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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还没有从胜利的喜悦中走出来，内战的硝烟就在一次笼罩了我国大地。
毛主席冒着生命危险，率领共产党代表团，亲赴重庆谈判，争取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强烈渴望和平的愿望。
然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对此毫无诚意，蒋介石三番力邀毛主席赴渝，本质是为了让共产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实现其“假和平，真内战”的野心。
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到重庆后，与国民党展开谈判，为争取和平，共产党人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诚意。在谈判桌外，他借助美国方面的力量，输送国民党军队，并多次秘密给国民党军队下达作战部署，命令国民党军队及时抢占战略要地，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谈判桌上，共产党严词驳斥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谈判桌之下，解放区军民展开反击，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屡次进攻，在国民党和蒋介石没有诚意的表现之下，国共双方冲突也不断升级。
美国方面极力避免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对于此紧张局势，美国的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调停国共内战。
1945年12月，马歇尔来到上海。他先后会见蒋介石，以及周恩来、叶剑英，与两方展开洽谈。
马歇尔调停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蒋介石依然在有恃无恐地挑起战争。1946年6月，国民党发起全国内战，正式拉开了内战的序幕。
这也宣布马歇尔的调停失败。
马歇尔为调停内战已深感疲惫，且内战爆发后，他的处境也极为尴尬。马歇尔希望，能有一个人帮他开展协调工作。他希望：最好是一位德高望重且在中国有长久经验的美国人的帮助。
再三考虑之后，马歇尔选择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是一个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的父母婚后在杭州生活，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他们住在杭州天水桥附近一座二层房子，司徒雷登就是在这个老房子里出生。
父母根据家族习惯，曾为他取名“John Leighton Stuart”，但后来他一直使用的是他的中文名字：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1岁回到美国读书学习，结婚后与妻子回到杭州。他担任过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1919年起，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为燕京大学的建设做了许多贡献，投身教育事业的司徒雷登受到人们的尊敬。
司徒雷登是一个对中国有深入了解、并在中国有广泛人际关系的美国人，马歇尔力荐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为驻华大使，从一位教育家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外交官，参与调节国共谈判。
司徒雷登担任大使的消息传出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纷纷发来贺电，欢迎他出任驻华大使，同时也对他怀抱极大的希望。
司徒雷登带着调停的使命，坐上了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他也确实想尽办法，力促国共和谈，希望消除内战危机。
随着内战愈演愈烈，司徒雷登也只能执行美国的政策，扶持蒋介石。他基本上忠实执行杜鲁门政府的“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政策。
曾经，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留下不错的名声与印象。自从他当上美国驻华大使，执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他的形象也开始崩塌，受到许多国人的谴责。
解放战争的进程不断推进，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骁勇善战，所向披靡，蒋介石引以为傲的王牌军队一个个溃灭，蒋介石一步步走向失败。
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也陷入失望，并决定终止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援助。
1948年，司徒雷登在谈话中痛骂“蒋介石政府贪污无能，失尽人心”，并表示：“美决不援助无人民拥护之政府。”1948年底，司徒雷登与蒋介石谈了一次话，劝蒋介石接受和平的结果，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他不得不警告蒋介石：“战既无力，和又不能，前途很危险。”当下的司徒雷登直言：“现在国民党和是投降，战亦无法，美只好暂时观变。”
为保住美国在华的利益，杜鲁门政府在国民党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的同时，试图向共产党伸出橄榄枝。
1949年1月，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主动与中共中央接触。
傅泾波早年在北大读书时就听过司徒雷登的演讲，1946年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后，傅泾波就以大使私人顾问的名义，协助司徒雷登工作。
傅泾波设法托人给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带去密信，信中提及国民政府已经失去民心，美国方面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没有跟随国民政府南撤，而是留在了南京。
中共中央派黄华与司徒雷登秘密接触，黄华曾就读于燕京大学，算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之前，毛主席在北平作出指示：“可以与其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司徒雷登不仅与黄华几次见面相谈，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而且，他还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计划前往北平，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周恩来一面。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美国方面的不同意见，司徒雷登收到回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美国方面的示好，是为了日后依然能够享受在我国旧社会所拥有的特权。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1949年7月1日，毛主席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毛主席在文章中指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
这个消息一出，美国的杜鲁门政府怒不可遏，立即将司徒雷登召回。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一行前往美国，离开前夕，傅泾波特意给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写来离别信，表达对未能成行北平的遗憾。
司徒雷登回美国，毛主席更是亲笔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这不仅是指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也隐喻“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彻底失败。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侵华的本质，也言明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而司徒雷登这一走，中美关系的大门也随之关闭了20多年。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患上重病，1962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病逝。直到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才被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在他唯一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写道：
“我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个国家的一切早已经融入于我的灵魂之中——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在那里拥有无数的朋友......1946年，我被‘派遣’到位于南京的美国使馆，担任驻华大使一职，这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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