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以及由战争引发的灾荒、瘟疫，都是百姓要面对的残酷劫难。古语有云：“宁为太平全，不做乱世人。”由此可以看出战乱年代下百姓生活之苦。
但纵观历史，真正的盛世却只占少部分，而各种混乱的战争动辄能够延续数百年之久。那么，如果真的不幸出生在乱世，古代的百姓该如何逃难避灾呢？
一、城居防守，以应战乱
如果古代发生战乱，那么第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进入城市，组织防守。古代不是现代，人口流动很少，地理知识也是政府控制的机密，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可能连本县都没有出过。
这就意味着他们在逃难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有事先的谋划，也很难实现距离太远的逃亡，往往只能是盲目的躲避军队。至于到底往哪里逃，如何逃，逃多久，都是未知数。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的从众心理与羊群效应就变得格外突出，人们会非常倾向于聚集到一起来增加安全感。
而由于缺乏长距离逃难的能力，他们能够进行聚集的目标，往往就是那些散布在乡间，可以比较容易到达同时筑有围墙，并且有一定的防守力量的小型城镇。
除此之外，作为地方行政权力中心的各个城市，因为是官府衙署所在地，一般都会有比小型城镇更加坚固的城墙，有更多的士兵负责防守，内部空间也比较充裕，而且往往会囤积粮食，可以进行较长时间的固守，因此这些城市对灾民来说往往更有吸引力。
例如在同治年间西北战争时期，省城西安仅仅接纳的北乡与西乡的人口就多达千余家。甚至是固原硝河城这样的小城，都接纳了高达六百余家。
但逃入城镇远不意味着安全。以小型城镇为例，修城筑堡耗资都必须由当地的民众来自行负担。但是普通百姓很难能够筹集起足够的财物人工来建设坚固的城墙，那些乡村城镇往往城墙低矮。
更关键的是，对于横行的乱兵、盗匪而言，有人聚集就意味着有粮，有兵源。因此这些小型城堡对零星的土匪确实有效，但他们往往要面对专业军队的进攻。
例如刘渊就曾派遣石勒“寇魏郡、顿丘诸壁垒，多陷之”，不仅夺走了他们的粮食，还“简强壮五万为军士”，将逃难的百姓卷入了战争。面对这些军队的时候，城镇能够提供的也只有心理安慰了。
那么大城市就安全吗？大城市确实有更充足的防御力量，但是面对的问题也更多。
首先是这些治所城市固然比城镇更加宽敞，但是一旦涌入大量人口，空间一样会变得非常拥挤。而城内的各种资源自然需要优先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
比如有记载清末西北战乱时期凤翔城内：“居民扶老携幼，纷纷逃窜至城者，一日数万人……三四日间，满城露宿篷栖，几无空隙地。”
逃难而来的人往往都要露宿街头，南方尚且还好，北方的寒冬里是极有可能被冻死的。而且大街上也不会有什么卫生设施，各种垃圾与污秽物难以处理，经常引起疫病。甚至到“有仅存遗孤，有竟绝后者”的程度。
而且城市中虽然会囤积物资，但毕竟是有限的，为了保护原来居民的利益，往往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就关闭城门，不再接纳新的逃难人口。
这种时候难民往往暂居于城墙之下以求得到庇护，但是事与愿违，被卷入两军之间的战斗的难民比比皆是。有人写诗记录：
白日畏炮开，偏来黑夜里。城上辨别难，矢石不能指。短刀与长矛，喊杀顷刻起。贼肆犬狼威，民无生活理。
城外之贼寇趁夜来攻，城下寄居的百姓被卷入死伤惨重。可见逃难去往大城市也绝非什么万全之策。
二、逃离本地，进入乡野
前文所述逃难进入城镇，但是逃亡到此的前提条件是城市还在发挥功能，国家机器仍然在运转，政府力量相对于反叛力量依旧处于明显的优势。只有这样，城市才是更安全的。
如果是更悲惨的时代，国家对各路反王已经没有明显优势，大片的区域完全陷入多方势力的拉锯中，那么“逃往城市”就和自寻死路区别不大。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双方实力差距没有那么悬殊，地盘反复易主是常态。而在“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之前，对一个地区的占领其实就等于对该地区中心城市的占领。
因此城市会成为战争双方交战的主战场，并且被攻克的概率大大增加。
要知道古代军队，除了极少数如戚家军岳家军之类的精悍部队外，军纪都非常之差，而现代战争所遵循的“尽量不波及平民”的原则也完全不存在。
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破城可不仅仅是打开城门投降就可以，城外的军队可都指望着劫掠城内来发财。
