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礼》问世

详细、专门论述周朝礼乐制度最主要的有三本书，即被称作“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本作《周官》，讲得多是政治、官僚制度，也涉及很多礼乐制度；《仪礼》就是礼仪的整理与汇总，像是指导说明书，记载什么时候用什么礼仪、该怎么干，有什么样的程序等等；记是记载、标记、解释、阐述的意思，《礼记》是对礼的解释与阐发。

然而这三本书的出现却扑朔迷离。

秦始皇在位时焚书坑儒[实际是禁锢思想，《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等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前213年发布禁书命令，不是秦国发布的书包括文学、《诗经》《尚书》及百家之书等，全部收缴烧掉，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书，把文化集中到官学、话语权收归到秦国官员那里，想要学习的“以吏为师”，敢有违法讨论、私自藏书者，哼哼，人们称之为“挟书令（律）”]，儒家经典就此遭受灭顶之灾，人们不敢议论，胆大的只好把书藏在隐蔽地方如砌在墙壁中（当然也可能埋猪窝里），或者背诵下来偷偷口授给弟子、儿孙。

秦灭时汉朝创建者刘邦帮派的萧何就把秦宫中的图书都拉走了。汉朝建立有了武功，便思考文治，开始重视文化建设，有所谓“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二任皇帝汉惠帝时又除“挟书令”；而且社会和平，文人们也有时间、精力、足够的物资保障来研究文化；政府禁令的松弛、社会的进步等带来的是藩王、大臣、民间藏书之家等的征书、藏书、献书、学习的风气。湖南省益阳市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牍，其中6片就有有关西汉民间献书的记载。于是书籍愈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汉朝时文化的兴盛。

文、景时期汉朝已立《诗、《书》、《春秋》博士，汉武帝即位第五年即建元五年（前136年)又新置《易》、《礼》博士，形成《书》、《诗》、《春秋》、《易》和《礼》（《仪礼》）五经博士。《汉书·艺文志》称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估计把征集到的书籍认为与五经相左、认为不合时宜的翻印（抄录）秘藏“大内”。汉成帝时再次开展征书运动，献书热潮又燃起，且命刘向、刘歆等人对秘府藏书及献书进行校正。

在这个过程中，三礼逐渐浮出水面。

（1）《史记·儒林列传》称汉朝初期只有鲁地一位高堂生能传授《士礼》。《汉书·艺文志》明确的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今本《仪礼》有十七篇，如此看来《士礼》（十七篇）显然就是后来的《仪礼》。

（2）《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传”载，汉景帝刘启儿子河间王刘德（谥献）喜欢收藏书，常常高价买书，因此很多人家里有“劫后余生”的古书纷纷找他要个高价，就征收到了“《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的“古文先秦旧书”。此处的《周官》就是《周礼》，《礼》当是《仪礼》，然而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与河间献王收集的《礼》是同一本吗？《礼记》就是后世的《礼记》吗？

（3）《汉书·艺文志》载，也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鲁恭王刘余，武帝末期时在孔壁发现“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后裔刘歆传记载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也提到“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所得之书包括“《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如此则《逸礼》三十九就是《礼记》？

《移让太常博士书》还说孔子后裔孔安国把《逸礼》三十九、《书》十六篇等书献给汉武帝；而《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如此（1）联系起来看就是，鲁恭王从孔壁中得到的、孔安国献给朝的书还包括《周官》，且《逸礼》三十九就是《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那么鲁恭王从孔壁得到的书《汉书·艺文志》说是《礼记》，《楚元王传》（《移让太常博士书》）说是《逸礼》，《后汉书》则说是《周官》（《周礼》）与礼经或礼记。（2）考虑到孔安国献的书可能与孔壁所出不是同一批，也可能孔安国确实献过《周官》《礼记》。

——根据《汉书·景十三王传》，鲁恭王和河间献王都立于汉景帝前元二年（鲁恭王先是淮阳王，次年改封鲁王），鲁恭王在位二十八年，河间献王在位二十六年，都约死于汉武帝前期。很可能两王得到《周官》《礼记》的时间相差不多。

汉朝学习周代知识的氛围浓厚，且具有师承关系。

据《汉书·艺文志》《儒林传》，高堂生的《士礼》，到汉宣帝时一位叫后仓的最得真传。后仓又有三位高足：戴德、戴胜——他俩堂叔侄关系，分别被人呼为大戴、小戴——以及庆普。因此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且“三家立于学官”。记是个人记录和见解，两戴在学习时做记录、写感想、查资料做补充以“记礼”便形成礼记，分别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

