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然而，这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奋起抗争，开创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北上抗日先遣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这些事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对1934年中国的历史进行回顾和分析。

政治方面：国共两党的对立与斗争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自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近百万军队，采用了“围点打援”、“围剿”、“堵截”、“清剿”等战术，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中央根据地和主力部队。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计划并没有得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展示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战斗，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0月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如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会师甘肃会宁等，这些斗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在其他苏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在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的领导下，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省罗山县境内出发，开始西征，于12月进入陕南，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在湘赣苏区，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下，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在转战过程中，红六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皖南太平县境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在闽浙皖赣边，红七军团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的领导下，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7日由江西瑞金出发，11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皖南太平县境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

在东北，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杨靖宇、李赫民、李长春等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1934年11月1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从1935年起，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然而，这种“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得到人民的真正响应，反而引起了广泛的抵制和反抗。一些人认为这些规范过于繁琐和不合理，而且并没有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相反，这种运动更像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动，只是为了满足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欲望。在“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中，一些人甚至因为违反这些规范而被捕或受到惩罚。这种强制性的做法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和不满，使得国民党反动派的形象更加恶劣。

外交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义

1934年，中国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加剧的侵略和挑衅。这一年，日本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进行了多次军事侵犯，如华北的塘沽事件、华东的苏州河事件、华南的广州事变等，威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年，日本还在国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如参加伦敦海军会议、退出国联、与德国签订反共协定等，为其扩张主义和侵略战争做准备。

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态度是消极抵抗和主动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妥协和让步，如签订塘沽协定、苏州河协定等，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 国民党反动派还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内战争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残酷的镇压，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抗日的力量。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主义，使中国陷入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主义的立场和方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紧迫任务。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自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域，开展了积极的抗日斗争，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还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广泛的抗日运动，如《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还多次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建议，但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拒绝和破坏。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义，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远见和历史责任。

文化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革命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领域也实行了法西斯专制的政策，对文化人士进行了严厉的控制和打击，如禁止出版和发行进步的书刊、报纸、杂志等，逮捕和杀害一批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这些事件对当时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压制效果。 国民党反动派还推行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试图用反动的思想和文化来改造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如宣扬“三民主义”、“国民精神”、“国民道德”等，强制实行“国民服装”、“国民礼仪”、“国民教育”等，压制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主意识。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使中国的文化陷入了萎缩和衰败的状态。

经济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

1934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十分严峻。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外债增加、物价飞涨、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商业萧条等问题。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还遭受了自然灾害的打击，如长江流域的洪水、河南的旱灾、四川的地震等，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和流离失所。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还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强行开设特殊区域、特殊市场、特殊银行等，控制了中国的贸易、金融、工业、交通等重要部门。 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深重的困境和衰退。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危机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域进行了积极的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政策，如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平分等，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共产党还发展了手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各种经济部门，建立了合作社、信用社、供销社等经济组织，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货币发行，增加了经济收入和财政收入。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人民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

总结

193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敌我悬殊的条件下，展现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创造性的革命策略，为中国的革命和历史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这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成长和壮大的一年，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