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山前街的一个闹中取静的院落里，将军大使耿飚在这个不大的院落中度过了晚年，并亲手种植了一片竹林，从此迷上画竹并乐此不疲。1998年，他曾为此作诗：劲竹翠交加，虚窗照碧纱，经受多磨折，仍然顶呱呱。耿飚画竹的作品至今依然悬挂在他曾经的书房中。

在院落中一间很有年代感的房间里，耿飚之子耿志远静静地坐在一个传统的布沙发上，开始为赤焰新闻讲述“耿猛子”“耿大使”之外的那位生动的父亲的故事。

耿飚之子耿志远

关于父亲勇猛的故事，从耿飚征战经年的历史中，耿志远随处都能捞出一两个鲜活的战争场景。

“父亲腿长，冲锋的时候跑得快，负过四次伤，在甘泉战役中脖子的动脉差一点被打断，鲜血滋的老高，战士们赶紧用云南白药把伤口捂住，然后再给他裹上很厚的绷带。”这关乎生死的一幕，还成了战友间打趣的点，“陈赓看到父亲还开玩笑说，别人绑腿都绑在腿上，你的绑腿都绑在脖子上。”

1950年的全家福

“父亲被称为耿猛子，是因为打仗他绝对敢于往前冲。”耿志远随即讲了第五次反“围剿”时，耿飚参加的温坊战斗，按部署耿飚所在的二师四团向温坊突击。作战命令在进攻中由传令兵口述，实际在四团向温坊杀进去之后不久，军团部又下了一个停止攻击的命令，但四团没有收到。

时任四团政委的杨成武问耿飚：“团长，有点莫名其妙啊！好像只有我们一个团在打呀。”面对孤军突击的状况，耿飚当机立断：“无论如何，我们打下温坊再说。”战线推到温坊外围，敌人利用一个葫芦垭口，堆了几条装土的布袋，凭险顽抗。耿飚安排机枪连神枪手做火力掩护，然后大喊一声：“干部、党员跟我来！”

这一战，四团俘敌逾千，只消耗了400发子弹，有三个人负伤。随后乘胜追击十多里，得的十几匹战马、几十捆新军服、很多食品都送到军团部。陈光师长一上来先表扬了耿飚带头打冲锋，勇敢、机动，随后批评到：“你把干部、党员都带上去打冲锋，万一被打掉了，损失多大？这次‘罚’你写篇文章，题目就叫《反对个人勇敢》，要强调集体英雄主义精神。”耿飚明白师长的苦心，当天就写好交了上去，陈光很满意，将文章安排发表在了《红色中华》上。

在耿志远心中，父亲不仅是打仗勇敢的战将，也是敢讲真话的担当者，耿猛子的猛劲也不是打仗时的一时之勇，他的猛中有谋略，却不圆滑。

“在任何时期，父亲都讲规矩也敢讲真话。”藤田整编后，耿飚曾在一军团一师三团任过参谋长。当时一军团正奉命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方针，辗转于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死拼硬打，战斗动员令里到处充满“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口号。战斗中三团接到命令，要冲到大雄关东南某地占领制高点，策应主力突围，并临时受二师指挥。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耿飚发现地形是个葫芦形隘口，如果两边高地被占领，这个隘口就会成为一个进不来、出不去的“卡子”。

耿飚便向三团团长、政委建议派一个营守住这个口子。团长不同意，下令：往前冲！耿飚说：“冲得上去便罢，倘若冲击失利，需要退回来怎么办？”团长反驳：“参谋长你想干什么？红军哪有‘退回来’的道理？我们就是要前进。”耿飚依然坚持行使参谋长的三次建议权，留了一个连守口子。结果，主力前进之后，进攻受挫，死打硬拼，陷入重围。留守口子的连，拼命阻击，才接应部分人脱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作为执行停战协议的机构，耿飚也被从军区调到了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工作。除了会议桌上的斗争，工作人员还要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为了监视我方人员，特务几乎如影随形，父亲出去散步、看电影也有特务跟着。”

耿飚被调往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工作

耿志远介绍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专门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工作：有一次，耿飚看电影还专门多买了两张票送给跟踪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让特务措手不及。时间久了，许多特务的面孔，耿飚都熟悉，甚至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一次，一个特务好几天没露面，耿飚通过别的特务知道没来的人在家生病了，还买了药专门去住处看望。特务感动了，交谈之中把他们内部盯梢分工情况讲了出来，在耿飚的旁敲侧击下，甚至说出了在叶剑英住处装有窃听器的消息。后来经过对翠明庄的检查，确实找到了窃听器，为此李克农说：“你真行，连特务都为你提供情报。”