《后汉书·儒林传下》称东汉时的大师郑玄本来是研究小戴“礼记”的，并为之作注解。《小戴礼记》因此更受重视，且就简称《礼记》，即后世《三礼》中的《礼记》；《大戴礼记》没有名人加持因而知名度稍逊，还散佚不少；庆氏礼后来就名不见经传了。额，这样的话，大、小戴的《礼记》和河间献王得到的以及鲁恭王从孔子家得到的《礼记》、孔安国献的《礼记》是一样的吗？或者说，《小戴礼记》本就是《礼记》？

——到唐朝时，孔颖达根据唐太宗的命令编订《五经正义》，其中礼经正义为《礼记正义》，也即《礼记》取代《仪礼》成为礼经。此后所谓七经、十二经（唐朝时《礼记》与《周礼》《仪礼》成为官定经书，共十二部：《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十三经（十二经再加《孟子》）都包含（小戴）《礼记》。宋朝时朱熹还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拎出来，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

现在，《仪礼》有两个源头：（1）高堂生所传，（2）河间献王购自民间；《周礼》源头有三：（1）鲁恭王从孔壁所得，由孔安国献于朝廷，（2）不知孔安国从哪得到的，反正是他献给朝廷的，（3）河间献王购自民间；《礼记》有四个源头：（1）高堂生-后仓-小戴传承、编写，（2）鲁恭王从孔壁所得，由孔安国献于朝廷，（3）不知孔安国从哪得到的，反正是他献给朝廷的，（4）河间献王购自民间。

（二）《三礼》其书

事实到底是什么呢？

（1）《仪礼》

今本《仪礼》十七篇基本就是讲士这一阶层的礼仪的，出现最早的《士礼》（十七篇）显然就是《仪礼》，汉武帝设立的礼经博士研习的便是它。

（2）《礼记》

不同人对礼可能有不同传抄和理解，在传承中会有所删减、增补等，因此会形成很多版本的“礼记”。故而河间献王从民间所得、鲁恭王从孔壁所得以及所谓《逸礼》、《礼古经》可能就是不同版本但是相差不多的《礼记》。《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的论述、篇目名称等很多地方有重合，当是不同人的学习记载、读书笔记和对礼、礼记的阐述无疑，他们所阐述的恰是《仪礼》与周朝官制，与《仪礼》和记载周朝官僚制度的《周官》内容也相符。《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言辞隽雅，理论深刻，一定有一个学习、吸收、消化、再创的过程，很可能是在老师后仓传授及河间献王、鲁恭王孔壁的礼记基础上形成的（《大戴礼记》也当如此），至于到底是哪个源头权重更高就搞不清了。

（3）《周礼》

《周官》由鲁恭王得再由孔安国所献之说不足为据。《汉书·艺文志》载鲁恭王从孔壁发现的是《礼记》，《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说孔安国献《逸礼》也就是另一个版本的《礼记》，都没提到《周官》，故而鲁恭王最可能得到的是《礼记》而非《周官》，更不可能孔安国因此而献书。但是献《周官》书一事应该有，也许孔安国从其他途经得到《周官》继而献书，而鲁恭王破孔壁而得再由孔安国所献当是西汉后到东汉时儒者据此事的臆测；最有可能是河间献王所得，然后献给汉武帝。

《周官》可能被藏于秘府，估计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能看到的人可能就包括司马迁等人。最早提到《周官》的书就是《史记》。《封禅书》曾引用《周官》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但是不见于今本《周官》，不过《周官》同样的意思的表达，《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载“冬日至……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 ……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礼记·郊特牲》也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可见周礼确有此类制度，司马迁可能是改编引用。又说汉武帝得到宝鼎而欲封禅，但是当时封禅的礼仪很多人都不懂了，群儒采用《尚书》《周官》《王制》等有关封禅的言论。另外《周本纪》称周公“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鲁周公世家》也说“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而古文《尚书》就有《周官》一篇，不知司马迁讲得是否是《尚书·周官》，而《尚书·周官》序明确说“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更复杂的是，《周本纪》先提出周公所作的文章见于《尚书》者，却把作《周官》单独列出来，而《鲁周公世家》先说作《周官》接着又说“作《立政》”，而《立政》也是《尚书》篇目。

