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

人才兴国,实业兴邦。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职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有效路径,能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提供强大的人才后盾。

一、中国制造“招工难”“就业难”问题突出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值自2011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以来,已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但我国制造业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制造业人才发展面临高技能人才队伍数量不足,技能人才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两大难题,出现“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第一是高技能人才短缺,人才队伍数量不足。缺乏高技能人才一直是困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制造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占比50%,日本高工占比40%,而中国仅为8%,全国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缺口已达2200万。初级工多,高级工少;传统型技工多,现代型技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短训速成的技工多,系统培养的技工少;高技能岗位“有活缺人干”,没有技能的群体“有人没活干”;各地区各行业面临“招工难、招不到、招不住”,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我国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现实窘状。随着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更加注重求职者的创新能力、技能结构等要素,尤其在数字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下,对拥有“高技术技能”含量的技能蓝领需求激增。

第二是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目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岗位需求呈现断层发展,“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是知识、学识、技能、体能等结构性矛盾的具体表现。从人社部公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100个最缺工职位”来看,生产制造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长期位于前三大缺工职业。与此同时,我国农民工、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就业难”问题也长期存在。岗位需求多,待就业人力资源丰富,但互相匹配的人才匮乏。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高素质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无论是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许多企业都发生了技工短缺、熟练工短缺、新型人才短缺的现象。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制造业大省,去产能和智能化升级改造对中低端产业就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愈发明显,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

二、我国“就业难”“招工难”悖论的原因分析

出现“有人无岗”和“有岗无人”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培训的结构调整尚未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合,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技术发生历史性变革,但多数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与产业发展需求还未有效衔接、及时调整,导致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其二是由于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高层次研发人员、高技能工人和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不足,部分新成长劳动力的实践能力还难以跟上市场变化,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难题也将持续存在。其三是社会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末路选择”,只有考入本科无望的学生才会选择报读职业院校,从家长到考生一致对职业教育产生抵触心理,报考职业院校成了考生“无奈之举”“末路选择”的窘迫。同时,因为工作环境、薪资待遇、成长空间等受限,越来越多职校毕业生宁愿送外卖、送快递也不愿意进厂。其四是企业参与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企业是否积极参与技人才培养会直接影响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当前国家对企业参与技能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撰作性不强,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科研、技术合作深度有待加深,严重影响了企业参与技能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

发达工业国家历来重视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其中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度以及日本的产业需求导向职业教育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是德国的“双元制”。这种职业教育体制是一种由企业和学校联合培养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决定职业培训的项目、类型、内容及岗位。学员具有在校学生和企业员工(准学徒)的双重身份,约60%-70%时间在业实习,30%-40%时间在学校学习。“双元制”教育强调跨职业的综合能力培养,受训者可以胜任其职业领域里的所有工作,而不局限于某一工作岗位的任务。据统计,德国2/3以上的员工均接受过“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为德国新产品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英国现代学徒制。于1993年正式实施,2006年高等学徒制被英国纳入现代学徒制体系。鉴于产业结构升级及脱欧影响,英国面临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的困境,2015年,英国推出学位学徒制,2017年,正式将学位学徒制纳入学徒制体系。目前英国已形成了层级分明的现代学徒制体系,分别对应国家资格2~7级,中级学徒制对应2级,高级学徒制对应3级,高等学徒制对应4~7级。其中,学位学徒制对应的是6级和7级,指的是学士和硕士两个层次。英国学位学徒制体现了高等精英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大学协会和教育集团广泛参与的特点。学位学徒制促进了英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等值融通,促使更多的学徒获得了工作、加薪和升职机会,为弱势背景学生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高等教育资格提供了重要途径,有利于打破阶层壁垒,促进社会公平。