在耿志远的眼中，父亲一生角色转换很多也很大，“他把一生都给党了，一个调令来了，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到一个地方任新的职务都特别努力。”

但也有耿飚不太情愿的事儿，“新中国成立后，急需一批外交人员，调我父亲去做外交大使，要离开部队，我父亲肯定不喜欢。那时候他们部队正往大西北打，马上就胜利了，胜仗一个接一个，现在被调走，舍不得。而且外交领域也是他不熟悉的，但是一个调令来了，他就走了。”

从领兵打仗到脱下军装当大使，对于耿飚来说不光是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工作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穿西装打领带、学国际礼仪不难，但在外交工作上要带出一支过硬的外交队伍非常的关键。对于新中国的新大使们，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树立新中国国之使者的形象。

1950年冬，耿飚（前立者）在我国驻丹麦公使馆对工作人员讲话

在北欧国家，日常交往中除使用本国语言外，通用是英语，但正式外交公文及信函按习惯往往使用法文。耿飚驻瑞典时，使馆没有法文翻译，一位懂法文的法律顾问兼做外交公函的法文翻译。

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逝世后，瑞典外交部送来一份法文讣告，内有“悲哀地通知你……”等词句。在表示哀悼的吊唁信函中也使用了“悲哀地……”等词句，等把这封信送到瑞典外交部礼宾司后却出了问题，礼宾司长指着信中一个字，严肃地说：“这个字不应该这样写！”后来经查发现因为一个词少打了一个字母，“悲哀地”变成了“荣幸地”。

后来，除了重新送吊唁信外，耿飚亲自去向瑞典外长道歉，并说明造成错误的具体情况。耿飚的诚恳令瑞典外长安顿很感动，并加深了对中国的尊敬之情。事情圆满解决后，使馆内便掀起了一个学习外文的热潮。

“母亲作为大使夫人，平时在外交活动中和夫人、女士们有很多交谈，就也开始学习英文了。”虽然年幼时跟着父母出国生活过几个月，但留在耿志远记忆中的只是一些片段了。

1969年5月，耿飚赴任阿尔巴尼亚，是九大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也是在此任上，耿飚成为那个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坏话的大使。

耿飚通过对阿某些地区实地调查后了解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在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中国，连北京、上海等电视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中国帮他们建纺织厂，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再硬卖给中国；中国援建的化肥厂让中国帮他们更换主要设备，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修建了1万多个，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耿飚认为，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除了让他们养成对外援的依赖心理，无助于他们经济建设。

1964年2月，周恩来、陈毅（左一），奈温（左二）和耿飚在仰光机场

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万一被造反派扣上几顶帽子，势必有重进“牛棚”的危险。最终，耿飚还是提笔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除了陈述问题，耿飚建议国内对援阿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将信转报中央，这封信得到了几个关键领导的赞赏，李先念副总理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看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退休后开始热衷于画竹子练字，他画的竹子全都是直的，他写字也从来不抄别人的字帖，“父亲说我就写我自己的字。”耿志远认为父亲晚年从事的写画都多多少少应和了他的性格，耿飚画传上那四个字“耿直坚毅”在耿志远看来“评价挺准”。

1970年耿飚回国后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这里与江青有了直接的矛盾。江青要在《人民画报》上开辟专栏，专门发表她的作品，并命人把这一想法通知外文局，当时外文局归中联部领导。江青得知外文局已将此事上报中联部，便派一位摄影记者来找耿飚，希望同意她的要求。

耿飚说：“这个要求，我很难同意。要《人民画报》专门留出一页给她发表作品，不就成了她个人的园地吗？这种做法，以前从未有过，我们也决不能开这个先例。”记者说：“她是特殊情况……”耿飚答：“虽然她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那也不能搞特殊。我们还是按照原则办事。”

过了一段，江青又命人给中联部送来几本书。得知都是江青自己的小册子和梁效的评论集等，耿飚便说：“那就不去管它，放在那里就行。”有人提醒，对江青赠书要不要表个态，组织群众学习？耿飚回答：“不必表态，也不用道谢。至于学习，我们现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这些书谁愿意读谁就可以拿去。”

