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30日，第三期全球碳治研讨会顺利落幕。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包存宽老师作为本期特邀嘉宾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主题分享：“低碳治理与制度协同”，并与研讨会发起人孙冰博士以及在线观众进行了精彩的互动对话。以下为您呈上研讨会精选要点：

低碳发展一石三鸟：

气候治理、高质量经济发展、减污降碳

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来讲，碳是一个基本产物，社会经济活动的规模、强度、效率，都可通过碳指标来表征，例如碳总量、强度，碳源碳汇比等。一方面，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会产生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或者说以碳为主体的温室气体；另一方面，这个碳指标又可以反过来表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例如：规模、特征、发展质量等。

那么碳达峰碳中和（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3060的目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重大意义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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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就是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危机。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经济总量第二大国，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履行气候治理的大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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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双碳目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实现低碳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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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优质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的需要。碳是牛鼻子，空气污染治理、固废垃圾处理、水污染处理等任何一个环节上的措施都需要能源消耗，也是在既有的能源结构和能源技术下，我们每增加污染处理力度的背后都是以能源的消耗为代价。

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保障：

构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相对于传统管理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二分法，治理强调主体之间的一种协作，不再刻意的去强调我是管理者，你是管理对象，而是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这个共治共建共享。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遵循、基本特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而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多元协同的治理体制也是碳治理和环境治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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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应植根于更深层的社会改革，包括对经济增长目标、社会生活和民众意识的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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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整体提高从政府决策者到企业家到各级执行者、行动者以至公众在内的环境意识，需要基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从理念到价值观、到知识和行动方式方法的全方位的二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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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政府、企业、社会（包括公众）三方共同努力。

规划路径实现低碳发展或双碳目标

规划是从理念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是人类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合理安排，保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和公共利益调和的政策工具。以发展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

如何通过规划或者通过规划体系，去实现我们的双碳目标非常值得探讨。一方面，我们的低碳发展，需要通过规划去落实，去实现；另一方面，这个双碳目标，在融入到现有的规划体系里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去开展一个系统的源头治理，去优化我们的决策。

源头治理：

将碳纳入决策评价

低碳治理是一个复杂过程，为应对低碳问题的多元复杂性，首先要从从源头治理开始将碳纳入决策评价体系。就是如何保证我们的决策过程把碳的因素考虑进来，确保我们的决策以及实施，能够符合低碳要求，能够促进助力双碳目标。

传统的“能源-经济-环境”逻辑关系以需定供，能源服务于经济增长，不考虑或很少考虑资源约束、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因此需要进行重构：基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能源需求，优化能源供给。

在这里逆向战略环境评价可以以问题为导向、基于源头治理，构建能源系统与产业升级、产业布局优化与空间管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因此，将碳纳入环评（项目环评、规划环评）是一个有效路径。

效能评估：

构建“以碳为核心的治理效能评估体系”

效能评估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那么我们可以以碳为核心去构建一个治理效能评估体系。

● 碳总量响应了国家碳达峰目标，可从国家到省市县各级进行传递或分解；

● 净碳排放量或碳源碳汇比不仅可进一步响应国家碳中和目标，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为碳汇重要来源或空间载体的生态空间的数量和质量、生态空间的状态与管理水平等；

● 而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作为碳强度指标，还在较大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

● 人均碳排放量不仅可以作为区域之间进行生态补偿的依据，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群众生活水平；

● 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区域（尤其是城镇空间及其中的工业园区）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