《汉书·成帝纪》载汉成帝（宠爱赵飞燕的那位）河平三年（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艺文志》载成帝其实要审校的有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刘向所领的任务是诸子诗赋；《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传称“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又称刘向儿子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由此看来，刘向同时担任“校书”总编辑和“诸子诗赋”组组长，其子刘歆任秘书。就是在“大内”秘府校书时，刘向、刘歆看到了《周官》。刘向每研究完一部书就分门别类以收藏并录成简介说明呈献给汉成帝看，那些分类和说明集中起来就《别录》。后来刘向、汉成帝几乎前后脚死去，汉哀帝即位，刘歆继承父业继续校书，在父亲《别录》的基础上作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书籍略记并汇总成辑（集）略至于书首共计七部即《七略》，列举的各类图书就有《周官》经，《汉书·艺文志》就是《七略》的简化。

——刘向是中国目录学鼻祖，汉成帝也是第一个汇总中国书籍的皇帝，开了政府、官家甚至私人科学收集、研究、收藏图书的先河。正是成平帝命刘向整理书籍而成《别录》，加之刘歆著《七略》，才有后来三国《皇览》、唐《群书治要》《开元群书四部录》《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宋《崇文总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等丛、类书。

据《汉书·王莽传上》：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即位，王莽认为真正“飞黄腾达”的日子要来临，于是争当了宰首，并受赐号“安汉公”，意欲仿周公摄政之事而专权，开始操办“后事”。《周官》据传是周公所制，而且讲得都是古代官制，又载“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九命作伯”（见《春官宗伯·大宗伯》）“上公九命为伯”（见《春官宗伯·典命》），并载有九命之伯在政治上的特权，王莽好古，要发扬文化，为了发扬“九命”之尊崇，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征诏那些有一技之长之士，其中就包括通《周官》者。由此可见《周官》更加受到重视。接着就有官员上书说要尊崇王莽，要“议九锡之法”。次年（公元5年），有官员上奏说要以“《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然后王莽“加九命之锡”。

估计王莽受益于《周官》，便将其提高到“礼”的地位，尊为《周礼》。

汉平帝死后孺子婴即位，王莽学习周公果然做上了摄政王。摄政三年（公元8年）王莽母亲去世，对于如何操办丧事，诸儒商议，提到因王莽开放秘府，“发得《周礼》”，又称“《周礼》曰王为诸侯緦縗，弁而加环绖”（今本《周礼·春官宗伯·司服》载“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緦衰，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发得《周礼》”一直证明《周官》已经改为《周礼》，二者证明正是王莽所为。

当然王莽不会亲为，毕竟大权贵面前从来不乏拍马屁的希旨承意者。荀悦《汉纪·孝成皇帝纪》载“刘歆以《周官经》十六篇（“十”或为衍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此说《周官》改《周礼》是刘歆在汉成帝时所为，恐怕与事实不符，毕竟汉平帝五年时群臣奏本中仍称《周官》。刘歆与王莽关系非常铁（《汉书·楚元王传》说“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可能充当了马仔，在王莽加九锡后到摄政前期这一段时期（公元5年-8年），由刘歆上奏提议、王莽准奏而改。 《周官》更名为《周礼》，可能为了区别《尚书·周官》，更可能的是为了提高其威望以迎合王莽，也因此《周礼》设为官学。

王莽篡位后，《周礼》应该更加受到尊崇。

估计王莽、刘歆有污点，东汉时《周礼》博士被取消又恢复《周官》本名，但是虽改名而不能遽行之，后世《周官》、《周礼》并称。班固作《汉书》时仍称《周官》，《食货志》载“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又称王莽“以《周官》税民”；东汉时一些经学家或称周官、或称周礼：《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卢植传”载卢植上书时称《周礼》。《后汉书·张曹郑列传》“郑玄传”说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又称其“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郑玄学《周官》至少有张恭祖、马融两位师傅）。《后汉书·儒林列传下》称“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虽然如此，经过王莽的发扬，《周礼》（《周官》）受到普遍重视。再后来《周礼》之名便确定下来。

以上就是三部礼书的发现及《三礼》的确定过程。就“三礼”的发现就很复杂了，如果再细究流传更加复杂，比如郑玄到底跟是跟张恭祖还是马融学得《周礼》，抑或兼而有之，而张恭祖又是谁的徒弟？而且《周礼》所载官职繁琐，可能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也即是空想主义，未必是周朝真正的官制；南宋时就有学者怀疑《周官》内容的真实性，甚至还有人认为可能是刘歆伪造。然而杨天宇《周礼译注》在“前言”中说，学者根据金文材料，发现西周官职与《周礼》记载有很多符合的地方，《周礼》并非完全空想，有一定的现实和研究价值。

