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和玄学的精神，是艺术的精神，反映到艺术作品中，会表现为某种性格的美。这种美，不仅可以表现在用笔的“简”，还可以表现在用墨的“淡”。

淡，就是清淡、素淡。《庄子·刻意》云：“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庄子·天道》亦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所神往的这种美，大体可以用清淡和朴素来概括。这种纯素的观念，是一种恬淡的、寂寞的人生里流出的美。以庄学和玄学为根柢的作品，在超俗方面看，风格一定是淡的。淡的精神，就是逸的精神。以淡为贵，就是以清为贵，以远为贵，以虚为贵，以无为贵，这是庄子的精神落实到艺术作品上必然的结果。艺术作品中生命意境的淡远，应该从空阔处去领会，从境外去领会，在空境中领会，也就是在无笔墨处去领会。虚廓空远，笔尽而意无穷，意味不在有形处，而在无形处，淡境之难，难在逸。

庄子所追求的人生，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人生，即游心于一种恬淡之境，而清静无为的人生。禅家崇尚“寂”，庄学崇尚“淡”。淡的意境，是从庄学中直接透露出来的意境，也是由玄学透露而出来的意境，它是从有限通向无限的连接点。顺乎万物自然之性，不加以任何人工矫饰之力，这就是“淡”的精神。

明代董其昌是最推崇“淡”的，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皆以“淡”为宗。他说：“昔刘劭《人物志》，以平淡为君德。撰述之家，有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淡是也。”又说：“质任自然，是之谓淡。”他以淡的意境和形相，作为作文的祈向。而且不仅文学，董其昌以二米的山水画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南北宗论，也是以淡为宗，以天真自然为宗。

对于书法，董其昌也追求以“淡”为主。他说：“作书与作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董其昌所推举的书法的意境，乃是平淡的意境。董其昌自己的书法创作，即倾向于南派之帖学，崇尚秀雅古淡的姿致，他认为自己“书中稍有淡意”。董其昌的淡，表现在用笔上，是泯没棱痕，去除棱角峥嵘、凝涩刚劲的刻板样，而是以柔柔的、淡淡的笔致来抚爱生命、亲近自然，表现一种自然的、萧散的、洒脱的心灵韵律和人生情怀。

但更重要的是，董其昌特别注意用墨，注重墨色的“淡”。他说：“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矣。”董其昌用墨忌浓、忌枯，主张秀润淡逸，而他的墨法则源自水墨画的发展。中国山水画的成立，是绘画向庄子精神的迫近和体现。而绘画在颜色上的革命，以水墨代替五彩，则使庄子和玄学的精神，在水墨的颜色上得以体现出来。这一革命，奠定了后来水墨山水画千年的基调。而文人意识对绘画和书法的渗透，书法的墨色追求自然，趋近于和水墨画同样的趣味，这可以说是顺着中国艺术精神的自然而然地演进。

水墨的颜色，是庄子所要求的重素重朴的颜色。当水墨能用得自然合度，在水墨的身上，就能表现出一种深不可测的生机在跃动，变化无迹，此之谓独得玄门。所以，后来的书法家和画家，一下笔便深浅数重，也就是董其昌所说得“下笔便有凹凸之形”，就好像造化自然在那里自由地展开，自在地舒卷。书法中淡墨的运用，比绘画晚得多，宋代苏轼推重的墨色是“湛湛如小儿目睛”，而以董其昌和清代“淡墨探花”王文治等为代表的书法家，对淡墨的自觉追求，集中体现了庄学思想影响于中国的水墨精神后，在书法领域的开拓。淡，就能得空灵，空灵如闲云野鹤，来去无踪；如太虚片云，缥缈恍惚，难以确定。它如云，似雾，像风，好像空无一物，又似处处皆是，才触处有，一放手便无。

淡，表现出来固然是笔墨的淡，但源泉却是人心意的淡。意的淡，就是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的淡，在散淡中透出空明灵透。淡与不淡，不在功力和技法，而在于心志的淡泊，但这并不是说，淡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等待。淡，实际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性情的自然，又关乎平日之所养。

艺术的成就，必须依靠性情不断向上的升华中才可以实现。而素朴的性情要想升华，须有待于启发、培养和充实，有待于人文的教养，人文的教养愈深，艺术心灵的表现也愈厚。这样，学问教养之功，通过人格和性情，就成为艺术绝不可少的培养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董其昌强调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也就是说，书法的淡的追求，归根结底还是要归于人格修养之上，只有这样，才真正触及到中国书法的根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