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课文，印象最深的一句当属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所写那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今已亭亭如盖矣。

一瞬间，似乎有一种蓦然深刻的“物是人非”情绪笼罩在心头，让人忍不住去感慨时间的可恶和漫长。

后来看书，看到邓小平在妻子张锡瑗亡故后数十年，依旧难掩爱意地回忆她，赞她是他生平所见女子中少有的漂亮者时，又仿佛“见到”了时间的“仁慈”和人性的“复杂”。

曾入住过心头的人或者事，即便在岁月长河里漂流再久，亦不会损失它一丝一毫的鲜艳与生动。

“你走了那么久，久到回忆泛黄、我已苍老，而你仍然如初。”

那么，属于邓小平和张锡瑗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01，与君年少相识：他们志向相同，喜结良缘

张锡瑗出生在1906年的河北房山，她的父亲叫张镜海，是一位在铁路工作的员工，曾担任故土良乡火车站的站长，对革命充满热情与向往。

张锡瑗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分别叫张锡瑞和张锡珍。张镜海并未因张锡瑗姐妹是姑娘，便忽视对她们的培养。

相反他坚信女子同样能闯出一番事业，故而在张锡瑗年幼时，他就常常教导张锡瑗，指引她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张锡瑗14岁那年，她的父亲带着全家移居保定市，随后把她和妹妹张锡瑞一起送到了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张锡瑗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一直积极参与该学校的改革学潮运动，是当中的骨干分子。

1924年，张锡瑗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李培之成为团友。次年，尚不足20岁的张锡瑗辗转去到北京，与邓颖超相识。

同年，她加入中共组织，成为共青团一员，并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相熟。

那个时候的北京，正处于“首都革命”后一段时间，冯玉祥强迫清朝廷及小皇帝自废帝号，迁出紫禁城，又极力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政治环境相对较为轻松，中共组织的活动也比较频繁。

张锡瑗在组织领导的带领下，愈加能感受革命的深刻意义，亦越来越坚定奋斗思想。她的表现非常出色，受到领导们的青睐，于当年即转为中共党员。

那一年的下半年，一贯优秀的张锡瑗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学习。

2年的时间，张锡瑗始终保持积极、热情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知识，系统学习马克思原理、了解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研究中国革命前景、聆听苏共领导人的教诲……

她生怕自己会浪费中共组织给予她的“成长机会”，所以从来不敢松懈半分。也是在这个地方，张锡瑗认识了比她年长2岁的邓小平。他的外貌不扬，但性格温和、学识颇高，一下子就吸引了活泼爽快、待人善良的张锡瑗的注意。

两个人常常待在一起聊理想、聊中国革命，仿佛战友、同志那般愉快相处，谁都没有生出一丁点“旖丽”心思。

年余后，由于革命形势转变，邓小平提前回国，张锡瑗则继续留在苏联学习。他们的联系自此暂时中断。1927年，完成学业的张锡瑗在组织安排下自内蒙古重回保定，参与了保定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

她和她的家人是此次罢工的领导及筹划者之一，就算是她年仅8岁的小弟弟，亦对此次运动怀有深刻印象。同年，能力出众的张锡瑗被调至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并在此处和老同学邓小平重逢。

彼时，邓小平早已改名“邓希贤”，是中共中央的秘书员，主要负责处理中央文件及交通、机要记录等。他参加了“八七”会议，是组织内一位关键成员。

张锡瑗很欣喜，为能与老同学并肩作战而感到开心。邓小平同样如此。他们朝夕相处，日夜为伴，谁也不知道是谁先动了心，谁也没有先袒露自己的心意。

直至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途中，邓小平与张锡瑗同在一艘船上，常常站在甲板聊天，令他们的心更加贴近彼此，生出了相伴一生的念头。

次年春节后不久，刚在上海“定居”的两个人决定相伴踏入婚姻殿堂，中共组织内和他们共事的同志们皆为他们的喜讯高兴不已。

张锡瑗和邓小平的结婚仪式十分简单，酒席摆在上海一个名叫聚丰园的川菜饭馆中，参加者有周总理、邓颖超、王若飞等30余名中共成员。

那天的张锡瑗十分漂亮，她的个头不高，可性格开朗，朋友众多，再加上气质绝佳，一颦一笑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婚后，张锡瑗和邓小平搬到了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里居住，与周总理夫妇成为了邻居。他们均是20来岁的年纪，正处于一生最美好的年华，但为了革命，他们却置身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领域。

他们无一人惧怕、无一人退缩，始终坚定奋斗在最前线，为共同的革命信仰、为家国天下的安稳而无私付出着、努力着。

他们非常清楚，战争年代的婚姻和爱情几乎很难有一个完美结局，因为危险无处不在，可张锡瑗和邓小平却从未想过，属于他们夫妻的缘分竟然会那般短暂，短暂到留下来的人要用大半生去怀念故去的灵魂。

