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来源 | 善本古籍
成语“洛阳纸贵”是说东晋左思做《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供不应求。史载左思为写三都赋,“十年磨一剑”,这十年中他在家里的各处放上纸笔、书本,每读到好的地方,就提笔抄写。这些典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抄写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抄书主体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抄书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而在抄写的过程中,学者也受益匪浅。抄书人的活动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古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试图剖析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揭示其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书现象十分普遍。与“洛阳纸贵”相似的情况很多,如南朝学者谢灵运(385-433年)是我国山水诗派的创始人,史载“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抄书现象的繁荣由前代发展而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抄书人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战国晚期,有了明确的记录:“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或佣力写书”。张、苏二人曾受佣于人抄书。像他们这些产生之初的抄书人,从奴隶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有着一些鲜明的特点。
抄书人大多是经济贫困的读书人,依靠抄书维持生计。而雇主是一些经济独立的官僚、学者或其他人,为了读书、藏书,及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氛围中宣传言论,脱颖而出,雇人抄书。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是新的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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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行为贯穿于书籍复制活动的始终,抄书人进行了一些编辑活动。在木简时代,抄书人除了抄写图书,还要编辑、校对、制作、装帧等,直至一本书完成。他们先把抄好的书“编”连成册,或先编连再抄写;一边抄写一边校对,发现有错误,立即用刀削掉改正;接着制作封面,据记载张、苏二人“剥树皮编以为书帙”;随后在书的背面题写书名和制作目录。如今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多部门紧密配合,虽然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或笨重或脆弱,书写工具也并不完备,抄书量不大,但是,身兼数职地抄书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也十分难能可贵。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从开始使用至广泛应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他们持“缣贵纸贱”的看法,常常是在纸上写或抄一份,在缣帛上再复制一份。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纸张与帛书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见那时纸张主要是作为缣帛的替代品。三国时期书写、抄写材料是纸张、简牍和缣帛并用。
在抄书尚未大规模出现的西汉及东汉前期,古籍中零星记录了一些抄书人和抄书现象。“(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桓荣(约公元前24-17年),抄书时是太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学大师。“(李合)常以佣书自给”。西汉李合(生卒年不详),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官至太常、司徒。“(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卫飒(约公元前10-60年),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任桂阳郡太守。东汉高君孟(生卒年不详)“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
与产生之初相比,这个时期的抄书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人员构成上,太学生充当了抄书人的“主力军”。西汉时设置太学,一些家境贫寒的求学者通过抄书,一方面“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知识。他们在抄书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来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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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纸的日益广泛应用,史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越来越多了。“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校书郎,从事抄书,后来官至将军长史,曾出使西域。王溥(107-125年)“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他后来官至中垒校尉。刘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他通过抄书、卖书,后来官至尚书郎。公孙瓒(?—199年)。初入太学,“授尚书,写书自给”,后来官至奋武将军。王僧孺(465-522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他起初只是一介书生,后来人仕担任尚书左丞等要职。《晋书,葛洪传》和《抱朴子·内篇,杂应》都说:葛洪(284-364年)“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后来成为东汉时期有名的方术学家,官至关内侯。崔亮(生卒年不详)“居贫,佣书自业”,他后来官至中书博土。阚泽(170-243年):“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后来官至尚书。陶弘景(452-539年)“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后来官至孝昌相。刘芳(北魏)“昼则备书,以自资己,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人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后来官职是中书令。释僧肇(384-414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频繁易主,抄书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抄书人数量还是自发的行业分工,达到了顶峰。抄书现象所影响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抄书业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读书人通过抄书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除前代一些读书人借此途径人仕途,成功名外,它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刘芳等人通过替人抄书致富。像刘芳那样在抄书中长期临写汉字,练就一手好字,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成为书法家的抄书人也不少。随着佛教传人我国,为了对外传播宗教,对内保存佛典,抄写佛经的抄书人越来越多,人称“经生”,如前所述释僧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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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人类由抄写时代渐渐步入印刷时代。抄书现象虽然还存在着,但仅仅为了特殊用途,不再是社会普遍现象。抄书人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角。
在抄书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学者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抄书人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抄书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佣力写书”时期和此后的抄书人初步摆脱了奴隶制社会人身的不自由,在封建制社会中服务于封建主。而在抄书业的鼎盛期,记载了出售自己雇人所抄之书的抄书人,如上述刘梁等人;又如《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记载不远千里到东魏推销、“发行”《华林遍略》一书的南朝梁祖埏。这应是我国关于图书发行的最早记录,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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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现象与我国文明史相伴相随,抄书人充当了传播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通过抄书。一些珍贵的、稀缺的文献得以保存、流传;通过抄书,中国古代的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发展、繁荣;通过抄书,生产工具得到改良、创新;通过抄书,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分工开始萌芽、出现。蕴含在“抄书现象”背后最重要的是,经过历代抄书人不断地积累、磨砺,在这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抄书精神”。在这个抄书人群体里,有载入史册的“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曲的张仪、苏秦,有“一字当十读”的高君孟,有为抄书“终夕不寝”的刘芳和“十五年不窥家园”的桓荣……以及不见经传的抄书人,他们折射出这个人群所特有的对追求知识的谨慎、执著与不倦的精神。“抄书精神”也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