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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31 上午

江汉关博物馆

今天上午本来想去张之洞纪念馆，结果吃了闭门羹，转而来参观江汉关博物馆。

江汉关大楼位于汉口沿江大道129号，始建于江汉关成立60周年的1922年，建成于1924年1月。

楼前广场上的群雕《收回英租界（1927）》。1927年1月初，汉口市民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英帝国主义悍然武装干涉，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李立三、刘少奇等一批中共和国民党进步人士的领导与组织下，汉口、九江两地工人及各界群众发起“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主权”的爱国运动，使长江一线两个重要港口回到人民手中，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幢4层的海关大楼坐落在突出江面的地段，当时是为了方便监视江面活动。大楼占地1,499平方米，建筑面积4,009平方米，主楼四层，高45.85米，钟楼五层，高23.1米，钟楼顶端高出地面40.6米，为武汉当时的最高建筑。

在大楼正面主楼顶端镶嵌有“江汉关”三个雄浑遒劲的大字，字以楼显、楼以字名，西式建筑与中式题匾可谓相得益彰，争相辉映。题匾出自清末民初武汉大书法家宗彝（1875-1935）之手。

大楼的建筑风格属于文艺复兴式样，三段式构图，中部设有典雅的钟楼，钟楼四面装有直径4米的时钟，准点的钟声一直构成武汉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东、西、北三个立面墙均有花岗石柱廊，采用科林斯柱式，北面的8根石柱直径1.5米。

江汉关大楼现在是江汉关博物馆（Hankow Customs House Museum），从底层步入一层开始参观。

明末清初，汉口迅速发展，逐步成我国内陆重要的商业集散中心，与朱仙镇 、佛山镇、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或之后，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陆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42）、《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

中国此后向列强割地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1年，汉口被迫开埠。

1858年11月清政府与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由外国人帮办海关税务，自此中国国门的锁钥被外籍税务司掌控。

1862年1月1日汉口海关——江汉关设立，英国人狄妥玛担任第一任税务司。江汉关的设立，促进了武汉的进出口贸易，列强也由此强化了对武汉的经济控制。

江汉关机构设置，完全按照英国编制，行政负责人称“税务司”，下设副税务司、帮办。按工作性质设置有总务、验估、秘书、会计、稽查、港务、江务等7课。另设海关监督，由中国担任但权力有限。中国籍职员不仅权力有限，且薪酬待遇也比外籍人员低。

在海关，总税务司掌控全国海关的人事大权，对海关职员等级进行了严格的划分，并明令通告各关一体遵行。各海关税务司均由总税务司直接任命，江汉关也不例外。 税务司统领全局，但也需要伙计为他办事。这样一来，江汉关就必须招聘录用人才以充实各个部门。尽管江汉关税务司拥有“家长”的权利，但人员的招聘、任免、 调动仍由总税务司说了算，尤其是对高级人员的招聘非常严格。

尽管华人关员与洋人关员存在着悬殊待遇，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称道。因为海关是洋人掌权，且有着独特的权益空间，推行的是西方薪金制度，薪酬高，福利好，与如今一些国家实行的“高薪养廉”政策类似，再加上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相对于容易滋生腐败的清朝官府来说，海关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一方净土。

江汉关的主要职能：对经汉口进出口的货物进行检验、估价、征税、稽查，以及管理出入境的外侨和中国居民的非贸易自用邮寄物品。同时还兼办港务、航道、引水、气象、邮政、检疫和管理报关行等业务。

江汉关代征业务主要有堤工捐、货物捐、救灾附加税、领事签证货单费、进口奢侈品附加税、出口附加税。

汉口开埠后，凡进出或转口商品，都有严格的报关规定，其手续十分繁琐，工作流程概用英文，中国商人一般很难办理。为此专门为客户经理货物出入境、缴纳关税等事务的代理报关行应运而生。

江汉关最早的报关行——广永诚成立于1874年。

报关大厅是货物进出口海关时，依法进行申报并办理有关手续的地方。此处参照20世纪20-30年代江汉关报关场景复原。柜台上的4个拱形窗口，分别是收单台、验估台、税务台和结单台（上下图）。

如今我国货物进出口海关报送，大致分为4个环节——审单、查验、征税、放行——即完成通关，且电子化、数据化的程度相当高。

如前所述，江汉关除了征税、缉私等主要职能之外，还有兼办港务、航道、引水、气象、邮政、检疫等业务。

曾几何时，大清国的邮政一度也是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代管的。早在1861年汉口开埠后，英、俄、法、德、日等国便先后在汉口租界开办邮局，称为“客邮”，主要收寄外国侨民的邮件，形成了一种外国人自由自在、毫无约束地在中国领土上办理邮政事务的奇怪现象。直到1897年2月20日，大清国汉口邮政总局才在汉口河街成立。

汉口开埠通商后，列强为进行经济掠夺，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贸易特权，先后在租界内兴办了大批洋行和加工企业。

