,给项目经理张力打电话,得到答复,不要理他。于某延离开时,拿走了一大串钥匙,上面有小区大门的钥匙、保安宿舍的钥匙。

后来一个业主找到保安马铭,说想把家具拉进小区,但消防通道大门锁着,车进不来。马铭到监控室取钥匙,没找到,方宇宙打电话问于某延钥匙去处。于某延说,他把钥匙放到了东门岗亭。方宇宙觉得奇怪,按照惯例,钥匙一般都要放回监控室。

另一个疑点是作案时间。方宇宙当晚在小区内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才回去睡觉。这是值班保安的工作要求,于某延非常清楚。而侵犯就刚好发生在巡逻结束后的两三点左右。

保安王彬的宿舍就在丁红玲宿舍的对面,间隔不过两米左右,中间夹着于某延的宿舍。方宇宙后来问王彬,“是否知道25日凌晨丁红玲宿舍发生的事情?”

王彬说他不知道,只记得跟于某延打牌打到凌晨一点左右,于某延输了四百块钱。因为第二天要上白班,王彬回去之后就洗漱睡了。

“双面”保安队长

1月6日,丁红玲和老伴儿李建国入职于某延手下,丁红玲成为保安队唯一的女保安。

没过多久,丁红玲就感觉到这位53岁的于队长“不是很正经”。有一回在食堂吃饭,大伙儿都在排队打饭菜,丁红玲亲眼看到于队长上手摸了一位女保洁的屁股。

后来,于队长还经常给丁红玲私发一些黄色照片,在保安群聊里也发,“一些很丑的照片,看都看不得。”因为小孙子经常摆弄丁红玲的手机,她担心孩子看到,就把这些照片都删了。

于队长的形象,出现在今年除夕一张保安队的合照中,他身高一米五左右,穿着黑色羽绒服、一条西裤、黑色皮鞋,羽绒服里面是一件画满龙图案的衬衫,手里拿着一根烟,指甲泛黄、很长。丁红玲的儿子李骏第一次见到他时,特地观察到,他两个肩膀落满了泛着油脂的头皮屑。

保安宿舍的生活环境并不好,丁红玲的宿舍内有简易的上下铺金属床,几张糊上的报纸遮挡了窗户的一半,来代替窗帘。这里阴暗潮湿,墙皮脱落,洗袜子得在水桶里,洗净的衣服就晾在窗外。虽然有员工食堂,但伙食很差,公共空间也没有空调和热水器,只有一台小冰箱。

保安宿舍公共空间的环境

但就在这“一亩三分地”的小空间内,于某延是最高掌权者。

他平时手下有6到8个保安队员,队员们的排班、批假、工作内容分配都由他决定,他还自由拥有宿舍所有房间的钥匙。他的工资每月2700元,跟公司签订的是劳动合同,有正规社保,而普通保安是2300元,签的则是随时可以解约的劳务合同,没有五险一金。

一个保安提到,于某延爱吹嘘:“他讲起自己有钱啊。他说他的权比别人的大些,他喊抓就抓,不抓就不抓。”

父母入职没几天,李蓉就听父亲提起,于某延经常堵在宿舍,跟队员们“要钱要烟要好处”。下面的人送什么他都收——鸡蛋、毛巾、牙膏,十几块钱一包的白沙烟……不送东西他就会给你“穿小鞋”,比如坐在岗亭里值班,他就把空调遥控器收起来不让用,洗衣服也不让用热水。

保安方宇宙的女儿在长沙读书,放学需要接送,他偶尔需要请假。如果给于某延转5元、10元的红包,或者买两包烟,批假就会容易一些,不送东西批假就很艰难,也有保安给于某延发过100元的红包。

一位已经离职的保安周莉莉曾跟方宇宙聊起过,于某延非常贪,有人送肉、送鱼,还有几十斤的米,一袋子一袋子送,“你拿东西给他吃,他笑眯了滴,你不拿点东西给他吃撒,他就那样子(为难别人)咯。”

她还说到一个细节,上夜班的保安,每月有90元补助,于某延按天发。但丁红玲和李建国一直没收到过加班费,周莉莉猜测,“他(于某延)都放在自己手里了。”