总之，三礼成书年代不确定，内容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当是有所本。

（三）周公做礼乐？

那他们所本的就是周公所作的礼乐吗？

最早提及周公制作礼乐的是《左传》，据载文公十八年时，莒国君主莒纪公在国中无礼，因爱幼子而废黜太子莒仆立幼子莒佗，莒仆一怒之下弑君杀父偷窃国宝逃亡至鲁国，鲁国接受贿赂命令给予莒仆封邑，并要求当天一定要办成。而执政季文子却命司寇将莒仆驱逐出境，而且也是立刻！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周公后裔的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如何如何，那莒仆弑杀君父、偷窃国宝，是一个不忠不义不孝不敬的寇贼，决不可收留。后来周公制作礼乐几乎是定论，《尚书大传》也称周公“六年制礼乐”，就连夫妻同房都被委婉称作“行周公之礼”。

但是这又很麻烦：第一，周公后人亲口说先祖制礼乐，这是现身说法，怎能不可信？然而第二，正是因为说这话的是周公后裔，又怎么证明他不是自吹自擂、自我吹嘘呢？

而且，周代制度明显有一个发展过程，而非周朝时凭空出现的；礼乐制度流传下来的规定本就有许多相异说法，比如乐县制的宫县，《周礼·春官宗伯·小胥》称“王宫县”，《礼记·郊特牲》却称“诸侯之宫悬”。

何况周礼内容、规模庞大，细大不捐。《礼记·礼器》称“礼仪三百，曲礼三千”，《中庸》称“礼仪三百，威礼三千”，曲、威都是小的意思，说的是大的礼仪有三百，普通事的礼仪为三千，三百、三千皆为虚指、概指，表明礼仪体现在细微处，有很多。如此多的规矩，如此庞杂的内容，如此广的领域，以一个人的能力发明制作是难以置信的，而且周公作为摄政王、三公之一，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做出来那么多、那么细致的东西？

所谓“周公制礼乐”显然未免牵强，甚至似乎不足为信。

（四）礼乐制的形成

（1）发轫于久远

周礼中的许多制度早就存在。根据开古发掘信息，原始社会末期、新石器时代时的墓葬规模、随葬品多寡不同，而且与城市建筑遗址一样有反应“礼”的方面；分封制是一种笼络方国、宗族成员等的方式，又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由来已久；商朝时就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嫡庶之分、嫡长子继承等，而且也可分析出宗法制；乐文化也源远流长；谥号、庙号制度可能出自商朝以天干祭祀先祖的惯例，等等。《论语·八佾》载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孔子认为至少夏、商时就有与周礼类似的礼乐制度。而且后世对周时的爵位制度理解不同，反映出爵位制的乱象，说明爵位制度又一个发展过程。

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的礼文化源远流长，发轫于目前可见的文字记载以前，至少有上万年历史。

（2）西周的继承与发展

任何一个新的朝代都会继承与发扬上一朝代的文化、礼仪，更是把优秀文化传承下去。周朝之前已经存在一定的礼乐制度，周人灭商建周后必会吸收前朝经验及制度，结合自身及当时社会实际进行重新确定。周人必然是破、立结合，一边破商人“糟粕”传统，一边又吸收商人制度的精华，与姬周传统互为结合，所形成的一套规矩就是所谓“周礼”。实际上，这套东西不过是对前人思想结晶、经验教训的吸收消化与总结，且根据实际和自身喜好，而进行的一次整合。《论语·为政》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认为商礼传承自夏礼，周又延续了商（及夏）。《论语·八佾》中孔子更是明确的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老夫子感慨道：周的礼乐制度传承、借鉴了夏商二代，是何等的丰富完美，我个人主张尊奉周礼！

那周公在礼乐制度中的作用是什么呢？

周初天下尚不安稳，周武王灭商后很快死去，武王儿子成王尚幼，于是周公摄政，他在作为实际上的“一把手”时一定会确立各方面的典章制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周公要是没有几十个人当助手，就是想做也没法做，所以对于礼乐制度最多周公仅仅是署名权而已，就像书籍出版时挂一个主编的名号，犹如司马光之于《资治通鉴》，解缙、姚广孝之于《永乐大典》，纪昀之于《四库全书》等，周公挂名享有一定“著作权”。而且只能说周公时周朝礼乐制度“粗备”，也就是有个大体。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礼乐制度一定包含周公的思想、理想，也一定是周公赞同的。

