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春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青滇藏交界区传统盐业发展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互动研究”负责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四川开“卓筒井”
四川“天车汲卤”
川滇“场灶煮盐”
川滇“竹筏运盐”
食盐,有“百味之首”“百味之王”之称。人和动物对盐的摄入均有先天的依赖性,宋代《天工开物》言:“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中华大地地大物博,卤水资源丰富,有海盐、井盐、池盐、湖盐和岩盐五大盐种。其中,井盐的产地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西藏等地,以川滇二省为代表。西南井盐的开发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总产量较高,仅次于海盐,自然盐泉的利用甚至可追溯至石器时代。
钻井取卤,先哲智慧
井盐开发与海盐有异。西南属高原或盆地,盐矿蕴藏于地下百米或千米的地层之中,以致开采难度大,生产工艺复杂,素有“煮海易,煮井难”之说。西南古代民族为了获取地下丰富的盐卤,以不同手段展开漫长且坚毅的探索: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是自然盐泉利用的阶段。公元前255—前251年,先民在广都(今四川的成都市双流区)靠人工开凿了我国第一口盐井——广都井。战国至北宋,逐渐改为“凿井取卤”,先民利用锄、锸、铲等工具开凿大口井采掘盐卤,井深达数十丈,以陵州(今四川仁寿县)“陵井”(或称“狼毒井”)为代表,此时盐井种数繁多,遍及四川。北宋中期至清初,进入“卓筒井”阶段,这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冲击式钻井方法,被学界称为我国的“第五大发明”。至清代道光年间,四川自贡的钻井深可达近千米,开凿于这个时期的燊海井,至今仍在采卤。川盐的钻井技术,不仅推动西南盐业的发展,还对地下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产生直接影响。明代,我国已钻出世界第一口石油井。
西南井盐的生产,历经凿井、汲卤、输卤、煎盐等工序,生产工艺繁杂,难度大,投入工种多。据清代温瑞柏《盐井记》载,“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15种;工具种类繁多,含钻井、打捞、辅助打捞、起下表层导管、测补、维修、连接、搧汲汲卤、扶正、井上设备、制盐、输卤(气)12类工具,共200余种。此外,西南各井为了克服燃料不足之困境,防止生态环境之破坏,解决成本增加之弊病,先后发明长距离移卤技术,以四川的竹笕输卤、“绞篊”和云南的“移卤就煤”为最。
舟车所至,盐行千里
西南地区的盐卤资源分布不均,地理环境特殊。盐商为了盐利,赶着马帮,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不顾匪患频发之险,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地进行“盐粮交换”。经长年累月的马帮通行,古道的石板上刻下深深的马蹄印,形成了独特的“盐运古道”。
古代西南开通的“五尺道”(后称“蜀身毒道”)和“博南古道”,同是川滇之间食盐运输的重要通道。其中,连接川西和云南之间的“闰盐古道”,据《盐源县志》载,“乃跨越横断山脉的西南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大道,又有若干驿道接川、滇、藏等地。唐代以来,“博南古道”逐渐成为滇西井盐运往腾越(今腾冲)、缅甸北部的主干道。除此之外,从井场到食盐交换区,还分布着毛细血管般的小道。川省除陆路运盐,兼有水运。据《四川省志·盐业志》记载:“川盐各产区中,富荣、犍乐、云阳、大宁、射洪、简阳等场,濒临大江小河,运盐系行水道,配盐称水引,运载多,运量大。”水陆并行,人马并用,马帮所运之盐虽离井场达几百上千里,但深受各民族欢迎,以至大家竞相交换。古道上至今可见的古老码头、古桥、驿站、会所等,见证了昔日的繁华。
天下盐利,国之大宝
汉代以前,西南地区的井盐由部落开采,并无征榷。秦汉时期,四川成都设盐铁官。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云南“永昌太守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汉代之后,历代王朝逐渐形成“管天下盐铁”的思想,可谓“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据《周礼》记载:“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宋史·食货志》载,“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元史·食货志》言:“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均可作证。
