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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日本三菱株式会社职员三人、多伦特务机关职员一人赴张北旅行，未带护照，被一三二师的士兵劝阻，致电察哈尔省府请示处置办法。省府回电，着即放行。

这四人到达张家口后向关东军报告，关东军即借题发挥，向察哈尔省提出抗议。

秦德纯急忙赶到北平，向何应钦请示办法。

随后，秦德纯奉命回答了日方的四项条件：

“（1）道歉。（2）撤一三二师参谋长职务。（3）惩办一三二师军法处长。（4）以后日人赴内蒙旅行予以便利”。

这就是察东事件。

1、如何抓住国民党官员的弱点？

六月十八日，汪精卫主持行政院开会，决议免除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由秦德纯代理。宋哲元于六月十九日离开张家口到北平，继又赴天津，二十九军暂交张自忠统辖，察北事件初步解决。

何应钦到南京原拟请黄郛返北平，但黄称病，执意不肯北上。所以，会议又决定，派王克敏代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商震代理天津市长职，以缓和与日方的矛盾。但华北形势仍然紧张，北平军分会全体委员急电何应钦尽速返任，于是决定王克敏赴平，主持工作。

日本挑起察北事件，目的在吞并内蒙，所以达成初步协议后，日本关东军于六月十七日召开重要幕僚会议，对华北局势及察哈尔事件形成三点意见：

（1）华北问题因南京已容忍日方一切条件，故时局告一段落。（2）察哈尔事件由土肥原少将与责任者宋哲元交涉，处罚非法监禁事件的责任者。（3）关于华北调整关系，确立和平之具体对策，渐次求其解决。

这三点意见的核心是置察省、华北于日本的实际统制之下。

关东军第二课长石本公开发表谈话称：

“关东军及华北日驻军当联成一体，而在军事协定范围内谋华北问题及察哈尔问题善后对策之万全，并严重监视今后华方态度”。“军方当与外务省协力，对国民政府之排日主义施以根本纠正”。

酒井参谋长还在天津召开平、津、沪、汉、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日本驻在武官会议，以贯彻军部的对华方针。

土肥原是个凶残而狡诈的日本特务。他善于利用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弱点并摆布他们。

因此，他在中国有恃无恐。

日人西义显写道：

“作为个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君子。但是，他从来不吸取过去的教训，而只是重复运用他那一套违反时代的、腐朽的老手法”。

2、《秦土协定》的签订

南京政府幻想西方国家出来牵制日本，因此，向国联通报了，日本在华北的活动。但英美等国只表示关切华北局势，观察日本动向，并不采取实际行动。

六月二十六日，王克敏到达天津，声称他北来的使命在于结束河北及察北事件，并说何应钦原拟辞职，经汪精卫挽劝，决定于月底北返。

应土肥原的要求，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于六月二十三日到北平与日方谈判。当日晚十时半，土肥原、松井、高桥，在程克的陪同下访晤秦德纯。

这次访晤，实际是一次中日双边谈判。北平方面出席者除秦德纯外，还有萧振瀛、张允荣、程克、陈觉生。

日方提交了一份《对宋哲元交涉纲要》，谈判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秦德纯见事关重大，不敢擅自作主，遂向南京报告。

六月二十四日，南京复训，令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察哈尔省会商解决。

二十五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开会讨论日方提案，认为条件之苛刻已远远超过了塘沽协定，没有南京政府的明确意见不敢应允。

当天夜晚，秦德纯、萧振瀛到扶桑馆访晤土肥原，说明需要再次向南京请训。土肥原以返回长春，中断谈判相威胁。

北平代表陪尽笑脸，婉言相劝，土肥原才应允等待回训。

六月二十六日深夜，南京政府第二次回训到达，表示原则接受日方条件。秦德纯立即约集雷寿荣、陈觉生等，对日方条件的文字作了斟酌。

二十七日晨，陈觉生往晤土肥原，约定是日上午十时在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室履行条约签字手续。

届时，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与土肥原、高桥出席，至十一时四十分完成签字手续。

一份出卖察哈尔省主权的《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就这样出笼了。

秦德纯为协定达成发表书面谈话称：

关于张北事件，“余奉中央电令，秉承军分会进行交涉”，已圆满解决。“

其中经过，随时请示中央，完全依照中央回训办理，余惟尽地方当局本分内所应尽之责任而已”。

土肥原对中日记者发表谈话，得意洋洋地称赞察省当局的合作。其实，秦德纯只不过是卖国外交小经纪人，而蒋介石、汪精卫则是大老板，土肥原的真正合作者是他们。

《秦土协定》签字后，梅津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立即先后发表声明，逼迫南京对六月九日的备忘录给予书面答复，要求必须在全国清除“排日”活动，于是南京政府再次向日本妥协。