比如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庭曾经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城破之后“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这种现象在世界古代战争史中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到了清朝，曾国藩还在以“允许劫掠”作为洋枪队的报酬。
纵兵劫掠固然可怕，但却远非古代城破的全部。更可怕的是有组织的屠城行动。比如曹操屠徐州，杀死男女数十万人，杀到“泗水为之断流”，之后又屠邺城，以至于“海内震骇”。而著名的“扬州十日”中，清军将“春风十里”的扬州杀到“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而前文所提到的曾国藩，屠城手段更是残酷。咸丰八年，湘军攻破九江城，曾国藩写信给九弟曾国荃说：“接手书，知九江克复，喜慰无量。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
而咸丰十一年的安庆之战后，曾国荃命令“兵丁大索三日”、“三垒出降，全数杀之”，安庆四万余人近乎全数被杀。
古代军队屠城如此凶残，是否觉得已经是最血腥残暴的了？可惜并不是，对于一部分心理变态的将军来说，单纯的杀戮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比屠城更加残酷的行为是以虐杀的方式进行屠城。
比如刘宋时期的将领宗悫，这个留下“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名句的人，就在广陵以虐杀方式进行屠城，历史记载他对城中百姓“刳肠决眼”、“笞面鞭腹”，之后用苦酒灌入伤口，再加以刀锯。
千年之后读起，地狱一般的场景仍犹在眼前。
所以，可以想象，当进入到彻底的乱世时，城市已经不再是提供安全的保护伞，而是吸引敌人来攻的催命符，这种情况下只能进入乡间。
乡村虽然没有那些看似安全的防范措施，但是广阔的面积就是一种天然的屏障。虽然无力抵抗那些凶残的乱兵，但总归能够降低遇到他们的机会，以提升自己活过乱世的概率。
三、逃入山林，远离人世
如果说“大乱”都已经如此残酷，那么更加残酷的“浩劫”又将是什么呢？答案很明显，天灾。以上的一切，无论手段多么凶残，也不过是人类的内斗而已，当上天降下的灾祸与战乱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带来的破坏将远超之前。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末大瘟疫，这场瘟疫前后蔓延五十余年，反复爆发。曹植这样形容：“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可见瘟疫的严重程度。
连年的战乱与似乎永不停歇的瘟疫结合，令汉末有记载的人口数量从六千余万锐减到九百多万，下降幅度之惊人空前绝后。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能做的只有逃命，逃得越远越好。我们之前提到过，大部分的百姓其实是没有长距离迁移的准备的。但是，当你生活的地方爆发了瘟疫，不离开就只有死路一条的情况下，人们就只能冒死远走他乡了。
比如《三国志》中记载，刘焉曾经收南阳、三辅之地进入益州的人口数万家，编练为东州兵。要知道这些人可是跨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进入益州的，一路上的艰苦可想而知。
汉代，三辅地区有人口二百四十多万，南阳盆地也超过百万。而经历过瘟疫与战乱的洗礼之后，已经是十不存一了。
而逃到比较安定的州郡只是一个选择，更多的人选择往人烟稀少、人迹罕至的地方躲避。
比如和孙吴政权长期交战的“山越”，就并非简单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实际上是大量逃难的汉人与当地的越人融合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其中很多人都是“入山汉人”而非土著。
当外界满是战乱与瘟疫时，这些人选择“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虽然山中开荒困难，生活不便，但是相对于没有活路的山外生活，这已经是无数坏选择中最不坏的一个。
结语
“小乱入城，大乱避乡，浩劫入野”，十二个字说起来简单，其实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泪史。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和平的生活。
参考资料
1、《资治通鉴》、《秦陇回务记略》、《旧唐书》
2、《南史》、《三国志》、《三国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