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1950-1959,难忘的50年代记忆

01通货膨胀在1948年,从6月开始,一个鸡蛋要24斤法币,一斤玉米面要100斤法币,城市被通货膨胀的浪潮所吞噬。

农村甚至出现了以物换物的集市,显示出那个时代的特殊经济状况。

国学大师朱自清教授,坚守民族气节,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联合声明,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每天只能吃两顿粗粮,最终因饥饿胃穿孔而去世。

8月,国民政府强制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及民间所藏金、银、外币。并规定“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

”大小官员借此机会大肆掠夺百姓财产。混乱的世道,普通人过上普通生活,成为了奢望。国民党政府的强制敛财行为,成为其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烙印。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粮食短缺,国人每天只能得到572克粮食、13克油料、17克肉、2.3克水产品。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4000万人。

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老百姓生活朴素简单,穿着中山装,以小米高粱为食,步量走亲访友。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政务院决定改变粮食加工标准,提倡食用“九二米”和“八一面”,以保留谷粒糊粉层和谷胚,增加口粮。

据估算,如果全国都吃“九二米”和“八一面”,可以节省8亿斤粮食,养活200万人。同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专制、烟土、土匪、豪强等问题也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人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吃得饱、穿得暖。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农村,土木是主要的建筑材料,土房、土炕、土灶台,木锅盖、木勺子、木推车,你能想到的很多都是土木结构。

土匠、木匠是当时最受尊敬的职业,多是家族传承。地主们用多年的积蓄才能建一座砖瓦房,四合院就是当时门第的象征。

这个城市的建筑大多显得有些破旧,规模也不算大,可供选择的职业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丰富。能在城市谋得一份工作,无疑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识字与否,是划分有文化与没文化的一大标志。

普通人只能从事诸如人力车夫、搬运工等体力劳动,靠出卖汗水赚取微薄的收入,这些工作往往缺乏尊严。

在旧社会,军阀、劣绅和地方势力残酷剥削百姓,战争、水灾、旱灾等天灾人祸更加重了他们的苦难。警署和黑社会横行霸道,无孔不入地榨取人民的财富。

然而,随着土匪、恶霸和军阀的彻底铲除,抽大烟、赌博、妓院的禁绝,穷人分到了土地,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人们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希望,迎接了新中国的到来。

人民翻身做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们的精神却十分富足。毛主席成为大家崇拜的对象,中华大地经历百年分裂后,又重新围绕红太阳凝聚在了一起。

朝鲜战争的胜利,更是一剂强心针,让老百姓对新中国有了更多的期许。“建设新中国就看今朝”、“自力更生”等各种口号震天响,不仅宣传了当时的政策方针,也洗涤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

那时的生活虽然仍然贫穷,但心里确实很高兴。 1936年,日本退伍军官、财阀小岛和三郎在天津建立了“昌和”工厂,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组装自行车。

1949年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昌和工厂”,政府调拨13万斤小米作为生产经费,开始正式生产自行车,并被正式命名为“天津自行车厂”。

1950年,结实、轻快、漂亮的“飞鸽”牌自行车正式面世。车架杠可以坐人、放东西,特别适合三口之家前面坐孩子,后面坐媳妇,瞬间风靡全国。

拥有一辆自行车,能够让年轻人充满自信,成为时尚的代表。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价格在80元左右,而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25元左右,所以购买一辆自行车需要攒半年的工资,因此自行车仍然是很少见的消费品。

到了60年代以后,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被列为三大件,成为了家庭富有的象征。在1951年,我国东北地区的工厂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分配,率先将多等级工资制改革为实行八级工资制。

到了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的工资改革也应运而生。国家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废除了工资计分,改行货币工资制。

即使是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当时,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包括9项,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

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为404元,江青的工资为243元。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演艺大家梅兰芳被评为文艺一级,工资为336元。而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还相对较低,一次莫斯科餐厅的消费只需要1.5~2元,就能享受到汤菜俱全、黄油面包和一杯啤酒的美食。

1956年,全国范围内实行工资改革,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军队干部、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实行24级工资制,主要通过考核技能来评定。

然而,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定级标准变成了政治表现。在“大跃进”时期,提出了不要“比按劳取酬”,要“政治挂帅”的口号。

1963年,主要依据工龄定级,分配上的“大锅饭”开始形成,只能上不能下,形成了“铁工资”。只要不犯重大过错,一般都可以终身为官。

当时,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大批革命者年富力强,人人希望有职有位,因此没有退休制度的土壤。干部只进不出、只上不下,队伍日益庞大,机构臃肿,提升、使用论资排辈,不称职的干部也难以调整。

尽管如此,工装裤在那个时代却成为了人们引以为傲的服饰,只有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才有工作服。工装裤选用的布料是纯棉藏蓝,款式为背带式长裤,胸前有一口袋。

爱美姑娘会偷偷将工装裤宽松的裤腰缝上几针,掐出个腰身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阶级因为其技术性和知识性,成为了重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为了推动重工业发展,大量资源被倾斜到工人阶级,同时,工人阶级也因为其辛勤工作和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宣传,成为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在1950年5月,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这部法律的首要目标是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这一改革旨在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实现男尊女卑、包办强迫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彻底消除。