方宇宙看不惯于某延的行事作风,经常跟他吵架、对着干。保安马铭跟方宇宙同住一个宿舍,如果于某延欺负对方,他们就合起伙来反抗。李建国也跟于某延吵过,于某延还私下提醒丁红玲,“你老伴嘴巴特别多,让他嘴巴少一点。”

在保安宿舍内“只手遮天”,出了自己的领地,于某延就仿佛换了一副面孔。

巡逻时,他见到业主会微笑着打招呼——这里的居住者大多为教育系统职工和附近长郡中学的老师。一位80多岁的老人提到,于某延平时语气很温和,没见过他发脾气或表现出暴躁。

另一位业主,是首批入住小区的人,在他眼中,驻扎小区10年的保安队长于某延,是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业主需要帮忙都愿意求助于他,谁家出了事、受了伤,于某延还会去探望。

在小区开棋牌室的一位中年女性,对于某延的印象也是“老实本分,为人处世不让人讨厌,跟我们很合得来”。她提到于某延偶尔来打牌,牌技一般。之前,于某延的妻子也经常来看望他,夫妻二人看起来感情很和睦。

但在小区内,业主和保安都听过“于某延背后有关系”的传闻。

通常被拿来举例的事情是,大约半年前,于某延和妻子曾跟员工食堂的另一对夫妻打架,进了派出所。员工食堂的夫妻被开除,于某延的妻子也搬离了宿舍,但事发后不久,于某延又回来继续担任保安队长。


“不是你的错”

第三次被侵犯后的凌晨,丁红玲“魂都丢了”,没有再入睡。她的开口求助,只是一次偶然。

2月25日,她去上白班。上午10:46,于某延给她发了一个红包,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傍晚6点左右,保安马铭拿着举报于某延恶行的联名信去东门岗亭,让丁红玲代表他们两口子签字。

丁红玲不识字,但她听懂了大概意思,这是用来“搞于某延的”。她忽然鼓起勇气,“有个事情怕丑不敢给别人说,老马,你为人正直给你说一下。”她接着说,前一天夜里,自己宿舍进了贼,是于矮子撬开了房门。丁红玲把椅子抵着门的照片和于某延发的红包给马铭看,马铭理解了,“你别怕,我会给你伸张正义的。”

马铭立刻给保安方宇宙打电话,“举报信不用写了,发生了件大事”,在监控室附近的篮球场,方宇宙从马铭口中得知,于某延强奸了丁红玲。随后,方宇宙和马铭带着丁红玲,在小区门口打了辆出租车,晚上7点多到达离小区最近的派出所。

方宇宙记得,在派出所内,丁红玲一直浑身颤抖。问话的是一个年轻男警官,在他面前,丁红玲只说了零散的信息,于队长扯掉了她的裤子,把她按在床上,还把她全身上下都抓伤了。但到了最关键的信息,丁红玲就说不下去了,方宇宙在一旁很着急。

据丁红玲回忆,警方没有验伤,提出要拍个照,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她提到于某延被警方叫到派出所,刚开始辩解、不承认,后来下跪了两次,第一次他对丁红玲说,“你对我有意见不要这样说我”,第二次他说,“丁姐,求你别说了”。

在后来律师的问询中,丁红玲说,于某延当时要赔偿1500元,她不同意,一位男警察告诉她,“也没发生其他的事,收了1500块就可以了。”于是,警察拿着她的手机操作,收取了于某延1500元。最后警方要求签字时,丁红玲第一次学会了“画”自己的名字,但签的是什么,她完全没有概念。

当晚,于某延的妻子也到了派出所,骂丁红玲不要脸,说她年纪这么大还勾引别人老公,上手要打她,扬言要把她打死,丁红玲吓坏了。后来四个民警一起,才把于某延的妻子拖了出去。出于安全考虑,警方让丁红玲从派出所后门离开。调解结束后,于某延也被释放了。

方宇宙带着丁红玲去报警前,告知了项目经理张力,张力又向育天公司副总经理谢伟汇报,但公司知晓后并没有通知丁红玲的家属。

直到晚上10点10分左右,丁红玲报警结束,给农村奔丧的儿子李骏打了电话,先是叫了儿子的小名,然后情绪激动地说,“于某延这个畜生进了我的房间……”