此外，周公最大的功劳是消除了血腥的人祭、人殉制度，提出明德、敬德、慎罚、保民等德政思想，这与周朝礼乐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接下来天下文化，也奠基了中华文明的底色。孔子作为商人贵族后裔，不会不知道他们祖上杀人当杀畜生那样残忍，所以他极端推崇周公。这得益于周朝礼乐制度、执政理念的先进性、“人性化”，也可见周朝时礼仪制度相对于商朝的进步、完备，这一切都与周公有关。

——只是到后来学者把礼乐制度建立的所有功劳统统归于周公是不可取的。

周初的礼乐后世影响很深，而且不仅仅是周人的“自嗨”，就算远在江南被中原视为蛮夷甚至自称蛮夷（《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说“我蛮夷也”）的楚国也遵从周礼。《左传》记载楚国与中原的战争时，楚人就遵循周人的军礼等各类礼仪；又载昭公十二年时楚灵王称赞楚国左史倚相“是良史也”，能读中原古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又根据记载，楚人常常引用《诗经》等周礼内容。考古发掘的楚国墓葬等遗迹也能发现楚国秉持着周朝礼乐制度。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之处，讲得是统一、包容的对立关系：只统一而不包容不行，世界本是多样化的，而且统一本就有内噬性，过度强调统一性反而会引起反弹，大家都追求不同的统一而导致分化，适得其反；只包容而不统一也不行，只讲无原则的包容而没有统一就是“泛自由主义”，一定会形成自顾自的各种山头。所以，中华文明自中原起源，而后不断延伸，把能接触的人都“礼化”、“文化”之。正是这样一种统一又包容的文明，中国历经战乱、改朝换代甚至大乱，都能再次崛起，且都希望统一国家，推行礼乐文明。中国历朝开国者，都要把国家统一起来，如果办不到就不算是圣君。而所有军阀割据，但凡有点理想的割据分裂的目的也是为了统一，那些“小富即安”者都会被吞掉，也会为人所不齿。反观阿拉伯地区，犹太教和脱胎于犹太教的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只统一而不包容，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虽然都信奉一个神，却不能成为一个系统，五亿人、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形成二十几个国家；欧洲地区，文明有三个起源：一是古希腊海洋文明，二是北部游牧文明（相当于中原称四方为蛮夷），都外向型文明，三是基督教文明，本也是一神论，对思想禁锢曾一度极端严重，然而欧洲宗教改革提出“因信称义”，即只要我真心“信主”，我可以自己和上帝沟通，这样就解放了思想，因此欧洲文明（包括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建立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具有较强的自由主义。然而自由主义很符合人性，包括人性中卑劣的一面，人们几乎希望没有任何束缚，权贵阶层希望没有约束，能够为所欲为，缺乏社会担当，掠夺成为家常，穷人也认为自由好，好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就是自己过着自己的苦日子而已。因包容、极端自由而不统一，封建时期就各为地主，七亿多人、一千余平方公里至今也四分五裂成四十多个国家。

然而，没有什么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制度都有弹性，制度只是制度，字面上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完全施行，落实与否、如何落实、落实的严不严又是一方面，特别是中央权威受损、内部斗争激烈，或者天下纷乱的时候。而且重要的是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扬弃、变化。

（3）春秋时孔子、儒家的推崇

至少战国时已经形成五经或六经。《庄子·天运》载孔子自称“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天下》篇也提到六书名，还指出其作用。《苟子·儒效》基本沿用《庄子》说法称“《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劝学》篇也提及六书。就连法家著作被认为商鞅所著的《商君书》“去强”篇也提到《诗》《书》《礼》《乐》。湖北省荆门市郭店遗址出土的战国楚简如《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等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记载。

《礼记·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的就是孔子对礼乐、仁德方面的继承与发展。《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感叹“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等礼乐崩坏，便修订六经，“以备王道，成六艺”。班固《白虎通义·五经》称孔子因礼乐崩坏而“追定五经以行其道”。即孔子通过编订《诗经》、、《尚书》、《周礼》、《乐经》、《易经》、《春秋》恢复王道。

这些书唯《乐经》失传，其余如今都存在。然而目前没有明确为孔子记录、抄写的书以及孔子系统、详细论述有关周礼的记载，比如类似于《三礼》这样的书籍。那到底《周礼》是否是孔子编订的呢？