首先，进一步调整河北省、天津市机构，以商震为河北省主席，程克为天津市长。

其次，何应饮于七月六日致函梅津：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这样，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饮的备忘录，与七月六日何应钦的这封回函，便构成了一份完整的南京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换文，人们通常称其为“何梅协定”。

《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是蒋汪政府对察哈尔省、华北地区的主权又一次大拍卖。

3、国民党的“亲日”举措

日本为扩大侵略，实现“华北特殊化”，策动汉奸武装在河北各地暴动。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汉奸白坚武率领数十名可徒，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从天津乘火车至丰台，勾结驻丰台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长段春泽，抢夺两辆铁甲车，向北平开进。

二十八日凌晨一时许至永定门外，向城内开炮。北平军分会调万福麟军的缨征流师及保安队抵御，汉奸队被击溃，又流窜香河县境滋扰。

白坚武扬言要组织“华北国”。为加强北平防务，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奉调由张垣到平，分驻南苑、西苑。

日本唆使白坚武叛乱，是推行“华北计划”的组成部分。

这项计划的中心思想是改变日本在华北的缓进方针，而要在经济、政治两方面讲求积极策略，以谋中日关系的根本调整。

七月四日，土肥原、坂垣等在长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会议，讨论了如何在华北制造伪政权问题，妄图由经济统制进入到政治统制。

南京政府以没有在文字上承认伪国而自我安慰，但这条防线经不住日本南进政策的冲击。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中日伪三方代表在北戴河讨论关内外通电话的协议，不仅三方代表平起平坐，而且协议条文也含有承认伪国的内容，南京政府不承认伪国的防线完全崩溃。

白坚武叛乱事件未了，日本在上海又挑起了“新生事件”。

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十五期登载一篇《闲话皇帝》，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认为此文有对日本皇室不敬之意，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禁止该刊发行、禁止其他刊物转载此文、惩办发行人及文章作者、市长要向日本领事道歉，并保障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无理要求。

上海市长吴铁城一一承诺了日领的要求，并令法院传讯总编辑杜重远及作者易水。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也在南京向唐有壬提出上述要求，并对国民党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横加指责，要求亲日作家参加图书检查。

为使日本不致插足图书检查，国民党中央决定作出重大让步：

七月七日，中央宣传委员会通电各省市党部，要求出版界慎重记载邦交文字，叶楚伧发表谈话，除对日本表示道歉外，着重说明国民党中央对中日关系一向采取诚恳和平态度。

中央宣传委员会又发表电文，要求全国各地严厉取缔反日运动。杜重远被判处一年两个月徒刑，全国與论对此愤愤不平。

4、“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取消

日本在华北的“经济开发”，经土肥原、关东军总务部长石本、满铁副总裁八田等会商，决定：军方对华北经济作圆满调查，以满铁为主体经营。

满铁决定一九三五下半年在华北投资一亿二、三千万日元，首先发展华北的铁路、公路、水利、电汽工业、航空、汽车业，并改进原华北的五省铁路运输。

七月十七日，关东军总部召集土肥原、仪我、花谷、高桥、酒井及其他驻地的特务机关长、驻在武官、驻屯军参谋长等开会，决定在天津设立日“满“经济调查及统制机关，并讨论了经济开发的步骤、措施。

会后，酒井对新联社记者谈话称：“八月巽动，或被更迭，亦未可知”，暗示日本将有深不可测的阴谋举动。华北处于类似“九·一八”前夜的形势中。

在日本积极推进华北计划时，满铁总裁林博太郎辞职，松冈洋右继任。松冈洋右是一个比林博更富于侵略激情的人物，南次郎与他配合默契。

此时南京政府的政治风波又使汪精卫躲入医院。

国民党的对日外交一时步伐紊乱。

八月四日，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长刘佐周，因与部下闹纠纷，被刺死于滦县车站，并伤及日兵数人。日方指责刺死刘佐周，是蓝衣社所为，目的是攻击日本驻屯军，乃为排日事件，要求中国政府严查处理。实际在于逼迫南京政府取消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汪精卫于刘佐周事件后复职，即电召王克敏到南京周密布置撤销政整会的各项事宜。

