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的投降

意大利舰队的投降，对于心理战妙术的效能，马上产生了一段神话。华莱士·卡罗尔记录了这段神话的由来:

“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在文告中要求意大利海军把它们的舰只开到盟军控制的港口。在阿尔及尔，有一个在战事情报局心理作战组供职的工程师莫里斯·皮亚斯，把盟军的一架无线电发报机的波长拨到国际紧急呼叫频率上，这是各国海军舰只时时刻刻注意收听的。他从这个电台每隔15分钟对意大利舰队广播一次，连着广播了许多钟头。三天以后，当意大利舰队驶进马耳他岛的英国海军基地时，肯宁安上将转过身来对他的一个副官说:‘你告诉麦克卢尔将军说……他们利用宣传在一天之内便作到了我三年来对意大利海军没有做到的事。’麦克卢尔把这话当成了一种笑谈，但是战事情报局当时正在和国会力争款项以维持心理作战组的开支所以他们便决定把这句笑话当成一本正经的事实，写进了国会讨论预算的发言记录，以便将来所有的心理战手册中都写上这段神话。"

这段神话也反映出一种看法，认为军事行动是由冲动所引起的，来自敌方的适当语言刺激就会造成这种结果。然而实际上，盟国的广播和意大利舰队之驶入英军港口没有一点关系。舰队是根据意大利海军当局所发布的正式命令起航的。撒姆耳·埃利奥特·摩里逊在他所著的美国海军战争史作了如下的叙述:“……停战宣布以后，关于意大利海军所要采取的步骤已经在卡西比利慎重地拟订出来，并由卡斯特兰诺将军带往罗马。桑逊那提海军上将在9月8-9日的夜间用电话指示了有关的海军司令官。意大利西海岸的一切舰只都要驶向科西嘉，沿科西嘉和撒丁岛西海岸前进，从那里再驶往北非的波那港待命。在塔兰托和东海岸的舰只都径直驶往马耳他，在爱琴海的舰只都驶往海法。商运船舶都驶往直布罗陀或亚历山大港。所有舰只船舶都通知了招呼信号，并且保证它们在盟军港口会受到礼遇。”

意大利海军总司令柏格米尼海军上将接到罗马的指令以后，几分钟内便召集他的指挥官们开会。他说:“告诉你们手下的官兵们要接受这次巨大的牺牲……我们的舰只在一小时以前还准备去打击敌人，而现在由于国家的需要，我们可以悬着国旗去会见胜利者，官兵们可以昂起头来。这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结束，但是这却是我们现在所必须遵循的前进方向。因为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重要的并不是梦想、希望和对现实的否定，而是始终不渝地尽忠职守的觉悟……总有一天，海军的这种不朽的力量会成为意大利人民在这上面重新建立起他们的幸福的一块基石。”

塔兰托港接获和执行启航命令的情况，阿尔伯托·达·泽厄勒海军上将给了我们一段生动的描述，他当时是驻在那里的海军分舰队的指挥官。达·泽厄勒说，所有担任指挥工作的海军上将们都奉令于9 月7 日到罗马参加在海军部召开的会议。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停战协定在四天以前就已经签了字，而且将要在第二天宣布。开会时，海军部长德古尔顿上将宣布说，“万一德国人进攻，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力量还击，绝不要让对手取胜”。达·泽厄勒接着说道:“要不是因为从塔兰透到罗马那段长途艰苦的汽车旅行弄得我精疲力竭，要不是因为我次日就得动身回去，我也许会在事实揭破之前看穿这种奇怪的预言的秘密。无论如何，8日晚上，当我上了杜里奥号战列舰之后，听到舰长摩拉比托说我们已经请求(原文如此)停战，我不禁大吃一惊。我马上把其他军舰的舰长招到船上来，和他们一道收听巴多格里奥的公告:战争结束了。”

这段报告对于巴多格里奥的办事方法和意大利海军将领的思想情况都有所透露。其至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显然必须为与德军不可避免的冲突进行准备的时候，巴多格里奥都没有把当时的局势告诉高级将领，他只对他们说了一句暗语:如果德国人进攻，他们就必须自卫。达·泽厄勒没法猜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似乎其他在场的人们当晚也没有和他讨论过这件事。显然可见，将领们简直从来也没有想到意大利会在战争中变更立场，所以尽管征兆已经摆在眼前，他们也预料不到这种举动。

