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乾隆年间甘肃中部的一场回民暴乱，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回教内部的新老教派自相残杀，清朝政府偏向了老教派。

但根本的原因是回民人口激增，新一代的回教青年生活困苦，生活没有出路。而回教的老教门宦阶层一直享受特权生活，导致新生代回教青年为打破阶层固化而进行攻伐混战。

在这场暴乱中，虽然表面上回民反抗的是清朝军队，但实际上遭受最严重影响的是汉民，可以说是无辜的汉民成为了这场暴乱的受害者。

根据官方统计，这场回乱中，回匪攻打的州县有10多个，受到战火和摧残的村镇达到1000多个，整个甘肃的小半个地区都被打烂了，有些县城甚至被烧杀抢掠成一片废墟，有些村子因为反抗回军，几乎被抹平。

粗略估算，由于回军叛军的屠戮和饥荒，整个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平民超过了10万人。

马明心，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归国。他适应农民反对“门宦”制度的要求，创立新教，反对老教的“多收布施，敛钱惑众”。

这一主张遭到狄道（今临洮）、河州一带门宦势力的强烈反对。马明心便到门宦势力薄弱的循化撒拉族地区传播新教。

新教的传播方式独特，“念经时则摇头，念毕则耍拳舞手……入其教者，皆有周济”，因此，“附之者日众”，新教迅速得到撒拉族、回族人民的广泛信仰，在撒拉族一千多户中，很快有八百多户改奉新教。

据乾隆帝上谕记载，旧教念经所需羊只布匹等物较多，费用较高，而新教念经只需五十六文的忏钱，因此贫困民众更多倾向于加入新教。

新教的传播引发了旧教“门宦”地主的不满和抵制，新老教之间多次发生械斗，斗争日益加剧。清朝政府偏向旧教，将马明心逐出循化。

然而，马明心的助手苏四十三与贺麻路乎仍然坚持传播新教，与旧教进行抗争。

清朝统治者推行“扶持旧教，镇压新教”的政策，使得原本新旧教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演变为反清的武装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循化地区马明心的学生苏四十三等人与当地的花寺门宦发生了教派之争，引发了流血冲突，清朝地方官员偏袒花寺门宦，压制哲派，于是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回族、东乡族哲派群众举起反清的旗帜，攻占河州，围困兰州。

马明心被官府从官川家中逮捕，并在兰州城头被处决。以苏四十三为首的叛乱者在兰州华林山被清朝地方武装镇压，苏四十三被杀，叛乱宣告结束。

苏四十三叛乱被镇压后，清朝政府对新教和撒拉族实行高压政策。阿桂向清廷奏请：“将新教礼拜寺全部拆除，如发现有私自传授新教者，将按照邪教律法从重处罚……以后如果有再次传播新教的情况，就将举报。

”同时，还规定撒拉族“不得私自出入内地，贸易者需要由土司呈报给厅，通知所到之处的州县，贸易结束后，立即返回。

”

清朝统治者对苏四十三的镇压并没有平息回民的反抗，反而激起了更加激烈的战斗。不久，田五、张文庆等人的起义在1784年爆发。

田五等人都是马明心的弟子，他们秘密联络信教成员，密谋起义。然而消息泄露，田五被迫提前在盐茶厅起义，成功攻克西安州营土堡并获得了充足的弹药。

接着，他们进攻靖远县，但由于清军的围剿，损失惨重，田五中枪自杀。尽管如此，李可魁还是带领剩下的义军和清军周旋，队伍发展到了千余人。

然后，他成功摆脱了清军的追捕，前往通渭县，与张文庆和马四娃的队伍会合，攻占了通渭城。接着，清军派出了1200人的军队前往镇压，义军将他们引入石峰堡，内外夹攻，将他们全歼。

最后，义军在要地占据了优势，与清军对峙。

乾隆下令，因清军镇压不力，福康安和陕甘总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阿桂为将军，哈当阿为甘肃提督，并从蒙古骑兵、金川番兵、宁夏八旗兵和健锐营火器营京兵、陕甘绿营兵、撒拉老教土兵等共万余军队中集结了精英部队。

在石峰堡及其附近堡垒，回军集结了七千余人，占据险要之地，意图反扑。富康安发现回军的战斗力明显强于他曾经面对的其他敌人。

然而，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一个比他们更狠的角色，那就是乾隆皇帝。在石峰堡事变中，乾隆皇帝首先命令富康安和海兰察前往石峰堡作战，接着又命令大学士阿桂率领2000多名火器营士兵，用火炮直接摧毁石峰堡。

更令人惊讶的是，此后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乾隆皇帝几乎每天都会下旨出击，共计下达了一百五十六道圣旨。他从北京、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调集了四万多名清军前往前线。

尽管如此，乾隆皇帝仍然不放心，从陕西、河南等地调集了大量物资和装备，以支持石峰堡前线的清军。在他眼中，他的对手要么已经被消灭，要么已经投降。

因此，哲派的计划——希望通过消耗清军的力量来逃避制裁，注定要落空，而且付出的代价会比之前更大。 1784年六月二十三日，阿桂将军抵达石峰堡前线，他当机立断，下令各军改变战术，首先“切断回军的水源，用大炮轰击他们的营地”，然后再一起进攻。

这样，石峰堡的回军就失去了水源，只能不断地出去寻找水源，结果成为了清军枪炮的活靶子。

在石峰堡事变的最后关头，坚固的堡垒将会成为回军的墓地。在1784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军开始了总攻。尽管哲派回军奋力抵抗，但他们仍然无法阻挡清军主力的进攻。