02，未曾有幸白首：她拼死生下孩子，与他说了永别

朱瑞绶是张锡瑗和邓小平婚礼来客之一，由于当时工作的缘故，他算是夫妇二人的熟人。

他后来回忆说，张锡瑗确实特别漂亮，主要是她的性格很好，活泼又善良，只要看到谁有了困难，她就一定会尽自己所能帮助一把。她不是那种没头脑、莽撞的姑娘，她很聪明，容易令人生出好感。

工作中，张锡瑗即是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她时常穿着一身典雅旗袍，将头发剪短，梳成贵妇人的模样，再换上一双高跟鞋，以端庄气质游走在敌人眼线里，从容自如地完成着一项又一项隐秘危险的革命任务，没有出过半分差错。

生活里，张锡瑗则是邓小平的最佳后盾，她没有为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发出怨言，没有拖邓小平的后腿，她一直保持独立自主的姿态，拒绝当邓小平的附属品。

那时候的上海究竟有多么危险？从邓小平自身的经历就能感受到。他在布满白色恐怖的沪上曾有两次危及生命的“历险”。

一次发生在他与张锡瑗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某天，邓小平按照惯例到爱文义路的罗亦农居所同他接头，商讨隐秘工作。

未想，等邓小平结束密谈，从后门离开之际，一队巡捕突然敲响了罗亦农的前门。他们二话不说，直接上前逮捕了罗亦农。

正巧绕到前面，准备回家的邓小平从门口假扮成鞋匠的同事那里悄悄察觉到不对气息，他瞬间一惊，立马明白是罗亦农出事了。

邓小平不敢多想，径自快步离开了那片区域。若是再晚上十几秒，怕是他同样会沦落成巡捕的“阶下囚”。

一次则发生在邓小平和张锡瑗的住所。巡捕不知从谁的口中得知周总理居所，忽然上门前来搜查。幸而中共特科提前知晓了消息，及时通知周总理等人，让周总理得以安排同志们尽数撤退，令巡捕们扑了个空。

可巧就巧在，本该在外地出差的邓小平正好在那个时间段归来。他一如既往地走到家门口，准备敲门进去。特科一名隐匿在巡捕队中的内线急中生智，抢先应了一声“谁？”

他的声音惊醒了邓小平，使得邓小平一下子明白门内有异，遂赶在巡捕开门前迅速离去，躲过了一次劫难。

许多年后，邓小平再度回忆起当时情形，仍旧无法压下心头那种恐慌，他说：“那个时候是真的危险啊，差半分钟命就没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张锡瑗和邓小平相伴相依，共同度过了他们此生最危险也是最甜蜜的一段时间。

1929年8月，邓小平收到党组织派遣给他的任务，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告别已经怀有身孕的张锡瑗，踏上了前往广西的道路。

他在那里与张云逸、李明瑞等人共同发动了百色、龙州两地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及中共革命根据地，极好地实现了组织对他的期许。

次年1月，终于寻到回上海汇报工作机会的邓小平急冲冲返回沪上，趁机到宝隆医院探望了他一直挂心、即将分娩的张锡瑗。

或许，那便是上天予以这对苦命夫妻最后的仁慈。她被医生推入产房，邓小平独自一人留在医院走廊苦苦等待妻子和孩子的消息。他的心从未那般混乱，不停地走动，不停地祈祷，只希望一切顺利。

可偏偏，命运最爱“事与愿违”的“戏码”，孩子诞生了，张锡瑗却出现了产妇最怕的后遗症产褥热，她高烧不退，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担心妻子的邓小平不顾忙碌工作，日夜陪伴在她的身边，恳求老天能“赏赐”一次奇迹。

然而，落后的医疗条件和设施、不成熟的治疗手段还是带走了张锡瑗的性命，她只来得及留下一句“珍重、永别”，就和邓小平永远地分开了。

没等邓小平从丧妻的悲痛里走出来，又一噩耗传入他的耳中：他和张锡瑗唯一的女儿亦夭折了。

那一刹那，邓小平的世界仿佛陷入永恒长夜，他不知该如何抒发心内哀恸与愤懑，只能默默垂泪，哀悼故去的妻子和似乎人间短暂过客的女儿。

而在丈夫、父亲以外，他还是一位革命工作者，紧迫的形势没有留给邓小平太多追悼时间，甚至连安葬张锡瑗都不能，他即在组织的催促下匆忙离开上海，返回他应当继续在那里奋斗的广西。

期间，邓小平把张锡瑗的后事托付给一位名叫李强的同志。

1930年，李强来到上海，将张锡瑗安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因地下工作的特殊要求，她的墓碑上只写下了“张周氏”的假名，前来送葬的则是邓颖超母女及张锡瑗的妹妹。