停战宣布以后，达·泽厄勒曾花了几个钟头打电话到罗马要求说明和指令。电话没有打通，他也没有感到奇怪，罗马和塔兰托的电话线路向来效能不好。9月9日晨，有人把达·泽厄勒从将领会议席上叫了出来，他的一个下级官员在电话上告诉他说，今晨收到了罗马发出的一个电令:所有可以行驶的舰只都要即刻驶往马耳他!达·泽厄勒不能相信这一命令。电报不是全文，可能是假造的。他决定再打电话到罗马(当然他不知道政府已经不在那里了)，并且等候这个电报的完整副本。同时，他自作主张地为凿沉舰只进行准备。他的两个下属都劝他打断这个念头，另一个人恳求他执行命令。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命令的全文来了，是德古尔顿签署的。它清楚而明确地说，舰只驶往马耳他既不是要把它们移交出去，也不要扯下意大利的国旗。这样，“……虽然我并不像亲耳听到官长讲话那样心情舒畅，但是我的想法却很快地完全转变了，我从电报里体会到德古尔顿的气魄和风度。我因为心情惶惑而认为电报可能是伪造的那种荒谬猜测已经烟消云散了。”海军上将回到中断的会议席上，宣布他决定无条件地服从罗马的命令:“我看出我的下属们眼睛里都表露着相当的怀疑和不知所措的神情，因此我重申前言。并且在没有要求他们表示效忠之前，我先解释了我的观点。最后，除了吉欧万尼·格拉提和阿尔伯托·班斐以外，都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我的指挥官之中，他们两人的专门学识和服军役的成绩都是最出色的。”

意大利舰队到了马耳他以后，坎宁安海军上将问达·泽厄勒道:“你知道停战协定的全文吗?”

“不知道,”泽厄勒回答。“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决不扯下国旗，也不会把舰只移交出去。”

“绝对没有那个问题，”坎宁安说。

“我还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从你们的军舰上撤除我们的武装卫队。他们一定得在今天晚上日落时离开。”

根据这段叙述显然可以看出，塔兰托舰队(这是最终驶到了盟国港口的唯一 舰队)当时很有可能不投降。在命令发出来的时候，意大利政府正处于混乱状态。-一切都以达·泽厄勒是否收得到德古尔顿的电报而定。如果电报受到阻碍，或者如果德古尔顿的命令没有明确说明，虽然投降，舰只仍可悬挂意大利国旗的话，这些舰只一定会被凿沉了。

德古尔顿显然知道，若不保证舰队的荣誉而要使海军将领执行前所未闻的驶往敌人基地的命令，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德古尔顿能够给予这样的保证，是因为停战协定中并没有规定最后如何处理意大利舰队的条款。因此他可以用合乎传统的荣誉概念的意义来解释把舰只开往马耳他的这道命令。如果无条件投降命令对于舰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一道命令会不会发出，发出以后是否有人服从，是很可怀疑的。

当然，意大利政府知道它自身能否存在决定于是否把舰队送到盟国港口，倘使没有执行停战协定中的这条重要条款，盟国便会和意大利断绝一切来往，而把意王和巴多格里奥当敌人看待。即使如此，巴多格里奥政府能否对于它的海军将领行使权力，也还是不能肯定。后来知道，德古尔顿对于投降条款的解释原来是不正确的。盟国的确期望要把大的意大利舰艇移交给他们;只有一些小型船只、驱逐舰和几艘巡洋舰可以仍旧悬挂意大利国旗。然而这种要求直到舰只驶到盟国港口几个星期以后才对意大利人提出。巴多格里奥对盟国这种解释曾经提出抗议，但是没有用处。

盟国的心理战显然对于意大利舰队的投降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达·泽厄勒根本没有提到盟国的广播，由他统率的舰只似乎并没有收到这种广播，可以推断，其他基地的舰只也没有收听。或许这样反而更好一些，因为如果收听了这种广播，影响可能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广播简直等于请意大利海军士兵和指挥官背叛他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不明白，在停战三天之后，能够期望从这样一个心理战目标得到什么好处。也许盟国方面的“心理战士”们相信指望海军全面起义反对意王和巴多格里奥要比指望巴多格里奥服从他所签订的协定要安全一些。意王和巴多格里奥难道不是显然地“不可靠”吗?但是这样一种假定，惟有在有证据证明意大利舰队全面起义已经达到成熟状态时，才能认真地加以考虑，那就是说，或者是海军将领们急于背弃国王，或者是起义的海军士兵准备罢免他们的将领而把舰只开往民主国家的海岸。