尽管清军人数占优势，但他们也无法攻上山崖。经过半月的强攻，清军仍然无法取胜。富康安、阿桂海兰察、杨遇春等猛人参加了石峰堡之战，但却都遭受挫败。

阿桂下令火器部队持续轰击，并封锁石峰堡的水源，让回军陷入消耗战。在这种消耗战中，七千多回军战士和两千多名家眷的饮用水成了最严重的问题。

当时回民方面山上虽然有水窖，但雨水稀少，所剩不多，大家都非常着急。无奈之下，回民只能冒死下山取水，结果被清军狙击。

在这种情况下，回军只能将家眷放出以便突围，但清军早已杀红了眼，对回军家眷进行屠杀。阿桂等人发现回军家眷不能劝说回军投降，便将他们分成十人一组，一面点名一面正法。

当晚，就有500名回军家眷被杀死。

夜幕降临，张文庆、杨田四率领的回军在马四娃的掩护下，企图突围。他们勇敢地攀过清军挖好的壕沟，发动了自杀式的攻击。

然而，清军早已猜到他们的突围计划，严密布置的火器一齐发射，打翻一片片的回军。此时，回军想要返回石峰堡，需要再次攀越长壕。

清军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回军只能继续他们的自杀式冲锋，最终，一千多名回军倒在了长壕附近。 尽管有一部分回军成功攀越了长壕，回到了石峰堡，如张文庆，他身受箭伤，但依然与马四娃杀出了一条血路，回到了堡内。

然而，这对结局没有任何影响。第二天清晨，数千清军蜂拥上山冲进石峰堡，回军被一网打尽。张文庆、马四娃、杨田四等人以及七百多名回军被生擒，标志着历时两个多月的石峰堡事变就此结束。

那一天是1784年的公历八月二十二日。 回顾一下，石峰堡虽然地势险要，但毕竟只是一隅之地，那里回军被清军包围，只能一直被动挨打，重蹈了苏四十三在华林山的覆辙。

各路清军将石峰堡围得水泄不通，并切断了水源，长时间断水的回军和家眷无法忍受干渴，只能冒险走出石峰堡防御区，到山下的河边喝水。

然而，早已准备好的清军很快发现回军去喝水，立即进行截杀，石峰堡的回军没有活路。

石峰堡事变终于以哲派回军全军覆灭宣告结束，马文庆、马四娃等哲派头目被处以凌迟之刑，连同其家眷无论男女老幼都被处死。

此外，参与暴乱的哲派信徒凡年满十三岁者也都被处死。而那位先跟着回军造反后又背叛回军投靠清军并告密的武举马文熹，虽然曾立下功绩，但因其反复无常、出卖朋友和在屠杀汉民和谋害回民方面的凶残，乾隆皇帝下令将其永久监禁。

在石峰堡事变中，回军及其家属大约有一万一千人被杀，而乾隆皇帝下令免于处死的哲派回军胁从者及其眷属幼孩四千一百多人则被赏给了清军表现出色的人为奴隶，其他逆贼家眷以及后来被搜出的五百多人分别被发配到了江宁、杭州、福州、广州等地赏给该省官员为奴。

这些回民孩子在南方当奴隶，有的甚至被卖到妓院，结局十分凄惨。但是，乾隆皇帝并未意识到，一些哲派信徒的孩子在东南沿海坚持保留着他们的信仰，可能正是由于这种信仰的坚持，使一些哲派信徒在江南扎根，如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沿海省份的核心城市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哲派的分布。

至于这些人的详细迁入和发展，就不是几句话能够描述清楚的了，我们就不再深入讨论了。在整个石峰堡事变中，死亡的回民和被流放的回民加起来总共达到了两万多人，而清王朝总共出兵四万余人，这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汉族团练。

在石峰堡事变期间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整个甘肃的汉民不是遭受战乱就是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就连陕西的汉民也紧张地进行布防，阻止回军闯入陕西。

而这个时期正好是农忙季节，这就意味着整个甘肃的汉民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石峰堡事变中，究竟有多少汉民丧生，目前无法准确统计。据清朝官方编撰的《钦定石峰堡纪略》记载，此次回乱共攻打十余州县，遭战火和摧残的村镇有一千两百多个，小半个甘肃几乎被破坏殆尽。

像通渭这样的县城，被回军攻破，惨遭烧杀侵略，几乎成为废墟。有些村子由于反抗回军，甚至被几乎抹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区区一万多哲派信徒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

乾隆皇帝深感担忧，他担心如果十万哲派信徒一起造反，整个大西北岂不是会被搅得天翻地覆？为了防止西北局势全面崩溃，他不得不给哲派一条生路。

然而，乾隆皇帝的担忧在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中成真了。最终，整个大西北的汉文明以及三千多万汉民几乎被连根拔除。

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固事变爆发，国民党主力大军与区区两万哲派信徒交战。尽管国民党拥有先进的装备，但他们反复被哲派信徒缴获上千条枪。

最后，国民党出兵七万，加上甘肃汉民和马鸿逵的军队等人的配合与围堵，几乎倾巢出动。胡宗南等国民党军阀本来对陕甘宁边区虎视眈眈，但在哲派信徒的扰乱下，他们变得畏缩不前。

之后，乾隆进行了反思并颁布了新的宗教政策，承认了新教的合法地位，并下令不再波及无辜，一定程度缩小了打击范围。

然而，清朝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到了后期，陕甘地区再次出现了“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