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820年2月14日），12个世纪前的庚子年深夜，唐宪宗李纯突然暴毙于宫中，死因说法有二：一为服食丹药过度，一为宦官所杀。李纯生前以强硬手段打击地方藩镇势力，整治朝臣，外击强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割据的藩镇大量归附，政府效率得到提高，对吐蕃的战斗也不再一味被动挨打，大唐大有中兴之象，宪宗也因此被称为“小太宗”。但是宪宗李纯不会想到，太监，这个原本被认为最不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却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屡屡直接杀死皇帝，甚至宪宗本人也很可能死于宦官之手。宪宗死后，地方藩镇立刻死灰复燃，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大唐中兴终成泡影，大唐盛世只能出现在百姓梦中。
强盛、富庶、开放、包容的大唐是中国人梦魂萦绕的朝代，四海臣服、万邦来朝，大唐所取得的荣耀已达到封建王朝之顶峰。若要为大唐盛世找到一个根源，那么这个根源最应该是：均田与府兵。
大唐的士兵多是家中有田的自耕农，他们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上阵杀敌虽然需要自备武器，但是相较于税负的减免，取得战功还可获得封田，对于世代以土地为生的中国人来说，土地的奖励最能聚拢人心，大唐府兵勇武无双。
相较于民间，朝堂之上的尚武之风更胜，朝臣争相带吴钩，扩疆土，会图凌烟，文臣武将常常相互交替，朝臣出将入相，文科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上过战场的文人们文风多豪迈：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于是，那些年，大唐走入了一个正向循环：朝臣上战场，开疆扩土可获封地爵位官位，百姓上阵杀敌可免税，立功还有封田。大唐上下锐意进取，原本虎视眈眈的外敌纷纷被打怕打服，虽然还有一个讨厌的吐蕃，但这并不妨碍这个时代成为盛世，但盛世的裂痕也从中产生：边患日甚，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如三朵恶之花在大唐盛世下依次开放，三者互为因果，交替生长，最终消解了大唐的所有荣光。
越来越难对付的边患
大唐战斗力来自府兵，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理论上讲，通过军事行动开疆扩土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封与府兵，府兵一方面戍边开疆，一方面生产繁衍，这个模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任何事情皆有极限，中国古人为何不厌其烦的修建长城，因为长城所保护的是适合农耕的土地，而长城之外的土地大多只适合游牧，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农耕时代，这些土地未必是资源，一旦过多甚至可能是累赘。
一个帝国如果能够持续对外用兵，其原因只可能是一个：对外用兵，是个赚钱的买卖。
如果对外用兵变成赔钱的买卖，这种用兵就不再是盛世之光，而是乱世之源，但很可惜，大唐由于前期扩张太快，边境线太长，需要更多的士兵镇守，于是大唐不得不将这个赔钱的买卖继续下去。
如果只是多花些钱，能够换来战争的长期胜利倒也还说得过去，但是，打仗总要讲天时地利人和，在农耕地带或半农半牧地带打仗，主场优势在大唐这边，但是一旦战场转移至游牧地带，大唐的主场优势就变成了客场劣势，从小骑马打猎的草原汉子从来也不是吃素的。于是，大唐盛世达到顶峰时，四面环伺的也是最凶残的敌人。
超过临界点后，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但大唐已经回不到从前，只能硬着头皮往坚持下去。
如果只是离强敌更近，而自身的士兵不出现问题倒还好说，但是，城堡内的问题来的更加彻底，也更加无解。
府兵的来源是有田的农民。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但是一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国家手中可供分封的公田很快消耗殆尽，而另一方面，土地兼并让无数有地农民变成失地流民。
从古至今，随着社会稳定，土地和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趋势，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不可抗拒，即使抛来权贵势力使用暴力手段的强行兼并，如果政府不加干涉，土地的趋势也是向少数人集中。
为了解释这一点，请允许我拿今天的富豪李嘉诚举例，李嘉诚多次强调他发大财的秘诀是保持现金流稳定。李嘉诚家大业大，现金流稳如狗，就算遇上经济危机，也能挺过去，而很多小企业甚至不重视现金流的中大型企业却可能挺不过去，于是危机出现，只得变卖资产，各位想想危机时刻变卖的资产是会卖出高价还是低价呢？如果想不明白，找出当年融创收购万达物业时的视频，看看孙宏斌和王健林分别是什么表情。于是，每一次危机，有钱的李老板、孙老板这样的大老板都能买到一批便宜货，而一些中小企业（当然王健林的万达是巨头，他的问题决不是规模小而是扩张过于激进）只能含泪卖身。