但是，这两种倾向没有一种是有证据的。对盟国说来可谓幸运，意大利舰只上的上下级关系与纪律是非常正常的。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意大利海军士兵对这种广播会给予丝毫注意。至于将领们，如果他们知道盟国的心理战役的话，只会受到对盟国极为不利的影响。他们对盟国通过心理手段来瓦解他们舰队的这种企图的反感，会加强他们反对驶向盟国口岸的命令的决心，并且会使他们更加怀疑罗马政府发来的启航命令的真实性。意大利人没有收听国际波长的广播，很可能给盟国方面免掉了更多的烦恼。

对意大利海军所进行的宣传战，提供了一个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进行心理战的范例。它违背了这种艺术的两大原则:(一)要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二)要和全面政策配合。这次的目标(使舰只未奉到上级命令而来归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作为广播对象的人没有采取宣传者所希望的那种行动的动机。况且，这个目标与当时盟国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也不相符合，当时的政策是通过与意大利政府缔结一个协定使意大利舰队为盟国服务。

这两种方法的不相容，盟国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向意大利士兵呼吁以及与意大利政府缔结投降协定，这两件事被认为有着独立的、互不矛盾的效用。诱导意大利人大力合作来反抗德国人这个积极目标，基本上是要通过对土兵的呼吁来达到的，盟国因为愿意让这种行动由下面的力量自发地来推动，所以不愿意让意大利政府的权力和这种呼吁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和意大利政府所缔结的协定，基本上是为了达到一个消极目标，即把政府的作用局限于单纯的投降上面。

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它就说明了为什么盟军司令部在和意大利政府签订了一次有关舰队的协定以后，又批准进行一次“心理战”以使舰队开往马耳他和其他港口。如果意大利舰只的启航是出于自愿的话，那便会更合乎盟国的心愿，这样就可以把巴多格里奥的作用限制在纯粹投降的范围之内，而不带有任何合作的成份。但是实际上，在意大利舰队方面，并不存在可以刺激他们自发地采取亲盟国行动的心理条件。当时的心理问题倒是，如果政府真地发布了投降命令，怎样确保舰队会服从它。换句话说，问题是如何避免军纪和爱国心或民族荣誉感两者之间的冲突。盟国所发动的欠考虑的心理战并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打算诱导自发的行动而不想指靠军纪行动，盟国便冒了一次两头落空的危险。这也恰好是意大利陆军所发生的情况，意大利的海军力量差一点遭到同样的瓦解命运。

不管心理战士们所作的努力如何，舰队投降的心理问题总算这样解决了，但是投降行为的实际执行却以一场灾难而告终。投降的舰队没有得到空军的掩护，从拉斯佩齐亚和热那亚驶出的意大利海军主力竟受到德国空军的重创。9月9日夜间2时30分，战舰“罗马号”、“维托里奥·维尼托号”、“意大利号”和轻型巡洋舰“阿提里奥·利格拉号”、“蒙提古可利号”、“尤金尼奥·德萨渥亚号”，带了八艘驱逐舰从拉斯佩齐亚突围，这时德军正在开进该城。舰队驶出了科西嘉岛的卡尔维之后，便和从热那亚开来的轻型巡洋舰“阿布鲁吉号”、“奥斯塔号”和“加里波第号”以及两艘驱逐舰会合了。它们都向撒丁岛的玛黛琳纳基地行驶，以便会同那里的舰只共同前进。刚要驶进波尼法卓海峡时，帕格米尼海军上将便接到了玛黛琳纳基地已被德军占领的消息。于是他掉转航线，向大海行驶。他没有空军掩护。意大利海军都没有飞机，而盟国空军当时又正忙于掩护萨莱诺的登陆，无法抽出力量。所以当一队德国重轰炸机在15时52分来袭的时候，舰上只有高射炮。这对于抵抗一些德国飞机所带的新型定向炸弹并没有用处。“罗马号”被击沉了，舰上的71名将领死去了66名，帕格米尼也在内，士兵死亡的在1300名以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