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口述：消失的马航，漫长的悲伤

摄影、口述丨彭佑
采访、文丨蔡星卓

时隔近十年，马航MH370航班事件又有了新消息。马航MH370家属与马航、波音等公司的航空运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于2023年11月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持续至12月6日。此次马航案的被告方共有五家公司，其中包括改组前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改组后的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美国波音公司、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以及为马航承保的德国安联保险集团。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运营的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定期客运航班MH370，在马来西亚空中交通管制中心（ATC）例行移交给越南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后不久失踪。机上共有12名机组人员和227名乘客，其中152人来自中国大陆。2015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8日，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小组都会公布一份中期声明。2018年7月2日，一份《安全调查报告》（Safety Investigation Report）发布，报告显示，调查组无法确定MH370消失的真正原因。

近十年间，我们偶尔会听到关于MH370的消息。2014年，还是文字记者的媒体人彭佑曾在丽都酒店，与MH370失联者家属共同度过了50几个日夜。后来，他仍与部分家属保持联系，并与他们从工作关系转变成了朋友关系，旁观与拍摄了许多媒体关注之外的瞬间。

以下是他的口述。

2023年11月23日，北京，彭佑收藏的2014年3月马来西亚报道马航MH370事件的报纸。（摄影：蔡星卓）

2014年3月8日，开始

我叫彭佑，是一个媒体人，从2014年3月开始，我一直用相机记录马航MH370事件与家属。

2014年还是微博时代，记得3月8日那天的早上8点，微博上传出一个消息，说有一架从马来西亚到中国的航班被劫持了，有可能降落到了一个叫做“Naning”的地方。当时，我们都以为那是中国的城市南宁，但也有说法称它是一个越南城市。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兵分三路，一拨去马来西亚，一拨去越南的胡志明市，我被安排留在北京进行报道。

打了一辆车，我先到达首都机场，那时MH370的航班信息显示的还是延误。在这里我碰到了第一个失联者家属，她被许多记者围着，一句话都不说，所有人的状态都是懵的，因为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家属们被通知转移到了丽都酒店，这里就成了接下来50多天家属们与各方沟通的地方。

在转移到更大的会议室之前，一间四五十平米、走廊尽头的小房子，就是家属们最初被安置的地方，这里满满当当地挤着百十来人。当时，所有人都在刷微博，可以听到一些人在哭，但依旧没有人说话。后来，马来西亚和一些相关方面开始与家属们进行沟通会，会议内容刚开始围绕一些基本信息，比如飞机的基本状况。与官方信息一同流传的，还有许多猜测和怀疑——很多“阴谋论”很快冒出来，又很快被证伪。

那时候，记者无法进入沟通会的会场，只能在会议室门口蹲守，等有家属出来再和他们聊天以获取信息。几天后，我被一个老乡带入了会场，一个家属可能因为总看到我，觉得眼熟，就把他的房卡给了我一张。那时候，一张房卡就是一张“通行证”，在混乱的现场，它是事件相关人员身份的直接证明。我们报社没有人跟我换班，于是，趁此机会，我直接“搬”进了丽都酒店，每天都和家属住在一起，晚上就会听他们聊天。有时候，我也会安慰他们，递上一支烟或者一张纸巾。慢慢地，这些家属就更加熟悉和信任我了。

在丽都酒店的50多天里，我每天都在写稿，零碎的信息经过编辑的整合出现在报纸上，有时候是半版，有时候是整版。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文字记者，只是出于个人爱好，我带着自己的相机去了现场。再后来，沟通会认为媒体也会对事件有一些推动作用，所以允许一部分记者进场。刚开始我只敢用手机拍一拍，后来就大胆地掏出了相机。

到现在，有些家属仍然相信家人还在

56天过后，马航不再承担家属们在丽都酒店的食宿，所有人就散了。家属们有些转移到了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基地服务区，有些被自己所在的当地政府接走了。直到2018年马航发布《安全调查报告》，顺义空港物流基地服务区也不再接待家属了。

