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斯坦因，他从敦煌带走了多少东西： 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折合成了银子是：一百三十英镑！！！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穿越历史的尘埃，余秋雨看到 在那大漠深处，王道士把整洞的经文，送给了别人，王道士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新的塑像……他痛心疾首，隔着厚重的历史，他想伸手去阻止，他想大声呼喊——住手吧。

我想，任谁读到这里，都会和余秋雨一样的心情，住手吧，我求你住手…… 历史的车轮如同巨大的磨石，滚滚向前，怎么可能逆转倒退呢？

《道士塔》是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第记事性散文，也是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之一，更是中国当代文化反思的重要篇章。文章以敦煌文物被盗事件为背景，通过讲述道士塔的历史和现状，向我们描绘了当时社会的愚昧、无知和腐败，以及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忽视和漠视。

《道士塔》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敦煌。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国力衰弱。敦煌作为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也面临着被盗、被破坏的危险。

而当时的政府和官员，却对文物保护缺乏重视，甚至为了短暂的利益而将文物卖给外国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道士被推到了历史的洪流前端。

王道士叫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在甘肃当过兵，为了谋生做了道士。有一天，他走到了敦煌，也许是被敦煌的风景迷住了，于是就在 莫高窟安了家。

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作者说：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

从王道士破坏敦煌文物的罪恶行径，从他的无知和愚昧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无知和愚昧不仅体现在个别人的行为上，更体现在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层面。

王道士作为一个普通的道士，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和文化熏陶，然而他的行为却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水平。

王圆箓这个守护莫高窟的僧人，因为文化水平低，对文物价值认识不足，用草刷和铁锤破坏了大量珍贵的壁画和塑像。然后再刷上白灰，因为这些文物的破坏是无法挽回的。

作者用“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的描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破坏的悲痛和震惊。

我们看看王道士是如何破坏莫高窟的：他请工人用白灰刷掉原本精美的壁画，再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接着，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一天终于到来，历史的篇章在此刻翻开了新的一页。有个杨姓工人，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告诉王道士，有一面墙壁是空的，里面可能有个洞。

仿佛是历史的号角，引领着我们走向那个未知的洞窟。 那是一面空心的墙壁，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它的存在，仿佛是历史的玩笑，又或者是命运的安排。

于是乎，王道士他打开了，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只是，小学文化的他，怎么能够懂得这些？

文中这样描述道：“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这些消息引起了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由此可以看出来，王道士的破坏行为并没有得到官府的制止和惩罚，反而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和协助。

余秋雨在文章中提到，当时官府和官员们对于文物保护缺乏重视，甚至为了短暂的利益而将文物卖给外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道士更加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又不久，有三个男人在莫高窟里见了个面，敦煌的经文便开始了百年的流浪之路。

王圆箓、蒋孝琬 、斯坦因

除了自以为是的破坏莫高窟之外，王道士还贩卖了许多珍贵的经卷给外国人。这些经卷是敦煌文物的核心部分，记录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信息。然而，王道士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经卷的价值和重要性，只是将其视为普通的纸张和文字。

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

翻译翻译蒋孝琬粉墨登场。蒋孝琬，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 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斯坦因在敦煌的所有联络、打听情况、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亲力亲为。

蒋孝琬是如何蒙骗王道士呢：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

王道士这时给他几个经卷。蒋孝琬， 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 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

作者在此写道：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道士不卖经文了，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

作者气愤地说：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这说明他知道自己这种行为的可耳止性。

作者想在沙漠吕拦住他们， 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在文中表述道：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与军事掠夺没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掠夺……

拦下来之后怎么办呢？拦下来之后，先看看当时的大环境：

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在这个混乱无序的时刻，几辆满载古代经卷的车队，如何才能安然无恙地抵达目的地呢？这一难题，无疑像一根尖锐的刺，深深地扎在了作者的心头，也刺痛了全体国人的心。

这些宝贵的经卷，它们仿佛是历史的眼泪，每一卷都承载了无数先人的智慧与心血。而敦煌，这个曾经的辉煌之地，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

最后的最后，这三个人的结局是什么呢？

1943年10月24日，82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

蒋孝琬的坟墓，无可查证。

王道士呢？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对岸的空地上，有一座道士塔，王道士就安息在那里。

我对王道士的几点看法：

王道士的行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贫穷和落后。由于缺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于文物的保护和认识能力非常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珍贵的文物被破坏和流失海外，成为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王道士的行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问题。由于缺乏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往往只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发展。

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许多珍贵的文物被视为普通的物品而遭受到破坏和丢弃。

王道士的行为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法律制度，许多官员和商人为了谋取私利而忽视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珍贵的文物被贩卖到外国而成为了永远无法收回的遗憾。

《道士塔》不仅是一篇文化散文，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黑暗面，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是后人了解和认识前人的重要途径。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投资。

最后，我想以诗人李晓桦的一首诗做为本文的结尾，也是余秋雨先生在文中引用过的。这首诗，是李晓桦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想，这也是所有国人内心的呐喊之声：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注：本资料来源于余秋雨《文化苦旅》之《道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