时代一粒沙，个人一座山，支撑起大唐的府兵们家中确实有田，比给别人种田的佃农要好，但是家中那为数不多的田产也是他们唯一的资产了。一次旱灾、水灾，家人患一次重病，都会把这些在战场上无所畏惧的汉子们逼到走投无路，只能卖地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他们没地了。
地没了，边疆还得守，仗还得打，但他们没有了可以种粮换钱买兵器的土地，这仗怎么打？没有兵器上战场就是送死，去他大爷的，逃吧。于是，大唐荣耀的根：大唐府兵，崩溃了！
大唐府兵的战斗力减弱，大唐的疆域和边界又过大，那些当年被打服的少数民族还能继续臣服吗？绝不可能，于是，大唐的边患旋即又起，并且愈演愈烈，似乎永远都处理不完。
募兵制的转变和地方藩镇割据的必然性
处理不完也得处理，既然支撑府兵制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存在，那么只有改变兵制了，不是有很多人没了土地，失了生计吗？国家招募成为职业军人，专门为国家打仗，可以吗？
如果大唐的边疆没那么广，如果大唐周边的强敌没那么多，这是个好办法，如果只看募兵代替府兵后唐军的战斗力，似乎还有提升，毕竟，军人职业化了嘛。
但是呀但是，大唐的疆域太大了，需要防御的边疆，需要面对的强敌太多了，于是，大唐派往镇守边疆的常规部队常常会遇上仅靠自己应付不来的情况，这时候怎么办？常规方法当然是找中央，找朝廷要援兵，这些兵来自朝廷，朝廷理应负责到底，遇到麻烦应该朝廷全权调度，但是，在交通、通讯等方面如此落后的古代，如果将军队的一切事物都交于中央管理，其效率可想而知，打仗哪里等得及，于是，兵权开始下放。
这里说的兵权不是领兵权，而是招兵权。为了应对复杂的边境战事，当地的守军将领（后来成为节度使）开始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自行招兵。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养兵的钱谁出，这是个要命的大问题，如果大唐的中央政府真能保证这钱我出，那募兵制没有问题，无论兵怎么产生，只要保证养兵的大唐的中央政府，这些兵就还是大唐的兵。但是，大唐的中央政府也没有那么多钱呀，当时构成税基主体的自耕农已经纷纷成为失地流民，世家大族们想方设法少交税不交税，长安的皇帝，其实也不富裕。
于是，魔鬼一点点被释放，中央先是命令节度使在边界驻军处组织屯田，先保证将士的吃饭问题，这倒是很合理，但是这样一来，一个悖论就来了：如果粮食有余，可以换钱，节度使手上就有了一定的财权，如果粮食不足，节度使就会向中央要其他赚钱手段，无论怎么样节度使都会有一定的财务权。中央逐渐放开了盐税，铁税，其他税务也被逐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愈实而中央逾虚，当独立的募兵权和征税权都到了节度使手里，这些节度使实际上就已经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了。
好了，现在设想一下，你是一个节度使麾下的募兵，王节度使把你招募过来，给你粮食和军饷，但听说长安还有个皇帝，理论上你们应该听他的，有一天，皇帝下了一道圣旨，但王节度使不想遵守，那么，你听谁的呢？这不是个问题，给我钱粮的是王节度使，皇上是啥？好吃吗？
安禄山
你以为这就是问题的全部了吗？你以为节度使就是可以在当地为所欲为了吗？现在再次设想，当年你还是小孩，王节度使把你招募入伍，你跟一起入伍的小王、小张、小刘同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感情自然比亲兄弟还亲，你们当兵期间，张节度使接替了王节度使，赵节度使又接替张节度使，但兵始终是这些兵，有一天，新来的赵节度使宣布奉皇命出征吐蕃，你原本想节度使下令了就去吧，但回营后，与你一起当兵十几年的小王告诉你，吐蕃兵狠着呢，去了基本回不来，小张补充道：这个新来的赵节度使真不是个东西，不拿我们这群兵的命当命，为了皇帝给他的黄金女人，让我们去送死，胆子最大的小刘压低声音说：“反正也是死，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咱们杀了这个赵节度使，换那个对咱们好的张将军当节度使。”此情此景，你手中的刀会砍向你身边的兄弟还是那个刚来的节度使呢？
现在，轮到你当节度使了，你来到你的驻防地，热情地和将士们打招呼，拿出你的钱，买些酒肉招待将士们，将士们感激涕零说以后为你马首是瞻，你接到皇上命令说其他节度使叛乱让你带兵征剿，但皇帝能给你的钱有些可怜，你受过皇恩，知道皇帝也没有多少钱，你决定不计回报为皇帝出征，你战前动员，士兵们心不在焉，一听要打仗，有的抱头痛哭，有的跌坐在地，庆幸的是还有一些保持冷静，他们不断给你使眼色，你终于心领神会，赶紧说：“不白打，有钱，有钱”。士兵们听说有钱终于可以上路，但路上热情的将士们总是跑进的你的大帐借着嘘寒问暖不断旁敲侧击的问着一个问题：到底有多钱？你终于还是没忍住说出了实情：其实皇帝也没有多少钱，你惊讶的发现刚才还听话的士兵突然不往前走了，相持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一个胆大的将官过来跟你说：“你有两条路，要么你带我们回去，要么我们杀了你再选个头，然后自己出去”，这一刻你终于明白了谁才是爷。
