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陶瓷馆展厅里，陈列着一件看似普通却极为特殊的瓷器。器物遍体通红，丝丝黑斑顺势而下，几百年的光景似乎没有在它身上留下太多印记。在周围五彩和青花瓷器的映衬下，它像一个内敛的智者般“水深不语”，展现着中国人特有的哲思。

颜色本身只是一种物理现象，光经过反射或折射投射在视网膜上，人们便看到了颜色，起初这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颜色被赋予丰富的内涵。比如黄色代表光荣、温暖，绿色代表健康、生机勃勃，紫色代表神秘、高贵，粉色代表温馨、可爱等。红色作为最艳丽的色彩，千百年来和中华民族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红色是中国的国色——大到国旗，小到学生的红领巾，红色无处不装点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繁荣昌盛的大唐是一个开放包容且极富创造性的朝代，此时陶瓷工艺中的“南青北白”（浙江的越窑青瓷以及河北的邢窑白瓷）达到顶峰，各种颜色也初见端倪。唐三彩无疑是集大成者，蓝、白、黄、绿，如同调色盘般五颜六色。湖南长沙石渚（今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一带，名不见经传的长沙窑创造性地使用铜做着色剂，史无前例地烧制出釉下铜红釉瓷器。虽然颜色不很均匀，质地也略显粗糙，但毕竟是人类又一次突破技术上的壁垒，是陶瓷史上的迭代，是大唐落幕、繁华散尽后留给后人最浓重的一笔。

宋金时期，铜红釉品种不多，最有名的便是钧窑（位于今河南禹州）。“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梦幻令人心驰神往，但在当时确是一款非主流产品。这种红色，实际上是一种窑变。历史上有过窑工将红色窑变釉器当作妖邪之物而砸烂的记载：“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一个“亟”字，多少反映出宋人对红釉的态度。

非主流的红釉到了元代才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这得益于景德镇独一无二的瓷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元代釉里红兔纹玉壶春瓶，釉里红烧得眉飞色舞。铜元素经过高温还原后极不稳定，那时的窑工还不太能完全掌握铜红釉的烧造技术，虽然比前朝有所突破，但和后代比起来又稚拙太多。故宫博物院藏另一件元代釉里红转把杯，整体造型属元代典型，但铜红斑块垂流感依然比较强，和前一件玉壶春瓶上铜红的表现一致。虽然珍贵，但又一次印证了元代铜红釉技术烧造的不完美。

到了明代，“重红”文化慢慢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审美观念之中，红色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颜色之一。明代“舆服制度”中，大量使用红色元素。比如帝王的常服就使用了红色，明代高级官员使用的官服也从唐代的紫色转变为红色。

经过洪武年间短暂的过渡，来到了永乐年间——历史上烧造铜红釉最好的时代。永乐红釉无论从发色、修胎、修足，再到整体器型的把控，都是一流。稍后的宣德红釉和永乐年间的极像，很多没有款识的铜红釉瓷器想要区分是永乐还是宣德年间的，极为困难。但纵观整体，宣德还是要比永乐稍逊一筹，红的发色不如永乐艳丽。但无论是永乐还是宣德，若要烧成“朱砂非所拟”般的铜红，都是极为困难的。

在景德镇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明代宣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一身红袍，偶然间从一件白瓷旁边经过，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了红色，鲜艳异常。于是，皇帝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马上烧出这种红色瓷器。然而，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符合标准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纯正的红釉十分不易。正当窑工们屡烧不成，眼看限期已到，就要大祸临头时，其中一位窑工的女儿得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熊熊燃烧的窑炉之中，以血染瓷便可成功。于是，她乘人不备，投身入窑。只见一团炽烈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这个传说虽极富玄幻色彩，但如此逼真而悲壮的故事，充分说明红釉烧之不易，后人遂以“祭红”命名这种红釉器，并以此纪念这位烈女。

过去很多人认为永宣红釉巅峰一过，铜红釉便急转直下，事实可能并不完全如此。明代成化年间的铜红釉也是可圈可点，其中的佼佼者一点不比永宣的差，只不过数量不多，容易被人忽视。正德年间，由于政策原因，御器厂时断时续，非常不利于制瓷工艺的传承。正德中早期，还可以勉强烧出颜色晦暗的铜红釉，但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已大不如前。到了嘉靖年间，铜红釉的烧造已经非常困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釉里红蟠螭纹蒜头瓶，螭龙上斑驳地分布着类似红豆沙一般浅薄的铜红釉。据《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为深矾红。”可见，进入嘉靖朝的第二年，铜红釉的烧造便开始不得已用矾红代替。矾红是一种低温釉上铁红釉，烧造相对简单，只需将矾红料画于瓷上进炉烘烤即可，成品率也大大提升。嘉靖之后的几朝，铜红釉随着国力的衰败没能再次崛起，和大明一起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铜红釉的再度崛起要等到清代康熙年间。刚刚改朝换代，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孕育着巨大的能量，治瓷业也不例外。康熙中期，三藩之乱平息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其中有一条，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指派督陶官直接管理窑物。景德镇瓷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密不可分，一旦时机成熟，各个品种的陶瓷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珐琅彩、粉彩都是康熙年间首创，与此同时，康熙还全面恢复了红釉的烧造。最为著名的是康熙中后期，郎廷极任御窑厂督陶官的时候，为了追慕永宣的铜红釉，创烧郎窑红。尽管有些郎窑红烧得与永宣红釉非常相似，但因朝代更迭、原料枯竭等原因，不可能完全复刻，总会留有时代的烙印，这也给后人鉴别提供了依据。

只可惜，这般绚丽也没能维持太久。乾隆一过，随着清王朝的一步步衰落，铜红釉再也没有什么创新发展，就连维持之前的品质都很困难。清晚期的红釉往往颜色偏橘，釉层也没有“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厚实，但清代红釉一直没有断烧，艰难地维持到民国。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一直为中国保存着这一份红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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