2014到2018年间，我接触家属的频率很高，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见到他们。事件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我会发现很多家属都有类似应激障碍的表现，比如有的家属会出现幻听。而大部分家属是情绪比较低落，不大愿意面对生活。家属中的姜辉和徐京红那时候就把工作辞掉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新的线索越来越少，家属们也渐渐在媒体的视野中淡去。这些年来，他们的选择各有不同。有一些最终接受了现实，有一些因为家庭或多种原因选择了和解，有一些人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有一些家属，像我们这次开庭见到的一样，一直走在诉讼的路上。另外一些并没有选择诉讼，但也不想就此放弃的家属，只是选择默默等待。

失联事件过去近十年，对下一代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凸显，家长们不知道如何给孩子们讲述这段过去，讲也讲不清楚。有的孩子还因为缺少另一个家长角色的陪伴而产生了逆反，不愿意中考，也是让家属很无奈。当然，这其中也有好的消息，原本要等父母归来才肯结婚的孩子，选择了走进婚礼，虽然缺少了一份祝福，也多了一些小家庭的幸福。

家属中，在媒体面前出现最多的就是姜辉，他的妈妈在当时马航的航班上。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也很钻研，会帮着找律师、和马来西亚的家属及国外记者沟通、对接国外的私人调查组织，对国内的媒体而言，他也是家属们的一个主要发声渠道。从2014年到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整理MH370的相关资料，处理相关事宜。和马来西亚的家属们想要找到飞机的残骸或者家人的遗物不同，国内的许多家属更多的诉求是“要人”，他们希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其实，据我的观察，在生活中，家属们并不愿意和身边人提到MH370。他们不想一遍遍复述这样的家庭变故，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这也是一些家属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在一些媒体沟通群里，如果有记者说出了飞机“失事”之类的字眼，家属可能就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也因此，在和家属们提到这件事情时，我始终用“失联”来描述，相对应地，他们也就是“失联者家属”。在我看来，对于外界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新闻事件，但对家属们来说，这关乎一个家庭的存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然抱有一个念头：虽然飞机没有踪影，但家人可能还在。

作为记者，作为朋友

2014年底，我开始把自己的镜头转向一些人的家中，除了北京，还去过天津、邯郸、保定等地进行拍摄。那时候我常拍摄的家属大概有二十来人，其中包括胡秀芳、文万成、栗二友、徐京红等等，这些被拍摄的家属中，据我所知，已有5位去世了，比如我拍摄过的叶伦。

起初，我与这些家属打交道的身份是一名媒体记者，但在接触的过程中，我和他们变成了可以常常聊天的朋友，会一起喝酒、看球，我也参加他们的聚会。除去一些事件节点，MH370的事情也不再出现于我们的谈话之中。随着这样身份的转换，我的拍摄方向也有所改变：比起突发事件中相对“热闹”的部分，我开始关注到他们情感中细腻的部分，以及这个事件对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这些年，家属们做的大部分事情，媒体都没有见证过。

随着和家属们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也慢慢会同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的痛苦似乎也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痛苦，所以有时候我会很难受。好几个朋友劝我不要再跟拍他们了，但即使我后来的工作岗位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也没有放弃拍摄，我会觉得这似乎就是我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去理解他们的痛苦，去理解他们的生活。那些照片可能早就脱离了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甚至能否发表出来我也不再关心。

前几天，我刚刚拍摄了几位家属。有一段时间没见了，拍摄的过程中，我会问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身体如何。有一位家属告诉我，她每天都在锻炼，这样才可以更健康，更好地去寻找自己的亲人。还有一位家属，在今年，她的爱人去世了，再加上在MH370航班上失踪的孩子，她身边已经没有最亲近的人了。在这些时候，我看着他们，内心也会非常难受。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否太过残忍，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我还是按下了快门。

回想当时从丽都酒店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面对社会和工作，那也许也是一种创伤下的应激反应。如果有人问我，作为局外人，MH370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我从此意识到了某种不确定性。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面对当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