“妈,你先别着急...…”李骏安抚了母亲。挂了电话后,他把妹妹李蓉从灵堂里叫出来,转述了母亲的话,两个人都想到了最坏的情况。

丁红玲走出派出所后门,找不到回去的路,给女儿拍了一张周围的环境照。刚来长沙时,女儿特地提醒过她,字不认识没关系,一定要学会拍照,如果迷路了,就拍照发给她。

外面下着冻雨,丁红玲躲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全身湿透了,方宇宙和马铭找到了她,把她带回小区大门,女婿又开车把丁红玲带回了家。

枫雅名苑小区东门

农村的路上结了厚厚一层冰,开车回去很危险,李骏和李蓉放弃了当晚赶回长沙。两人守灵一晚没睡,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葬场,然后“把姑父送上了山”,接着马不停蹄地驱车往长沙赶。

三个儿女打算避开父亲处理此事。

他们一致认为,首要的是跟母亲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前,这个家庭的谈话中从未出现过“性”,更不用提性侵,大家都难以启齿。难题最后落到小女儿李蓉的身上,同为女性,再加上她跟母亲一直关系亲近,或许更容易让母亲开口。

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父亲李建国也在,大家不约而同地保持着沉默。李蓉的脑海却翻天覆地——该怎么措辞?用什么样的提问方式?怎么说才能让母亲理解?母亲有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26日下午1点前,一行人到达长沙,丁红玲在东门岗亭值班。李骏先把父亲带回宿舍,李蓉在岗亭问母亲,有没有受伤?母亲否认了。李蓉又把母亲带到了车上,再次询问,他有没有打你?母亲也没说实话——当时她的胸口和下身都有伤口。

李骏向熟悉司法流程的朋友打听得知,按照法律程序,无论是猥亵还是性侵,都不在民事调解的范围之内。兄妹俩后来去派出所了解情况,得知结案的口供不能再查看,只能重新立案。

两天的时间里,李蓉一直在想办法让母亲开口。

“我是你女儿,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

“妈妈没关系,你勇敢一点,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丑的好丢人。”母亲重复着。

女儿安抚她:“你别害怕,没关系,你是受害者,不是你的错。”

李蓉又讲了很多道理:“我们整个家族女孩子占了绝大部分,万一你的身边孙女也好,女儿也好,媳妇也好,受到这种伤害,你说会怎么样?”

她还试着从社会意义上劝说母亲,“小区里还有那么多小孩子,就这样把他放出来了,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如果不让这种人为他的言行举止付出代价的话,那危害的是社会,如果社会上的小女孩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还有一点,是法律层面,“妈妈,你本身是个受害者,如果你不讲实话让他去坐牢,他可能会说你诬告,你就会去坐牢。”

以上都说完了之后,李蓉用自己思考很久的、母亲或许能理解的方式,最后向母亲确认,“他有没有对你做过跟爸爸一样的事情?”

丁红玲点了点头。

“你有没有受伤?”李蓉再次追问。

“上厕所时下身会刺痛。”丁红玲回答。

2月27日上午,李蓉和李骏带母亲去派出所重新报案。下午两点多,在枫雅名苑附近的公交站,警方带走了于某延。4月3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于某延,被决定逮捕。截至发稿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被忽视的求助

丁红玲被性侵三次的重要事实,是在报警近一个月后,才浮现出来。

3月19日,丁红玲接受代理律师朱丹的案情询问。她穿着黄黑色卫衣,外面套了一件浅粉色棉马甲,坐在办公室的黑色皮椅上,李蓉举起手机对准母亲,记录下案情陈述的全过程。

镜头里,丁红玲表情严肃,脸上有很深的皱纹,身体僵直,时不时搓着大拇指和食指。这场询问中,她的身体瑟瑟发抖,默默流了很多眼泪。

李蓉别过头去,避开母亲的目光,整个人往后倾,她很难形容当时的矛盾心情,“我伤心难过是因为知道真相,我开心也是因为知道真相。”