“1976年10月6日，上级领导跟我父亲说，有个任务要交给你，父亲马上站起来说，‘坚决完成任务’。”耿志远认为，这就是父亲作为一名革命军人的习惯，虽未知任务但已抱了必完成的信念。上级交给耿飚的任务，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耿飚拿着上级的手令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王甫（警备一师副师长）三个人便前往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因为秘密执行，三人的到来令局长邓岗十分意外和紧张，借势三人便迅速控制了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并调来中联部的人对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歌曲、音乐节目进行审查。10月14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耿飚等人才离开了广播事业局。

1976年10月23日中联部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

行动过程中，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耿飚给家里送了一张便条：“告知妻儿放心，很好。六日晚华、叶召集会议整夜欢腾……”2007年，耿志远拿着编辑的《耿飚将军》画册初稿给华国锋看时，华国锋题词并讲述了点将耿飚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过程。

在任何一个调令来了之后，毫不犹豫就去执行的信念，耿志远认为是“父亲对党的尊重、对党的坚定信念，当然还有党对他的信任。”1928年耿飚从团员转为党员后，1932年领到了党证，这张党证他一直珍藏着，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南征北战，“他都用油布包裹着贴身藏着，一直到他去世，珍藏了68年。”

耿飚先后主管过多个部门，特别是担任副总理和军委秘书长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不少人找他办事，有些还是受人敬重的大领导和朋友，但他都是秉公处理，按规矩办，不怕得罪人。”对于自己的儿子耿志远更是铁面无私。

1964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1965年工程物理成为清华大学最热门的学科，耿志远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工程物理系。耿飚当时很高兴，频频地对别人说“志远是考上的”。

“父亲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时，委员会急需人才。我是清华毕业，想着自己符合条件，就向父亲提出调到外委会工作的意向。哪知父亲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

耿志远不能接受的是自己推荐的两位清华同学很顺利地调过去了，为什么到了自己反而“卡壳”了。面对儿子的不解，耿飚很坚决地说：“你的同学，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动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

1971年，耿飚因骨折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中为耿飚之子耿志远

后来，耿志远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一家集团公司，但未曾想一封匿名揭发信送到了纪检部门，举报耿飚为儿子工作调动搞“特权”，事情最终查明：耿飚不知情。事后，父子俩有过一番交流，“父亲也受过暗箭的伤害，他认为只要我们坦坦荡荡做事，就不用理会那些躲在阴沟里的家伙。”当耿志远在工作生活中遇到莫须有的诬陷时，总会想起父亲说的话。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更不用说用他手中的权利，但正是因为他的好名声，让我非常受益。”在耿志远的工作社交中，因为是耿飚的儿子而让他受到尊敬，也让他更容易成为别人的朋友。“父亲虽然走了，但我知道他一定在看着我，我不能给他抹黑，因为我是耿飚的儿子。”

耿飚对家人不徇私，但对战友却如暖阳一般。耿志远记得有一次去胡耀邦家串门，胡耀邦跟他说起九大上跟父亲耿飚见面时，父亲对他的鼓励和安慰：“那时候我被批的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怂得很。你父亲鼓励我，说你有什么问题？！是从小参加红军的红小鬼！”

退休后的耿飚一直担任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的会长，他把家里的客厅布置成会议室，方便大家商讨会议的事，还告诫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农民，要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因为父亲耿飚一生清廉，耿志远对国家重拳打击腐败非常关注。“前一个时期，腐败风特别盛，军队的军官想发财，地方的干部也想发财，当官还想发财，这就脱离了老百姓，这样下去就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耿志远认为从2012年开始国家大力反腐，在关键时刻遏制住了向下滑的趋势。

近几年关于红色文化的传承被提到了国家关注的高度，对此耿志远认为：“要吸取苏联的教训，红色文化、红色传承没有了，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之前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军队没有一个好男儿’，中国不能走上没有红色传承的路。”

跟所有那个年代的父辈一样，耿飚的时间绝大多数是属于工作的，而让耿志远能与父亲亲密接触的时光却是那段中国人记忆里最灰暗的文革时期。

“他们都在接受批判，没了工作，我在社会上了解到的各种消息都会回来跟他讲”，耿志远也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看到了父亲拒绝江青的拉拢、绝不支持批判陈毅，也看到了父亲与外交部的黄镇等老同志们联合起来抵制错误的路线，看到了他们心齐凝聚起来的力量。

“不知悔改”的耿飚还团结外交部里坚持正义的干部向周恩来反映真实情况。“他和姬鹏飞、乔冠华串联，就让我骑自行车带他，姬鹏飞和黄镇也同样让他们的儿子带。”一时间“儿蹬车”成了当时外交部的新名词，对于年轻的耿志远来说，载负的是对父亲的爱。