三是日本产业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日本各职业院校为适应产业转型的要求,不断进行专业结构的调整,其办学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课程设置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培养的学生很好地契合了当地产业的发展,为产业界输送了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日本通过产学合作培养出大批高级应用型人才,对经济恢复和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多数企业都设有职业教育机构,为职工提供各种类型的培训。丰田、松下以及东芝等大型集团拥有自己的企业大学,采取“全员培训、一专多能”的方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同时,企业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学生毕业后到企业工作,企业则选派员工到学校参加进修和培训,再返回企业工作;另一方面,企业人员可以受聘于学校,进行讲学、实验指导,学校的老师也兼任企业的相关职位,对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所有企业员工都要接受相应层次的教育培训,不仅培养其从事某岗位的业务知识、素质和技能,还注重对其积极心态、职业精神、团队合作意识、企业忠诚度等心理素质的培养。

三点启示:一是企业是培养技能人才的主体。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均将企业作为技能才培养的主体,企业决定了职业培训的项目、类型、培训内容以及培训岗位数,并提供培训环境、培训师资等,确保培养出来的人才符合企业用人需求,保证培养质量和培养效果。二是为职业教育发展做好法制保障。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均制定了完善的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并不断进行修订完善,以日本为例,先后制定了《学校教育基本法》《职业培训法》(后更名为《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等法律制度并不断完善修订。三是重视保障技工人才的待遇与社会地位。以德国为例,德国技工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技校毕业生的工资高于大学毕业生工资,德国白领的平均年薪在3万欧元左右,而技工的平均年薪在3.5万欧元左右,技工受到社会普遍尊重,如果晋升为高级技工,便有权利成为法人独立开办经营企业,使事业得到发展有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破解“就业难”“招工难”的有效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依靠工业化。工业化的关键是制造业的现代化。中国的制造业要崛起,单靠少数典型人物是远远不够的,经济转型升级的中流砥柱是千千万万具备“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在未来,这些工人都需要我们的职业教育来培养。可以说,优质的职业教育是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保障,是制造业强国的重要基石,是培养大国工匠的摇篮。

(一)悟得“精要”。在顶层设计上明确职业教育发展理念、发展路径,肯定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一是明确职业教育“以人为本”的功能定位,职普融通方能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扭转职业教育歧视,消解职普分流焦虑,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类发展”与“协同创新”。二是明确“教”“职”“产”形断意连的耦合关系,产教融合方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直面产教融合中的堵点问题,坚持系统思维,建设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将职业教育与行业进步、产业转型、区域发展相联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新良性互动机制,破解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等问题。三是明确“能力、质量、创新”为重点的制度保障体系,优势互补方能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注重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多元”办学主体,建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合作的发展机制;注重社会认同培养,鼓励企业等主体参与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注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营造泛在的职业教育环境,建立线上教育课程质量、准入制度等管理认证制度。

(二)练好“内功”。在实际操作上重点发力提升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匹配度。一是根据市场需求,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与人才市场需求相适应、与产业结构相衔接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搭建人才供需信息平台,推行产业人才需求发布制度,打通职业供需的制度性壁垒。二是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方向,设立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协同创新中心,面向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提高培训时效性,提升劳动力素质。三是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改善学校师资队伍整体学缘、学历结构,不断释放创新活力、集聚创新能量。

(三)巧借“外力”。在宣传引导上创新方式展示职业教育新形象、新理念、新观点。一是要加强线上线下宣传引导,破除“矮化”“窄化”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积极面向社会和深入初中高中学校宣讲职业教育利好政策、展示职业教育新形象。二是借力线上平台加强宣传引导,通过设置专题网站、线上展厅、慕课资源、在线答疑交流、网上专题研讨会等方式,面向广大网友展示和提供职业教育资源,为社会各界关心关注职业教育创造条件。三是支持具备条件基础和改革探索意愿的地区,在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等方面率先改革突破,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多角度展示职业教育发展新成果。

如今,职业教育这块长期缺乏关注的边缘地带,在政府、企业的合力作用下将慢慢活跃起来,职教落后于市场要求的局面将逐步改善,坚信职业教育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一定会大有可为,成为培养大国工匠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是作者2023年11月11日在2023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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