律师在询问第一次报警的具体过程时,丁红玲坦言,自己没说实话。后来,她向女儿吐露原因,“当时你们都没在身边,而且问话的是一个男警察。”在同事和儿女协助丁红玲两次报警的过程中,没有女警察参与到案件的问询中。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中规定,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但在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性侵案上,目前并没有强制规定办案人员的性别。律师朱丹认为,这是老年女性受害者在寻求司法途径时,会遇到的诸多难点之一。

后来,李蓉从自己的视角,反复回溯三次侵害前后的蛛丝马迹。

第一次侵害发生当天,李蓉没有收到母亲的任何消息。第二天22:49,母亲发来了小孙子唱歌的视频,是母亲帮自己带孩子时拍摄的。四天后的凌晨2:15,李蓉又收到了母亲发来的四条消息,都是孩子的日常视频。

这些视频丁红玲经常会翻看,李蓉没觉得有任何异样。回看聊天记录时,李蓉才明白,母亲受侵害后一直想的都是孩子。

让李蓉和李骏都很自责的是,第一次侵害前到第二次侵害之间,母亲有过微弱的求助,但被他们忽视了。

1月11日前,丁红玲曾给李蓉发消息,说别人可以随意进出宿舍,不太方便,想安装一个门搭子挂锁。李蓉没有多想,以为节省的父母丢了钱。

老两口不知道小区附近哪里有五金店,李蓉就送去了两个门搭子和一把锁,他们用大小粗细不同的螺丝各试了一遍,发现适配的螺丝只够安装一个,就把门搭子装在了外面。

李蓉和李建国都认为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丁红玲不满意,她想在里面再装一个门搭子。念叨了很多次之后,李建国不耐烦了,“你怎么搞这么多名堂出来,装一个就可以了,出去时关上门,别人也进不来。”

两个老人甚至因为这件事吵了几句嘴。接下来的日子里,丁红玲的求助没有停止,她很迫切,打了很多电话,跟儿子说,跟女儿说,但都没有说明真正的原因。

左:于某延宿舍,右:丁红玲宿舍

侵害发生的两个月内,丁红玲和李蓉也很少能有单独说话的空间,母亲每次到女儿家,女婿也在,孙子也在。而女儿去宿舍探望母亲时,几乎每次进门没几分钟,于某延就像掌握了她行踪一样,直接推门而入,从来不敲门。

那段时间湖南下冻雨,学校里的树被刮倒,李蓉带工作人员在学校清理冰雪,每天6点多起,晚上12点左右才回家。李骏新店刚开业,生意也忙不过来。

他们顾不上母亲的需求,下意识觉得是母亲要求太多,这件事就被略过去了。

事发后,李骏才明白过来,母亲当时想表达的是,里面的门搭子比外面的更重要。

没有先例可循

第一次报警以调解结束后,于某延没过多久就回到小区。

丁红玲记得,于某延在保安宿舍内大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在育天没人能拿我怎么样,我后台硬得很。”

这些话把丁红玲“吓怕了”。

李蓉也在育天公司工作,担任学校物业项目的经理。副总经理谢伟曾跟李蓉说,他跟公司反映过保安队长于某延“很讨嫌”。后来项目经理张力也告诉李蓉,他把保安队员的联名举报信递交给了上级。

2月20日,谢伟找李蓉当面沟通,想把她调岗到枫雅名苑做项目经理。李蓉说,当时她问谢伟,为何于某延还不调走?对方笑了,答复是,“你不要想,所有人都可以动,但是他动不了。”

案发两个多月来,丁红玲的儿女,对育天公司颇有不满。李蓉在农村奔丧时得知母亲出事,立刻给谢伟打电话,谢伟回复,“这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李蓉和李骏觉得,公司在第一时间试图撇清责任。后来,谢伟在常务副总经理易大舟的要求下向他们道了歉。