通过换位思考，大家应该明白皇帝、节度使与募兵之间的关系，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募兵们不但敢杀节度使，也敢杀皇帝，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进驻长安，修整后增援襄樊战事，这五千兵欣然前往，因为皇帝亲自征兆，钱肯定多。但是一到长安，他们发现，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全是破烂，银子连个影都没看见，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们看不起他们这帮乡巴佬，动不动就骂上两句，这五千泾阳兵当即哗变，要不是唐德宗连夜逃出城，大唐的历史又要改写了。
命苦的唐德宗
泾阳兵变之后，大唐皇帝对于武将和士兵越发的不信任，于是，终结大唐的最后一支恶魔——宦官专权开始亮出獠牙。
宦官的高光时刻，能掌禁军，能杀皇帝
其实，宦官专权在玄宗时就已经冒头，唐玄宗李隆基宠信太监高力士，给予他一定权力批阅文书，每有四方进呈上奏文表，必先送呈高力士，然后进奉御前，小事便自行裁决。高力士办事能力也 比较突出，越来越受唐玄宗信任，李隆基常说:"力士应承于前，我歇息则安稳。"李隆基甚至有一些离开高力士办不了事的倾向。于是，朝臣们纷纷依附高力士以求在获得好处，朝中重臣如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皆与高力士关系甚好。
但无论如何：高力士行使的权力依旧是皇权，这些权力来自唐玄宗，唐玄宗也随时可以剥夺，但以后的日子里，太监们可就没有那样的温顺了。
高力士剧照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之势已现雏形，皇帝对于领兵在外的武将开始不信任，于是，他们更希望忠诚的太监们去为他们办事，唐肃宗时期，著名太监李国辅开始掌握兵权，宦官那开始孱弱的双手开始伸向帝国最后的刀把子。
宦官参与军事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出任监军，为了制衡地方藩镇势力，皇帝常常派太监赴地方担任监军，但是，在后唐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这些太监的出现所起的坏作用远远大于好作用。
这并不难理解，如果太监到了听从皇命的藩镇就任，这些人好不容易有了些权力的宦官一定会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致，使得地方军事长官权力受到掣肘，军事行动效率低下，你可能会说，太监的出现至少让地方官员的势力受到制衡，对于中央集权还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么想你就太天真了，太监们之所以能够依托皇权作威作福，不过是因为当地的节度使还认可皇权，如果太监们到了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坐地虎的地盘上，太监还能起到哪怕不能一点点制衡作用吗？当然不能，太监专的是皇权，对于那些不听朝廷的节度使来说，皇帝在老子的地盘上没权。太监虽然权力欲强一些，但我相信他们的求生欲更强，在不把朝廷号令当回事的节度使面前，太监们只有跪地求饶的份了。
太监参与到帝国军事中的另一种方式是掌握禁军。唐代的禁军是由皇帝直接调遣的军队, 时称“北军”, 包括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威军、左右神策等军。其中神策军是精锐力量,这些武装力量是皇帝最后的家底，地方节度使们虽然不听号令，但不敢直接造反的原因就是皇帝手上也是有一些家底的，可现在，皇帝把最后的家底给了宦官。
公元835年(唐大和九年)，27岁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欲联合朝臣诛杀宦官，宦官得到情报，决定先下手为强，直接调禁军入宫诛杀大臣，对此唐文宗毫无办法。
此时的大唐已经完全信奉武力至上，宦官掌握禁军，各地节度使掌握地方军，军队就是唯一，军队就是一切，大唐变成了一个由丛林法则主宰的帝国。
大唐帝国的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感受最深的一定是最底层的人民，一个私盐贩子家的孩子虽然出身卑贱但素有大志，他一次次考科举，一次次不中，在一次落榜后，他似乎明白了：即使考上科举也不会有太大作用，他的命运之所以悲苦原因不是没知识没地位，而是没兵。
广明元年(880年)的冬天，这个人终于站到了长安城脚下，身边簇拥着他的将士们称他为“黄王”，面对眼前这座繁华的城池，将士们不仅大呼小叫，但是已经年过半百的黄巢听不见，现在他的脑海中只有多年前写下的那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
长安城中已无牡丹盛开，唯菊花散落满地。
谁也无法想到黄巢与长安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就像谁也不会想到伟大的大唐会衰落到这步田地。
公元907年，最强的一个军阀朱温终于不再隐藏，他逼唐哀帝李柷禅位，改国号为“梁”，290年国祚的大唐终于覆亡。
乱世远未结束，战火硝烟中，众生继续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