新婚姻法赋予女性更多的独立和自由,让她们能够重新审视社会,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而具有革命色彩的浪漫婚姻是大多数年轻人的向往。

虽然婚姻法的出台开始保护女性的地位,但要真正实现法律赋予的地位,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斗争”,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重要性。

女性应该与男性共同参与集体劳动,走在时代的前列,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传播妇女解放的思想,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变。

"女性驾驶拖拉机出现在硬币上,为女性平权注入了新的动力。全国妇联等组织一直在推动男女平等,并确定了"努力争取消除对妇女的所有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和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与各种建设事业,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宗旨。

虽然男女平等不会一夜之间实现,但只要思想不倒退,总会有解决办法。就像一颗种子,只要种下,就会开花。1953年,由于商品匮乏,国家实行计划分配的经济运行机制,为了确保每个人都有饭吃和衣服穿,不仅需要钞票,还需要票证,如粮票、布票、针织票、油票、肉票、肥皂票等。

"

以布匹为例,政府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和城镇规模的不同,制定了不同的布匹标准。例如,北京市每人每年可以领取17尺3寸的布票,那时候人们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妈妈们在商店里买布时总是仔细比较,挑选布票较少的。当时,异地购物除了需要票证外,还需要证明和介绍信。

全国商品在个人间的异地流通十分困难,这有效地防止了不同政策执行时可能出现的低价购买和高价出售。1955年10月,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了全国通用粮票,俗称“满天飞”。

后来,各省也有了自己的粮票,俗称“吃遍省”,一些城市还有自己的市粮票,俗称“本地吃”。之后,食用油票和布票也相继出现。

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一些大型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由于一张粮票在不同地区的价格不同,城里和城外,镇上和县里的价格都有差异,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倒卖粮票的地下市场。

许多人偷偷从事收购和倒卖的活动。09户籍管理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为实现工业化,工厂新招收了几百万工人。

然而,这些新工人中的许多人都是寻求就业的农民,中央下令禁止国有工厂从农村招聘,并开始控制农村“盲流”进入城市。

“盲流”指的是没有城市户口但在城市工作的农民。

195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该制度要求个人在迁入、迁出时必须向县一级政府领取迁移证。

虽然户籍制度起初仅作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就业、福利、住房等一系列国家政策开始挂钩,成为影响中国普通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使进城成为无数农村青年的奢望。 在这个背景下,爱美之心逐渐崭露头角。解决温饱问题的姑娘们开始追求美丽,1955年,一篇名为《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的文章在上海报纸上发表,鼓励有条件的人打扮得更美丽一些,将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

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一场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其中的红枫小菊、小玫瑰等花布图案,以其鲜艳丰富的色彩、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设计,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新美发馆的成立,凭借其新式的吹烫技术,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店内的一位师傅每月能挣100多块,这超过了当时的处长收入,显示了人们对于美丽和时尚的追求。

虽然革命热情高涨,但人们对于美丽时尚的追求并未受到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流行色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从苏联传入的“布拉吉”连衣裙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服装,其宽松的短袖、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设计,成为了当时的时尚潮流。

在50年代的中国大城市,周末舞会非常盛行。那时的舞会正规而优雅,而布拉吉则是这种温馨浪漫舞会上的灵魂。

那时,集体工作的年代刚刚开始,国家也注重家属的劳动。因为城市副食供应不足,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农场,许多女性家属在农场从事农副业生产,开展丰产试验田活动,发展家庭副业、手工业、饲养业,如豆腐坊、养鸡场、食堂、菜地、缝纫社等,以克服经济困难。

1957年,建筑师倪欣木主张“降标解决问题,先解决市民住房难”。当时工商业的复苏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居民平均住房面积不升反降。

几户共用一个厨房,几代人同住一室等情况是当时的常态。

为了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全国各地普遍采用住宅的标准设计。筒子楼因其占地少、房间多,受到广大单位的欢迎。

城市生活虽然普遍拥挤、脏乱,但是城市拥有更为发达的商业和服务业,仍然成为无数人的梦想之地。而在当时的农村,茅草房、土坯房是主流,窗户好一点的是用纸糊起来,大多是茅草编制的卷帘。

但是,当时的人们始终坚信,社会主义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自信、纯朴、奉献,成为建国初期那代人的奋斗记忆。

社会主义民生的初步探索1958年,“吃饭不要钱,劳动更积极”成为激动人心的时代口号,预示着传承千年的中国乡土生活将迎来巨变。

每个村都有一个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吃饭、不用花钱,人们相信这样的日子可以持续一万年,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扎根、发芽。

在那个艰苦的时期,公共食堂的出现,就像奇迹一般,让大多数人感到欣喜若狂。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释放生产力,集体做饭和吃饭效率更高,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建设。

之后,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创办公共食堂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这些设施为农民提供了更美好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了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

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时,公共食堂的设立让农民们失去了耕作的积极性,千年传承的勤劳致富激励也在农村逐渐消失,大锅饭的摸鱼现象也随之出现。