八月二十七日王克敏返回北平。二十八日，国民党中政会与行政院会议议决，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二十九日发布撤销令。

同日，绥远省党部发布启事：

“本会自八月二十九日起停止工作，赶办结束，绥省市县各级党部同时结束”。

5、“经济提携”为主的对华外交

河北省的国民党驻军自中央军他调后，一九三五年六月，东北军也按日本要求调走。二十九军于六月底驻防北平外围后，察哈尔省政府委员、与日本关系密切的萧振瀛为宋哲元奔走于蒋介石、日本之间，以求由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与日本方面的认可。

在汪精卫主持的八月二十八日行政院会议上，决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调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秦德纯为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长，二十九军增设外交处。

九月二十日，宋哲元从天津到北平，二十一日就职。至此，国民党中央设在华北的机构只剩下一个没有主帅的北平军事分会了。

日本则按照已定方针，以经济提携开路，制造华北伪组织，妄图直接控制华北。

日本引诱一批幻想走中日提携道路的中国人，充当其经济侵略的工具。

九月二十一日，一部分平津经济界人士惑于中日经济合作之说，发起成立河北经济协会。

该会以研究救济河北经济为名，为日本的经济侵略服务，上海经济界的一些人，也在日本的邀请下，由吴达诠等发起，于九月二十五日组成了十五人的赴日经济考察团，十月六日乘上海丸东渡赴日。

北平市政府组织了同样规模的赴日考察团，由吴承湜率领，于九月二十五日由塘沽东渡。

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内阁召开四相会议，首相冈田、外相广田、陆相川岛、海相大角参加，

决定以“经济提携”为中心推动对华外交。华北驻军司令官多田骏也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声明。

此外，满铁会社在天津设立“天津事务所”，在察哈尔、绥远各设调查机关，在多伦设立分机关，满铁总务部驻在员渡边，奉该社命令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多伦。

十月初，日本阁议，决定成立开发中国经济公司，资本为日金一千万元，着重发展华北的农矿与交通。中国赴日经济考察团到日本后，决定与日本合组中日贸易协会。

日本在经济提携的烟幕下寻找代理人。

6、香河事变

经济提携的进展，给日寇制造华北伪组织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的香河事变，便是日本蓄意制造冀东伪政权的先声。

十月十八日，在日本特务策动下，河北香河县劣绅武宜亭，在东门外安抚寨村胡承武宅集会，由日本浪人指挥，印制请愿传单。

二十一日，又枭集二三千众，包围县城，并向城内射击。次日下午，他们在日本宪兵的帮助下，冲进县城，乱呼口号，随意行动，秩序大乱，县长由北门逃走。变民拥至县公安局，局长及警察队长被抓，县警被缴械，劣绅等立即组织“自治政府”，推举县长。他们散发传单、宣言，扬言“实行自治”。

事变发生后，河北省主席商震派省参议刘跃东到香河调查，被变民扣押在县公安局。

又派三十二军一七五团两连人马到香河城外驻扎。经与日方在天津作多次会谈，决定县长赵仲璞离开香河，由保安第一总队张庆余部维持治安。于是，日方派小林大佐赴北平作进一步交涉，刘跃东留在香河处理善后，香河事变暂息。

十月下旬，日本外相广田向中国驻日本大使蒋作宾暗示，日本要求中国应抛弃依赖英美的政策，尊重“满洲国“事实之存在，促进华北与伪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

日本又派人到中国，向日本在华人员传达此项政策，分别召开了上海会议、天津会议。根据这项指示，日本华北驻军于十月二十九日向平津当局提出抗议，称华北仍有抗日团体，要求立即取缔。

日本驻天津的宪兵队立即擅自捕捉中国人，开未有之先例。日军又沿平津铁路线举行军事演习，一时搞得人心恐慌。

平津方面为答复日方的抗议，河北省主席商震、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袁良，分别于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向日本总领事发出了第二二六号、二二七号、二二九号公函，再次表示一定严查辖区的抗日活动，并对部分官员的行动进行调查。

袁良受日方压迫，辞去北平市长职。经宋哲元与日方协商，报请南京，十一月六日，行政院会议决定，由秦德纯任北平市长、萧振瀛任察哈尔省主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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