3月1日,丁红玲的儿女和公司沟通时,李骏质疑,为什么母亲去报警前,公司知情却不通知家属?于某延在公司是否有“后台”?易大舟都没有正面回复。

这次沟通中,李蓉被获准1个月的假,用于“安抚好母亲”。但接下来的大半个月,育天公司的态度却完全变了。

先是3月6日上午11:18,丁红玲的老伴儿李建国突然接到短信,“由于公司优化人员,现对你做辞退处理,特此通知。”此后,李建国没有再收到工资。

公司承诺李蓉的假期也没能兑现,反而让她丢了工作。

3月13日,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公司突然要求李蓉在两日内,调岗至一个新项目,李蓉需要乘坐1小时40分钟的公共交通才能到达。她提出异议,当天社保即被停缴。第二天,她又收到文件,“如不按时到岗视为主动离职”。3月19日,公司通知她,“《劳动合同》终止”。

3月19日,公司通知李蓉“《劳动合同》终止”

三天后,易大舟又给李蓉发了一份工作联系函,指控李蓉涉嫌职务侵占罪。律师朱丹后来证实,这是一份诬告。李蓉在回复函中写道,“不要指望通过给我施加压力,来迫使我母亲和家人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

进入4月中旬,李蓉发现自己和母亲的工资“一分钱也没发”。

公开信息显示,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国资企业,在当地有40多个物业服务项目。公司的一系列举动,让李蓉和家人都感到愤怒和寒心。李蓉委托律师朱丹后续对公司进行起诉,追究公司在母亲性侵案中的责任。

根据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和《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6条,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来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公司的不作为酿成了一系列悲剧,它不是主谋,也一定是帮凶。”朱丹表示。

朱丹也观察到,司法实践和公共讨论中,关于大龄女性被职场性侵后的艰难处境,几乎没有。朱丹从业16年,代理过近700件劳动争议案,这是他代理的第一起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被性侵的案件。他预计之后的起诉,也会是国内第一起被性侵的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追究公司责任的案件。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育天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黄长回应说,“根本不存在辞退,因为超过60岁法定年龄了,不是正常用工,只是临时工,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这种临时过来干一个月、半年就走的情况,是行业业态、普遍现象。”

在朱丹看来,这恰恰是受害老年女性最大的维权困境——公司的经营策略就是只建立劳务关系,不给缴五险一金,“没有把这些底层年长劳动者当人看,也没有当正儿八经的职员来看待,只把他们当一个消耗品来利用,一出事就撇清关系。”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关于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劳动纠纷案有6起,横跨2016至2022年。案件原告方多为保安、保洁、项目经理,事由涉及拖欠工资、未及时缴纳保险金、工伤认定等。

李蓉做项目经理时,手下的一个保洁阿姨在工作期间,脚被砸伤致粉碎性骨折,她住进医院后,育天公司不同意赔偿,把她辞退了。李蓉向公司申请,才给她多发了一个月工资。

4月14日下午,《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一名小区保洁的过程中,一位新调来的保安队长上前阻止谈话,他警告保洁,“这个事情不要跟外人说。”保安方宇宙告诉记者,他们当天下午刚开了会,公司领导告诉大家要平息此事,不能再对外透露信息。

4月16日下午,记者前往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属的湖南教建集团,办公室门口的一名工作人员称,经过公司内部讨论,不会再对此事接受采访。

5月5日下午,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易大舟,在电话中回复《凤凰周刊》,此事正在协商中,其余信息不方便透露。

隐痛

过去,湖南农村的苎麻地里,每逢夏秋两季,高高的绿色植物就会淹没女性忙碌的身影。

苎麻长满倒刺,被女性黝黑的手拦腰折断,露出白而光滑的麻骨,最后留下干净的麻纤维。纤维放入水缸里浸泡,再晾晒,搓一搓,一绺绺麻绳就出现了。一斤麻绳背到集市上,能换十来块钱。

锋利的植物枝叶有时会把双手割伤,手常年泡到水里又肿又胀又疼。丁红玲人生最好的时光,就是在重复这些动作中度过的。

没读过书,一直是丁红玲的遗憾。家里8个兄弟姐妹,她排行最小,最大的姐姐跟她相差20多岁。二姐姐生了三四个孩子,养不过来,丁红玲经常一去学堂就被叫回来,帮姐姐带孩子,后来她再也没去过学堂。那个年代的思想是,女孩子不用读太多书,反正要嫁人。

婚后生活和村里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妻子丁红玲扯苎麻,丈夫李建国种水稻,还会去建筑工地给地基打桩挣钱。1996年、1998年,湖南接连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农田被冲垮,夫妻俩损失惨重。

