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生于1940年）和戴尔·莫滕森（Dale Mortensen，1939 -2014年），以及塞浦路斯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生于1948年），以表彰他们“对存在搜寻成本的市场所做的分析”。

为什么在许多人失业的同时又存在大量职位空缺？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三位学者发展了一套理论来回答上述问题。

市场的买卖双方（包括劳动力市场）搜寻交易信息需要付出时间和资源。戴蒙德对搜寻市场（search markets）进行了基础性的分析，莫滕森和皮萨里德斯发展了搜寻理论（Search theory），建立了DMP模型（戴蒙德-莫滕森-皮萨里德斯模型），并应用于分析劳动力市场，阐述了经济政策对失业、职位空缺和工资的影响。他们的理论贡献已成为拟定失业保险金水平，以及制定有关雇佣和解雇政策的重要参考。比如，失业保障水平越高，可能导致失业率越高、找到新工作的时间越长。

本文简要介绍了劳动力经济学的搜寻理论，以及三位学者的DMP模型及其对搜寻理论的贡献。被萨缪尔森誉为“麻省神童”的戴蒙德的学术成就不仅是搜寻理论。本文后半部分介绍了戴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以及在最优税制理论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理论贡献。

劳动力经济学

劳动力经济学（Labor Economics）是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各自影响因素以及相互作用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其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就业和失业、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分配等。（注：国内还有“劳动经济学”的概念，但对应的英文词汇依然是Labor Economics。至于学术词汇的准确性，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舒尔茨（1979年诺奖得主之一）首创的人力资本理论，贝克尔（1992年诺奖得主）创建了时间配置理论，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对劳动力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搜寻和搜寻理论的缘起

“搜寻（search）”最早由斯蒂格勒（1982年诺奖得主）于1961年提出，他对“搜寻”的定义是：买者在购买前总要询问许多卖者以确定最合适的价格，这种现象称为“搜寻信息不对称”。

价格离散（price dispersion）是搜寻的前提。具有相同质量的商品常常以不同的价格出售，并且都有人购买。这种不同价格的序列，称为价格离散。

搜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信息搜寻是有成本的。随着搜寻次数的增加，搜寻的边际收益将下降的。当搜寻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搜寻活动将会停止。

麦考尓（ＭcCall，1965）和菲尔普斯（1970）是将搜寻理论应用于劳动力市场的先驱。但对于为何会形成价格离散，以及现实中的价格与完全竞争市场价格的偏离问题，他们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注：菲尔普斯的介绍详见《新凯恩斯主义领袖及其经济增长理论：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述评》）

戴蒙德于1971年发表了重大影响的论文《一个价格调整的模型》。该文探讨了市场存在搜寻成本时的价格形成机制问题，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在卖方首先承诺价格的情况下，即使只有很小的搜寻成本，市场最终形成的价格也会偏向于单一垄断价格，该价格大大偏离于完全竞争市场形成的价格。这个发现被称为“戴蒙德悖论”。

“戴蒙德悖论”更一般的表达式：当市场存在搜寻成本且市场力量集中在市场交易的一方时，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劳动力市场不会是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仅通过调整价格（工资水平）就可以实现供求平衡。

戴蒙德在1982年的论文《搜寻均衡下的总需求管理》中指出，在存在搜寻成本的经济中，也许会有多种市场产出的可能，但只有一种产出是最优的，其余各种情况都是无效或低效的。为了达到最优的结果，政府有必要出面干预。

搜寻理论的发展与DMP模型

“戴蒙德悖论”引发了学者们对搜寻均衡下价格（工资）离散及其形成机制的深入研究。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德斯系统地将搜寻理论应用到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的决定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被统称为“DMP模型”。

DMP模型始于莫滕森1970年的两篇论文《一个动态工资和失业理论》和《工作搜寻、失业的持续时间和菲利普斯曲线》。此后三位学者在80年代相继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其中皮萨里德斯1985年论文《失业、职位空缺和实际工资的短期动态均衡》的发表标志着DMP模型的形成。

DMP模型其实是一个分析框架。它包含了一个理论核心和一系列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的具体模型。DMP模型表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工人和厂商，职位按一定的速率随时间的消逝而流失，而工人也按一定的速率找到工作。工人在就业和失业之间进行选择，工人被雇用的效用取决于雇佣后的即期工资收入和失去工作的预期损失，而工人失业的效用取决于即期失业补偿和被雇佣后的预期收入增加。

该模型用于评估劳动力市场的特定因素对失业率、失业平均持续时间、职位空缺数量以及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这些特定因素包括：失业保险水平、实际利率、就业机构的效率以及公司招聘和解雇的成本等等。

DMP模型为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贝弗里奇曲线以英国社会问题和失业问题专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命名，是指劳动力市场一般会在“高失业、低职缺”或“低失业、高职缺”之间徘徊。

如果失业率和职缺率不寻常地同时上升，DMP模型会认为这可能是经济结构急速调整所导致的。被调整产业的企业大量裁员，而新兴产业的企业又缺乏合格的工人。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可能引发长期失业率的上升。

此后，DMP模型被应用于政策分析，例如：评估雇佣成本、解雇成本、最低工资法、税务、失业补贴等政策对失业率和经济福利的影响；还被用于分析总供应和总需求变动如何传导到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失业率的周期性波动。