为了落实政策,很多村子里增加了巡逻人员,严禁私家开火煮饭。如果有炊烟飘出,民兵会立即前去抓人,并召开村民会议进行批判。

同时,50年代由于国家财力不足,新建房屋的计划很少,因此通过“国家经租房”政策,对私人住房进行改造。政府将私人住房充公,租给干部职工,并收取低廉的租金,再将租金的20%~30%给予房主。

在工厂附近建造宿舍,通常是四层左右的小楼,设计灵感源自苏联住宅,通常是大房间套小房间,只有一个狭窄的走廊。

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京开始尝试对四合院进行公有化。当时,北京全市约有120万间房屋,其中92万间是私人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农民工涌入北京,成为了城市居民,但由于没有住房,他们只能住在临时集体宿舍中。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为面临结婚生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四合院的居住面积根据人口数量分配,大多数家庭只能分到一间房,少数家庭可以分到两间房。这样一来,一个四合院里就住进了七八户、十来户,甚至几十户人家。

为了保障饮水安全,大部分城市开始生产自来水。但是,由于自来水管无法铺设到每一户家庭,所以在全市范围内设立了自来水供应站。

每个供应站都有多个龙头,只要打开龙头,水就会自动流出。当时,如果家中没有能够挑水的人,就需要找挑水师傅,两个木桶一担需要支付一分钱。

甚至有一种说法,如果准女婿上门,是否具备眼力,就看他是否会主动揭开水缸盖子,看看是否能够挑水。

工人家庭孩子多,经济压力大,工厂设立职工互助储备金,解决困难家庭燃眉之急。当时工友们相互帮助,婚丧嫁娶、修房都会帮忙。

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移,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城乡“二元经济模式”产生。1958年以前,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宽松,人们可以自由迁徙。

1958年1月,第一部户籍制度颁布,限制农民进城,限制城乡人口流动,与公民权益挂钩。

在“大跃进”期间,户籍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导致国营企业工人数量激增,从1957年的1500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3900万人。

尽管进城人口找到了工作,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粮食供给跟不上,使得“大跃进”后经济受到破坏,严重的饥荒席卷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1—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将800多万工人和50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下放到农村,减轻了从农业征粮的压力。

自此,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严格的户籍制度再也没有改变过。户籍制度不仅是城乡之间的隔阂,也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与国家各项政策和福利紧密相连。

户口也成为城乡青年之间的鸿沟,让无数青年农民只能在梦中感受城市的热闹。在自然灾害和低标准公共食堂的影响下,浪费、管理不善、私自克扣现象层出不穷。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每家能省着吃,也许还能多吃几天,但一旦集体敞开吃,很快就会坐吃山空,甚至连种子也吃没了。

此外,由于共同耕作,人们不再关心种粮收成效率,很快有些地方就出现了集体食堂没有饭吃的困境。由于不关心实际情况,食堂的设置也存在问题,有些人吃饭离食堂将近10里路,吃个饭来回就得一个小时。

而集体食堂没多久就开始出现天灾。由于“大跃进”砍伐树木炼钢铁,破坏了生态,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没有收成,导致许多人饿死。

同时,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的热量不足,许多群众患上浮肿、肝炎等疾病。对于刚刚吃饱、管好的人们来说,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饥饿会来得这么快。

为了应对农村严重缺粮的形势,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

为了应对粮食短缺,各地开始大规模采集和代食品运动。第一类是农作物类代食品,包括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和壳类,实质上是将做饭的燃料转化为食物。

第二类是野生植物类代食品,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野苋菜、洋槐叶、鸭跖草、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实际上是吃牲畜的饲料。

第三类是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和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两类有更高的营养价值,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1960年,蔬菜正式被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凭票限量供应。

在北京,有正式户口的人每人每天供应2两鲜菜,可以选择萝卜、土豆、白菜等。但有时凭票也无法购买到蔬菜。1961年,肉类、禽类和蛋类的库存急剧下降。

肉类只能保证特需供应,肉票无法兑现。由于后续货源无法保障,从1961年6月起,肉类票不得不停发。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和托儿所等,基本停止了供应。

当时,1斤北京市粮票的黑市价格为3元,1斤全国通用粮票的黑市价格为4元,1斤北京市面票的黑市价格为5元。

当时,工人的月薪平均为30-40元。出行时,“交通基本靠走”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人乘过汽车,甚至有很多人从未见过汽车。农村的孩子见到汽车就像见到外星生物一样,跟在汽车后面追,能摸一下汽车也能炫耀一天。

“千万别挤啦,您赔得起这玻璃吗?”50年代的公共汽车通常要等一两小时才能来一辆。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对于很多人来说,公共汽车票还是有些贵。

在那个时代,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因此能乘坐公交车上下班的人并不是很多。只有固定在某条线路上班的职工,单位才会报销他们的月票费用。

因此,持有月票成为了国企职工身份的一种标志。当他们上车并出示月票时,心中都会感到无比的自豪。然而,当时的中国大部分人都没有出过自己的城市,也没有坐过公交车。

对他们来说,农村的集市可能是他们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他们通过观察集市上商品的变动,感受到了国家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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