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根·约会古今浙学名家⑦丨章学诚：中国第一流之史学天才
钱江晚报2023-12-23 17:50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朱丽珍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
鲍永军《史学大师——章学诚传》
今年10月，在章学诚故乡绍兴举行首届中国数字方志论坛，纪念章学诚诞辰285周年学术研讨会也同步召开。
研究章学诚，会发现他的名号、头衔很多——他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提出的六经皆史、史德、史义等理论富有创见；他是中国方志学奠基人，有着“方志之祖”“方志之圣”的美称；他还是清代浙东史学的殿军和集大成者；他的《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被称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作为一位思想型学者，章学诚擅于用自己的思想驾驭历史文献，但心怀批判精神却让他成为所处时代的“叛逆者”，以至于过不上安稳生活，他的著述，大多完成于车尘马足的劳顿奔波之间。
“虽然章学诚一生坎坷潦倒，但他热爱文史校雠之业，特别是在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方面提出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见解，真正做到了集古之大成，成一家之言。”在参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党委委员、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鲍永军看来，章学诚弘扬光大了浙东史学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如今他的学术影响更早已超越国界。
考中进士放弃分配
当了一生“临时工”
乾隆三年（1738），章学诚出生于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越城区塔山街道）。早在明代时，绍兴就已是中国进士之乡。至清代，绍兴人依旧热衷于科举考试，章学诚的家族也不例外。章氏历代科考，经过几代积累，到了章学诚父亲一代，终于中了进士。
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14岁时，随父母来到湖北德安府应城县。直到16岁后，全靠当知县的父亲聘请了专职好塾师柯绍庚，带他走上科考之路。
考中秀才、推荐贡生、参加顺天乡试……章学诚由此离开父母，来到北京生活，也结交了不少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
纵观章学诚的考试之路，实在称不上是一个“考霸”。他的举人考试屡次失利，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后，每次考试成绩也是倒数。好在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得到国子监新任祭酒欧阳瑾赏识，章学诚的考试成绩得以名列六馆之首，由此出名。
而章学诚参加了多少次乡试？他自己总结说，从23岁第一次应试，前后18年，经历七次考试。直到乾隆四十二年40岁时，终于考中举人，次年会试，考中进士。
然而，乾隆时期的官场“僧多粥少”，编制太少，进士过多，考中进士仅获任职资格，多数人仍得要在吏部排队，等候职务分配。这一等，章学诚就等到了50岁，好不容易可任知县，却因自感仕途之路并不适合自己而放弃了做官机会。
如果从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角度来看，章学诚称不上是“人生赢家”，他唯一曾被授予的官职是国子监典籍，从九品，体制内的最低等级。所以章学诚算是当了一辈子“临时工”，为生存而四处奔波。45岁以后，章学诚逐步进入著述的高峰期，可惜人生短暂，人近中年双耳失聋，63岁时双目失明，次年便离开人世。
不折不扣的专才
追求史学服务社会
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仓修良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方志学、历史文献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生前评价章学诚时曾讲到：“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
这几句话，高度概括了章学诚的一生。
虽然章学诚并未在仕途上取得丰功伟绩，父亲去世后的20年间，又奔波于大江南北，靠主持书院讲学和编史修志维持生计，但他是不折不扣的专才、学者，擅长理论思考，尤其在史学上，很早就表现出过人之处。
在启蒙阶段，章学诚受祖、父与老师的影响较大。在文史哲兼通风格，继承治学重经世精神，重视宏观研究，反对门户之见等方面，都有推崇的邵廷采的影子。
二十三四岁时，章学诚就提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见解。传统的史著，多为文字，没有图像。进入明清以后，插图增加，但国史中尚无此例，章学诚的观点，确实是一大卓识。
27岁时，章父主编《天门县志》，章学诚也参与编纂，从此开启了多次编修地方志的先河，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
作为学者，章学诚并不追求世俗的名利，而是关切读史、学史、写史的根本目的，寻找史学服务社会的途径，主张以史义指导修史实践。他的“经世致用”历史意识，从理论上阐发了学术应该面对现实，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具体人事，重发挥创造，提倡学以致用。
此外，章学诚推崇宏观史学，提出“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他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更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奠定了他在古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逆时代潮流而行
从“叛逆者”到“史学天才”
对于章学诚的评价，总结性的标签很多。比如中国封建史学的殿军、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不管哪一个标签，都可见他的学术分量。
然而，乾隆时代的史学研究，主流模式是史书的整理与考证，到了乾嘉时期，考据盛行，但章学诚却对此进行猛烈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考据、札记是治学之阶梯，积久贯通后可以成为学问，但本身绝不是学问。他认为应该对考据学风有所矫正，提倡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就拿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来说，也是对文史理论的阐发。
逆时代潮流而行的章学诚，被视为异端，他的著述“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自己也成为了时代的“叛逆者”。
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史学理论纷纷传到中国，对梁启超、胡适等人带来巨大冲击影响，在民国新史学语境下，带有“现代色彩”的章学诚，孤寂百年后，终于听到了后人给他的“掌声”。
“章学诚研究目前已成为热点，国内外研究论著已近2000多篇（部），在史学大家中的热度仅次于司马迁、司马光，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文化名人。”鲍永军介绍，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跻身国际文化名人之列，日本、韩国、法国、美国等都有学者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专门研究，出版专著或发表论文。法国汉学家保尔·戴密微在《章学诚及其史学》一文中，更称他为“中国第一流之史学天才”。
章学诚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仍对后世产生着深远影响。
“章学诚提出‘志为史体’’’，分立三书，方志学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史学法度来衡量优劣。他对校雠学、目录学等领域的总结，丰富了相关学科理论，在当代仍有借鉴意义。”鲍永军坦言，章学诚的思想观念与学术成就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他的治学精神依旧值得推崇和学习。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提出史学正视和研究现实，反对空话套话，强调务实创新；他的独创精神、敬业精神和批评精神，也是当下应该发扬的治学精神。
寻访打卡地：
绍兴市上虞道墟街道章学诚纪念室
绍兴市越城区章学诚方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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