唐宋时期,中央设盐铁司,专司全国盐务。四川先设转运使、盐铁使和度支盐铁转运使,后设茶盐制置使。据唐代《蛮书》记载,云南境内的白盐井由南诏政权控制,其他盐井“劝百姓自煎”,并无税官。元代,中央都省户部统领盐政,外设行中书省指挥盐司办理盐政,四川运盐司统领全省盐务。元至治三年(1323),云南境内设大理路白盐城和中庆路榷税官。明代,全国设三级盐务机构,即都转运使司,提举司、分司和盐场盐课司。洪武初,全国设盐课提举司七,四川设提举司一、云南设提举司四。其中,四川盐课提举司辖盐课司十七,云南辖盐课司三。清代盐法,掌于户部,四川、云南各设盐法道,分设提举司,再设若干盐课司。
自汉代行盐铁专卖制以来,盐税乃国家财政收入之重要来源。《新唐书》卷五十四载:“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据《明史·食货志》载,明代四川岁办盐一千至两千万斤,其中,万历间岁解陕西银七万一千余两。云南在洪武至万历年间,每年岁入太仓盐课银三万五千余两。清代嘉庆年间,四川的盐税约在三十万两,咸丰和同治年间的税额为两百万两。光绪末,四川所征盐税达六百三十万两以上,超过全省的田赋,占全国盐税的三成左右。云南井盐,如清人檀萃言:“滇南大政,惟铜与盐。”清初,全省的盐税稳定在白银三万五千两,17世纪晚期增加至十五万两银。地方各级政府所征盐税,除上缴国库、发放盐官俸禄、提供军饷之外,主要投入地方事业,如捐资办学、修建桥梁、修筑会馆、供奉盐神等。
民食所依,以盐易物
西南属内陆,距海较远,且山路崎岖,交通非便,海盐难至,正如民国时期林振翰称:“西蜀去海远,而凿井求盐,人无淡食之忧。”滇省食盐产区,汉代有安宁、云龙二井,唐代新增黑、白、琅、老姆二井、弥沙等六井;明代又添阿陋、草溪、只旧、乔后等四井;清代又加十四井。川省开凿盐井的地区,秦代三县,汉代十七县,唐代达六十八州县,计六百四十口井,宋时盐井数增至一千三百八十口,清初盐井猛增至三千一百一十五口;井口增加,盐工速增,据清人李榕描述,四川自贡的盐工“合得三四十万人”之多。
西南井盐以销本区为主,以满足民食所需,偶尔销往邻区。如,川盐除销本省,还销至滇东北、黔、湘、鄂及陕甘南部等地。滇盐主销本省,辐射缅北,偶有“滇盐济黔”。历史上,井盐曾多次接济海盐销区。清代,淮盐受阻,有“川盐济楚”之举。抗战时期,辽宁、长芦等盐区相继沦陷,海盐断销,井盐增产济销,化解全国的盐荒危机。
西南井盐,曾作为交易货币流通于市。据董咸庆考证,云南盐币的出现比贝币为早。唐代《蛮书》载:“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马可波罗行纪》曾记录元代四川境内“无纸币,而以盐为货币”,且“诸地距城较远而不能常售卖其黄金及麝香等物者,盐块价值越重”。20世纪30年代,云南拉祜族地区仍行“盐块议价”。50年代,云南偏远地区依然存在“以盐易物”的现象。
千年盐井,文明古今
西南井盐文化底蕴深厚,绚丽多彩。至今,屹立于四川自贡天车之下的燊海井,是生动展现古代钻井和汲卤工艺的重要遗存。云南的黑、白、诺邓、雒马、石门等井,井下结构完整,井硐由平整的石条砌成,更显工匠精神。近年,川滇各族后裔打开尘封的千年盐井,汲卤熬盐,传统的制盐工艺再度被呈现,世人无不叹为观止。
古代井盐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先进的科技文明,其中井盐钻井技术不断西传,影响世界。11世纪,中国的钻井技术引入欧洲,促使欧洲成功钻出第一批“自流井”。李约瑟认为,中国的钻井技术是“中国的杰出发明之一”。美洲大陆被发现后,中国劳工将四川钻井技术引入该地,对当地石油开采产生直接影响。
各地区盐的开发,促进区域性文明区的形成。人类文明与盐密切相关,早期国家的形成与盐的开发更是关系密切。古代巴蜀之地“巫咸”部落的形成即是自然盐泉利用的结果。自古以来,盐卤的开采,能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渗透和强化,多数盐区逐渐成为当地的行政中心。例如,元代四川西部设“润盐县”,清代,云南境内的雒马井曾是云龙州治所在地,西藏境内设立盐井县,民国时期云南设盐丰、盐兴等县,自贡取“自流井”和“贡井”首字命名,均和井盐开发有关。
井盐的兴起,为地方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以此带动诸如马帮、商店、住宿和餐饮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井盐文化还促进多种文化的繁荣,使得宗教、艺术、建筑、饮食、节庆等多元文化集中于盐区。深受儒学影响,井区频出举人、进士,可谓人才辈出。各类民居建筑拔地而起,形成独具文化特色的聚落,如云南的黑井、石羊、宝丰、诺邓等古镇古村。此外,四川自贡的“盐帮菜”,云南的“诺邓火腿”和“宣威火腿”,因以井盐腌制而闻名遐迩。
综上,西南井盐开发的历史是中华盐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古代西南民族以智慧开凿盐井,汲卤熬盐,不断创新生产工艺,滋养西南各族儿女,不仅推动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而且促进着东西方交流互鉴,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千年盐井,呈现先进的中华技艺,书写勤劳的民族精神,留下深厚的文化遗产,推动民族的交融互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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