据统计，20世纪初，在武汉的外商工厂达到40+家，涉及制茶业、制蛋业、打包业、卷烟业、面粉业等众多门类。

1861年3月，根据《英国汉口租界原约》，英国在汉口开始建立租界，随后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等国亦先后在汉口划定租界。汉口租界的国别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其面积位居全国第三（计919亩，截至1907年），与上海、天津并称三大租界。以前只知道上海和天津有外国的租界，今天知道武汉也有租界地。

这些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和法律约束，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成为列强实行殖民统治的“国中之国”。

汉口开埠后，长江上的航运也被列强垄断，导致国内江河船只锐减，失业大军不计其数。

为加强对华中经济的渗入，控制武汉经济命脉，英、俄、德、法、日、美等国从1863年起，纷纷在汉设立银行以保护和资助在汉外企。因为外国银行不受中国政府制约，滥发钞票，影响了武汉金融市场和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

依据不平等条约，外国列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因此汉口租界内设有专门涉洋案件的法庭——洋务公所。

上图是汉口洋务公所复原场景。当案件涉及到中国人时，清政府派出官员列席会审，故洋务公所又称“洋务会审公所”。领事裁判权与会审制度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践踏。

外国殖民者不仅控制中国的经济，还输入殖民文化。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即来到武昌传教，并建立教堂。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被允许在中国通商口岸公开传教，西方各种宗教势力渗入武汉，对武汉近代社会和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充当了列强文化殖民的工具。

英、法、德、俄、美等开辟了租界还不满足，列强的商人还在汉口兴建跑马场，并竖起“禁止中国入内”的标牌，俨然成为外国租界外的“租界”。

博物馆的展览从第二单元起，就与江汉关及租界关系不大了，主要讲述武汉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1807-1909，下图左）实施湖北新政，使武汉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张之洞推行的洋务新政，带动了武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1844-1916，下图右），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宣怀是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的设立者。1908年，他在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大冶铁矿的基础上组建了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

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推翻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国，推动了城市变革和资产阶级共和之路，但均未能改变武汉人民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

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发展民族经济。武汉先后建立了湖北枪炮厂、湖北炼铁厂、湖北丝麻四局等大型官办企业和一批民营工厂，武汉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工业重镇。

武汉——“东方芝加哥”，声名鹊起，成为中国近代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中心。

近代武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本地金融业的兴起。众多中外著名金融机构皆汇聚汉上，使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近代金融中心。

而近代武汉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又与钱庄、银号、公估局、当铺等民营本地金融机构的兴起密不可分。

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使汉口在近代以前即是著名的商贸之都。汉口开埠通商后，武汉商业更为兴盛，呈现出商铺林立、万货云集的繁盛景象。

商贸的发展带动了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官办的招商局在上海正式对外营业，同年在汉口设立分局，自置轮船、设栈房、码头，逐步开辟内河航线，武汉的近代民族航运业进入了创建时期。

社会生活的演变。汉口开埠、欧风东渐以及洋务新政的推行，使武汉在中西文明的碰撞、融合中发生变革，城市空间格局、市政建设、教育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都出现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出时代进步，也烙下了历史印记。

下二图展品可不是复制品，都是原件。

汉口开埠通商后，外商纷至沓来，收购茶叶、开办茶厂；内陆各省茶叶亦汇聚于此，汉口茶叶贸易规模迅速扩大，逐步形成全国最大的茶市。

汉口茶叶贸易全盛时期，出口量占全国的比例最高时达到80%。其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经万里茶道运往俄国的砖茶。

展览墙上悬挂着不少两湖留洋著名人物。

黄兴（1874-1916），湖南长沙善化人，毕业于两湖书院后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来汉指挥作战，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

孙武（1879-1939），湖北汉阳县人，辛亥武昌首义元勋。

李书诚（1882-1965），湖北潜江人，同盟会员，参与辛亥革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还是解放武汉的功臣。昨天在东湖樱园还看到了他的塑像。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中国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开埠通商后，随着西力东渐和近代城市经济的演进，在华洋杂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武汉社会传统风俗习惯也受到较大的影响，衣食住行、日常礼仪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出现变化。

随着近代武汉市政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近代公共交通设施开始出现。传统的筏子、轿子、马车，也逐渐被更适合城市生活的人力车、机动车、蒸汽船甚至飞机所取代。

1919年，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在其所著《建国方略》中，为武汉未来的发展勾画了蓝图。他提出，武汉应建成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全国铁路系统中心、中国内地水运的“顶水点”，以及中西部经济贸易的中心，未来武汉的工业前景广阔，“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

武昌首义爆发后，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授意时任江汉关代理税务司的英国人苏古敦，将江汉关税款汇入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从此江汉关关税保管权被外国人掌控。

近代武汉工商业在民国创立后获得了生机，然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压迫、自然灾害，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武汉民族工商业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武汉民族工商业发展道路充满坎坷，发展缓慢，步履维艰。

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民族工商业才真正获得新生，发展迅速。目前武汉市是拥有1,3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武汉正在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The End-

参考文献
1. 江汉关博物馆http://www.jhgmuseum.com/
2. 李立三、刘少奇三次合作领导工运纪实http://www.hbdsw.org.cn/jcfb/wrzj/201801/t4530682_2.shtml

敬请期待《春游武汉》（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