搜寻理论已成为劳动力经济学的主流理论。皮萨里德斯的专著《均衡失业理论》更成为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必选内容。三位经济学家在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使我们认识到，正因为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并不总是有效的，政府就有责任为人们找到就业机会提供帮助。事实上，努力推动实现充分就业已成为现代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

除了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在货币和金融、公共政策、区域经济、家庭经济学和房地产等领域也得到了应用。比如：房地产市场可销售房产的数量随时间变化，同时一套房产找到买主并达成交易都需要时间，存在搜寻成本。

戴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

戴蒙德的理论贡献并不限于劳动力经济学的搜寻理论。他早在25岁时就因为在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中提出了代际交叠模型而一举成名。

戴蒙德在拉姆齐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迅疾成为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两大基本模型之一（另一个是拉姆齐模型）。

英国著名学者拉姆齐（Frank Ramsey）在1928年论文《储蓄的数学原理》中创建了拉姆齐模型。该模型的重点是研究资源的跨时期分配，分析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经济增长，推导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时期条件，阐述了动态非货币均衡模型中的消费和资本积累原理。（注：拉姆齐短暂的一生中在数学、哲学、逻辑学和经济学等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可惜在26岁时英年早逝。）

前文《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1987年诺奖得主述评》介绍的索洛模型可以认为是拉姆齐模型的特例。拉姆齐模型避免了索洛模型中可能存在的无效过度资本积累。但在拉姆齐模型中，经济中的个体都是彼此毫无差别的标准个体，依照相同的经济决策方式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

戴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将个体分为年轻期和老年期。年轻人具有生产能力，但老年人没有生产能力。模型假定经济体中只有一种产品，由劳动力和资本两个要素共同生产。该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作为投资品用于投资。

戴蒙德模型希望解决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路径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消费路径应当如何，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他的分析结论是：最优路径应该是社会的利率水平即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人口增长率。这也是菲尔普斯提出的经济增长黄金律或资本增长黄金律。（注：关于经济增长的黄金律详见《新凯恩斯主义领袖及其经济增长理论：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述评》）

戴蒙德模型进一步分析了自由市场经济下社会的均衡状况，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论：自由市场经济的均衡可能不是社会最优状态，自由市场均衡状态的资本存量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黄金律下的资本存量。尤其是在自由市场均衡状态的利率水平低于黄金律下的利率水平时，由于资本积累过多，整个社会不是帕雷托最优的，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率”。

最后，戴蒙德将该模型应用于分析国债在经济中的作用。他发现，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均衡状态是动态无效率的，则引入国债可以改善社会福利，并且能使经济达到资本积累黄金律状态；但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均衡已经处于帕雷托最优状态，那么引入国债反而会损害社会福利。

戴蒙德模型关于国债的分析结论与“李嘉图等价原理”完全相反，这在宏观经济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李嘉图定价原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Proposition）是李嘉图在专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所做的推断：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

戴蒙德与最优税制理论

1971年，戴蒙德与米尔利斯合作发表的长文《最优税制与公共生产：（I）生产效率、（II）税收规则》全面探讨了最优税制问题。该文的发表标志着最优税制理论的真正形成。（注：前文《非对称信息下激励理论的开创者：1996年诺奖得主米尔利斯和维克里》中没有介绍该篇论文。）

戴蒙德和米尔利斯认为，最优税制首先要符合税后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能够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问题。他们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在存在税收和公共生产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生产效率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最优点就在效率可行性的边界上。

该文扩展了拉姆齐于1927年提出的关于最优税制的拉姆齐法则，形成了使经济处于帕累托有效状态的“拉姆齐－戴蒙德－米尔利斯税收法则”。（注：关于拉姆齐法则的介绍见《非对称信息下激励理论的开创者：1996年诺奖得主米尔利斯和维克里》中没有介绍该篇论文。）

该文在《美国经济评论》创刊100周年之际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20篇论文之一。

戴蒙德对社会保障问题的观点

近20年来，许多国家已呈现人口老龄化趋势，社会保障支出过大，一些国家的财政已不堪重负。担任美国社会保障研究协会主席的戴蒙德于1977年发表《社会保障分析的基本框架》。该文成为养老保险研究方面的经典文献。其基本观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保障不可或缺。戴蒙德强调，与理想状态下的市场相比，现实世界有三种市场失灵或称市场不完全：安全投资机会的缺失，实际年金的缺失，以及工作年限的不确定。这限制了为确保退休后消费水平相对不变而进行储蓄的能力，尤其是对于那些弱势群体。因此，社会保障必不可少。

二是反对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戴蒙德认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并无大的财政问题，只需将退休年龄与人口预期寿命指数化，并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股票市场即可解决未来的财务问题。他不赞成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的智利模式。

戴蒙德在与英国经济学家巴尔（Nicholas Barr）合著的《养老金改革：理论精要》中对美国、英国、中国、波兰、新加坡、瑞典、阿根廷等10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养老金制度错综复杂，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政治约束，各国应在综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下设计合理的养老金制度。

【文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曾共同参与了“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首期研究，他们认为记账式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NDC）适合中国社保体系发展的方向。他们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建立以全国统一的社会统筹为基础的、单一的全国强制性养老金体系，同时改革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以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率；设立记账式个人账户而非基金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提高从社会统筹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

诺奖篇-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