2006年取消“农业税”前,一年到头,一家人的收入不过三四千,儿女们总能听到父母念叨,一辈子吃这样的苦就是因为没读过书。有了孩子后,丁红玲和李建国唯一的执念是,要把他们供上大学。

后来,三个儿女都被托举成功了。儿子李骏和女儿李蓉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工作,定居长沙,结了婚生了崽,生活一步步向上,越来越有盼头。丁红玲和李建国却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不能再做繁重的农活,但他们没有退休工资,不工作就几乎没有收入。

把父母接到长沙长住,是儿女的反哺,带有一家人团聚的期盼。没有人会想到,短短两个月内,巨大的伤害就毫无征兆地降临到母亲身上,也击碎了全家人的美好生活。

报警后的那几天,丁红玲不吃、不喝、不睡。李蓉看到母亲一下就佝偻起来,原本染黑的头发里,冒出一丝一丝的白发。跟家里人说话时,丁红玲的眼神也总是回避,不敢直视。她不想听到于某延的名字,一听到就露出反感的表情,“对他恨之入骨”。李蓉后来把于某延被逮捕的消息念给母亲听,丁红玲也没有喜悦,淡淡地说了一句,“那就好”。

4月19日,小区消防安全牌上还留有于某延的名字

但为了把真相公之于众,丁红玲需要一遍遍地回忆和讲述被侵害的过程,念出加害者的名字,跟警方说,跟律师说,跟记者说。律师必须验证细节——怎么认出他的?有没有灯光?有没有反抗?回忆唤起了创伤,丁红玲突然情绪激动,哭了出来,骂他“是个畜生”。

第二次报警没几天,育天公司有同事带着八卦口吻来询问李蓉,“你妈妈的事情是什么情况?”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

而在社会关系更紧密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舆论压力更大,一家人要尽量“藏着掖着”,避免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律师朱丹建议,不能让丁红玲立刻回农村,“舌头底下压死人,哪怕是不当她面说,那种异样的目光,她也会感受到的。”

回到家庭内部,全家人试图回避的人,是父亲。

事发后,李蓉和李骏会避开父亲在的场合,私下商量,父亲也从来没跟儿女交流过具体情况。李骏担心父亲留在长沙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把他打发回了乡下。李蓉每天通过家里的监控看看父亲,确认他安全,就放心了。

儿女猜测,在父亲获得的有限信息里,事情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只停留在“调戏、动手动脚、肢体接触”。警方后来想找李建国去录口供,李蓉很无奈,“说白了,这是把我们家往死路上逼。”

李蓉知道,父亲是做事不计后果的人。

母亲怀上自己时,家里即将迎来第三个孩子。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还没结束,村支书把母亲拖去引产。但村支书家里也是三个孩子,父亲觉得不公,为什么你能生我不能?一怒之下,父亲把村支书的三个孩子拉到河边,威胁对方,“晚上几点钟之前,不把我老婆送回来,我一命抵三命。”

在法制尚不健全的环境里,父亲不得不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保护家里人,这也是他习以为常的生存之道。因此,当李建国得知于某延在凌晨进到了老伴房间,他的第一反应是要打死对方,“绝对不能轻饶了他。”李蓉劝父亲,你一大把年纪了,这事你不用管,交给你儿子去处理吧。

丁红玲更加不知道如何面对老伴。

3月初的一天,全家人一起吃早饭。李建国坐在沙发上,丁红玲在厨房做早餐,她炒了一碗蛋炒饭,然后恭恭敬敬地端到李建国面前,“我现在又不是动不了”,李建国开玩笑说。

儿女们都很意外,父母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很少这样刻意客气过,给父亲端饭倒茶一般都是他们的任务。女儿看出了母亲的内疚,儿子也看出了母亲的唯唯诺诺。

李蓉心里很酸,她以批评父亲的口吻劝母亲,“妈妈,没必要,爸爸又不是没手没脚,你干吗要给他端过来。”

丁红玲没说什么,转身回了厨房。

(文中朱丹、黄长、谢伟、易大舟为实名,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实习生吕一含、吴柯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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