张锡瑗就此从邓小平的生命“落幕”，独留下他一个人继续在繁乱人间奋斗着、前行着。

03，自别后君如何：暮年的他回忆当初，仍觉她是最漂亮的姑娘

1931年，正处于人生又一低谷期的邓小平在组织的安排下，启程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名叫金维映的姑娘。

金维映出生于1904年，同样和邓小平年纪相仿。她的性格不如张锡瑗开朗，却胜在稳重自强，是一位能够上战场、指挥作战的女将。

邓小平与金维映在路途中互生情愫，很快步入婚姻礼堂。结婚后的生活一如当初，邓小平因工作原因常常和金维映分居两地，他们相处时间不长，可初期感情算是深厚，一有机会即相互探望。

偏偏老天就是喜欢“捉弄”人，正当两人生活渐渐归于平静寻常之际，邓小平的处境再度出现转折，他成为了王明无情打压的对象之一，受到了一系列不公平待遇。

身为他妻子的金维映也难以幸免于难。有关人员不断挑动金维映的心绪，强迫她和邓小平划清界限。

金维映在革命、政治方面的理念本就与邓小平存在偏差，这般一番工作下来，她曾经坚定的心果然开始微微动摇，最终做出了和邓小平离婚的决定。

1934年，金维映与一名叫李维汉的同志再度喜结良缘，恢复单身的邓小平则在一次又一次“磨难”中失去了原本的乐观和开朗，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1935年，邓小平随红军队伍抵达陕北，次年担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有一位名叫卓琳的年轻姑娘辗转来到延安，考入了陕北公学。

她出生于1916年，比邓小平小了整整12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卓琳的成绩优异，思想坚定，一心想要在革命事业中闯出一番名头，为祖国、为百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抵正因为她的出色表现和坚韧心性，博得了组织领导的关注与青睐。1938年8月，有人出面把卓琳介绍给依然单身的邓小平。

两人果然心性相和、志向相投，于当月即成婚。卓琳不同于金维映的“独立”，她一直都是邓小平身后最坚实的后盾，正如昔年张锡瑗那般，始终站在与邓小平相同的战线上，极力辅助他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同邓小平的感情逐渐变得深厚。

1949年解放前夕，邓小平领命攻占上海。他非常积极，只为能尽快重回故地，再“见一见”早已逝去的故人。

但让邓小平稍稍心塞的是，由于战乱及日本人在江湾大肆动土修建机场的缘故，原来安葬在江湾附近的烈士墓地皆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许多烈士墓都找不到踪迹了，其中便包括张锡瑗。

邓小平不愿意放弃，他费尽力气寻到当时负责安葬张锡瑗的李强，拜托他帮助自己搜寻张锡瑗墓地。

几人历经艰辛，终于在一片水塘底下找见了张锡瑗的遗骨。邓小平请人把张锡瑗遗骨打捞出来，安置到一个小棺木里，和同样找到的苏兆征烈士一起安放到他于上海居住的励志社楼下。

这一放，就是整整20年光景。1969年，有关部门征得邓小平同意，自励志社旧址取出张锡瑗和苏兆征棺木，把二人安葬到了上海烈士陵园内。

在纪念烈士的遗物、照片陈列馆中，有一张模糊的照片下写着“张锡瑗”的名字和简介，附近放置着一条她往日工作中曾使用的羊毛披肩，那是张锡瑗于世间唯一留下的痕迹。

许多许多年以后，年华苍老的邓小平与亲属再度谈起张锡瑗，依然不改当初情愫般轻轻说了一句：“张锡瑗真的是我所见女人中少有的漂亮者。”

时光改变了他的容颜，岁月增长了他的阅历，但当邓小平又一次回忆起张锡瑗时，却好像什么都一如往日，张锡瑗依然是他回忆中鲜活生动的模样，是他此生难以忘怀的故人。

人的一生确实无比漫长，所经历的人事同样非常繁杂庞大，记得什么、遗忘什么，从来只依靠事物或人在我们心中的重要性而决定。

不在乎的事情或人，早早便抛之脑后；在乎的则永远印刻在脑海里、融入到骨血中，即便岁月长河再怎么洗涮，也无法将它们驱逐出我们的生命。

正如那句俗话所说：人最应惧怕的不该是生命的流逝，而是被人永远遗忘；生命的流逝从不是人一生的终点，遗忘才是“他”在人间真正的“消亡”。

当无一人再记得“你”是谁，曾在人间有过怎样故事时，那么“你”在世间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张锡瑗是悲哀的，她在人世的旅程那么短暂，短暂到尚来不及好好看看她的心爱之人、好好抚养她的孩子长大成人。

但同时，她又是幸运的，有人会永远记着她，她的名字亦将一直流传下去，她的生命消逝了，她的故事却与她的丈夫一起，铭刻在了华夏的历史长河中。

谁又敢说，这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