“父亲不是趋炎附势的人，面对中联部满墙的大字报，他也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耿志远深知，在那些黑白颠倒的日子里，父亲的正直没有被打垮，父亲的信心没有被击碎。父亲记着周恩来送给他的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

“文革”中耿飚夫妇与黄镇夫妇合影

受耿飚的影响，耿志远与旁人比起来，“更关注国家的命运，总想给国家尽点力”。于是沿着父辈的足迹，耿志远组建了中缅友好协会，为了帮助那些对国家有贡献有功的生活困难的人，他们筹建基金会做起了功臣关爱项目，慰问老红军、老八路、抗联及兵团的战士。“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29人获得‘七一勋章’，这里面就有2位是我们基金会帮助的。”

据耿志远介绍，“七一勋章”获得者孙景坤老英雄是上甘岭战役里的一等功臣，但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农村，“我们找到他时，他生活很困难，到养老院付不起费用，做心脏支架手术也付不起手术费”。基金会到新疆兵团一个师一个师地把老战士请到北京参观，“好多兵团战士连乌鲁木齐都没去过，他们在最艰苦的地方守边疆，很多地方都不适合人居住，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子孙”，能帮助到他们，耿志远内心是喜悦的。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看到自己资助的老兵坐着车走过天安门，耿志远觉得很欣慰，也觉得把所有的募集来的资金用在他们身上，一年拨给他们8000元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直至离开这个世界，是这个国家对他们的致敬。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蒋庆泉，是《英雄儿女》中王成的真实形象，我们找到他时，他跟老伴卖鞋垫生活，一个月几百块钱收入。这些人对国家做出过贡献，应当给他们很好的照顾。”耿志远希望凭借民间机构力量，填补一些国家没能照顾到的老功臣，不能让他们寒心。

“这个国家很大，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要有责任感，不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特别是官员，不担责就是不作为。”耿志远对为官一任不造福一方，不作为的现象十分痛恨，“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那就应该把他拿下。”

“父亲整天在忙工作”，只有偶尔一起吃饭时耿志远会跟父亲聊一聊，“他想的都是大事，国家的事，国际上发生的事”。耿飚退居二线后，有一次，耿志远了解到有位国内专家发明了先进的加密算法，密码长度很长，但速度极快，在吃饭时提了一下，结果却引起了老参谋长耿飚的高度重视，马上把该技术的介绍要过来，批给有关单位研究。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只念过几天私塾，但他特别喜欢读书，大部分文化都是在部队里自学的，好的书没地儿存就背着，平常看完的书就丢了。”耿志远认为父亲起步虽低但对新鲜事物绝不拒绝，好学，好动手鼓捣。“在红军大学时，父亲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科学知识、军事理论。”

因为遇事办法多、点子多，耿飚到外交部工作后，连陈毅都误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耿飚当了大使后，为了学英文，在瑞典时自己花钱请了英文老师。“家里现在还存着一些书，上面留着父母看时写的红红蓝蓝的注解，还有一些专门教英文的唱片，他们都很用功努力。”

晚年耿飚与夫人赵兰香

耿飚爱书，所以爱逛旧书摊，北京厂甸、东安市场他常常光顾，看到喜欢的书就买下来，于是家里书柜里装满了纸黄黄的线装老书。耿飚不仅爱书，还兴趣广泛，历史、科普、文学，甚至颇爱武侠小说。当年武侠小说在香港风靡时，耿飚还托人往回买，家里就有了金庸、梁羽生的全套武侠小说。

爱读书的耿飚，还好动手鼓捣，退休后自己添置了全套修表工具，不仅把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收藏的老古董钟表都摆弄好了，还吸引了很多朋友找他修表。80多岁时，看到孩子们都买了电脑，耿飚也要了一台，于是爱下围棋的他开始在电脑上跟老伴对弈。

耿志远与父亲下棋

说起围棋，那也是耿志远看到父亲有十足趣味的时刻，“有时候父亲要悔棋，我就抓住他的手：‘妈妈快看，爸爸悔棋了！’有时候他用计使我中招，我没办法悔，只好‘算了’，父亲会眨着眼得意地笑着说：‘你不算了怎么着！’”

“那些年，父亲、母亲、他们的小重孙女宝宝、小狗里根饭后总是会围着天井走几十圈。”耿志远似乎又回到了那个父母相伴的场景中，眼中流露出静谧、美好和坚定，“照顾好母亲不让父亲惦念，不给父亲抹黑，这是我对父亲的承诺。”

编辑 张喜斌 程序编辑 赵雅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