孔子自称自己“述而不作”，又信而好古，私下把自己比作彭祖（《论语·述而》），所谓“述而不作”即仅仅对现有资料整理、记录、阐述而不进行创作。

从六经形成之早、孔子对它们的尊崇以及孔子祖述古籍等观点来看，孔子整订“六经”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那么可以肯定，类似于《仪礼》《礼记》的书一定是孔子之前很早就形成的，或是古人根据一些底本、再把当时通行的社会规范整理出来流传下去，反映了当时的风俗、习惯、礼仪、礼节甚至可能还包括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或者有明文却不现实的规定。而研究、推崇甚至再发扬周礼应该是从孔子开始的，继而又被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宣扬。

（4）战国时的再发展

周礼在整个西周、东周的春秋、战国各阶段也有所变化、更新。周朝建立、周公确立周礼到孔子时代已经约五百年了，如此长的时间，礼仪制度必然有所变化。孔子言礼以及春秋末、战国初入《左传》中记载的仪礼可能已经相去周初甚远。战国时战争残酷、频仍，正是因为战乱导致贵族以及贵族的文化下移，使得民间文化兴盛。而各国兼并战争的残酷又促使统治者拉拢、利用民间的有识之士。而且那时没有统一政权，不同于后世“皇权”对文化的压制等，战国时文化氛围宽松，孟子甚至可以说出“君可杀”“民重君轻”之类的话（后世几乎没人敢抨击皇权，而明末清初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则是狠人，因为不愿与灭明的清庭合作，甚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凛然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正是皇帝、皇权是社会最大的毒瘤、祸害！），各主要国家纷纷“变法图强”，中国政治制度、文化、社会等发生急剧变化，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叙论四》便称“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礼乐制度在战国时必然又会再一次发展。

由于儒家的推崇，周礼在战国时一度成为显学（《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子七十二高徒、三千弟子在战国时期发扬儒学与周礼，且周礼制度确实存在，又当时贵族都知道，所以到战国时的学者不仅是儒家包含几乎所以门派甚至法家等内容都或多或少涉及礼乐。《周礼》《仪礼》甚至《礼记》的主体思想一般认为战国时期形成，因此《三礼》的内容又掺杂了周初、春秋、战国时期现实存在的制度，甚至一些臆想的制度。

（5）汉儒的发扬

由于战国学者普遍对周礼的记载，即便经过秦朝焚书这样对文化造成极大破坏的事件，后世研究也不缺素材。在整个周朝及汉朝，周礼或继承，或吸收，或改造，或创新，甚至或臆测，从而形成一套礼仪制度被在汉朝时改编与发扬。

真正把周礼发扬光大的就是汉朝。秦楚汉大乱后，汉朝一统天下，学术氛围再次出现热潮，汉廷又开展“献书”活动，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及东汉各儒、经学大家如郑玄、马融等。所以到东汉时，礼乐学术已经蔚为壮观且高度成熟。因此，《三礼》的出现、三书的形成甚至阐发等，都在汉朝时定型，我们如今对礼乐制度的了解，也多来自汉儒的解释。惜乎三国之后，两晋等战乱，又有南北政权分治以及改朝换代迅速，社会极端混乱，以至于很多古籍失传。

——然而儒家在汉朝发扬光大，也在汉朝死亡。汉儒抛弃儒家老宗的基础与底色，抛弃真正的礼制、君臣之义、对等关系、权力与义务双向等，用法家阉割儒家，把儒学打造成皇权制度的帮凶，使得儒家失去血性，培养出一大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礼乐文化起源很早，经、夏、周的继承发展形成社会共识，且处于不断发展变革中，春秋时孔子曾有所记录整理，从战国时开始有人总结，到汉时形成，东汉时蔚为大观，自然掺杂时古礼乐、周时礼乐、战国现实甚至是整理总结者的附会和臆想。那些制度有些是周朝首创，有些是发展和完善，有些可能是后世礼仪甚至后人附会，而且也并非周公一人所创，并非一时形成，有的甚至真实性也存疑。而汉朝时发扬光大，出现众多学者，并逐渐形成了《三礼》。

（五）礼乐制的意义——礼仪之邦

虽然什么周公制礼乐未必能全信、《三礼》的作者、成书、流传很复杂更是有很多疑点，但是书中所论多为事实即周朝确实存在礼乐制度。至少从周朝就有礼乐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不容置疑，而且至少从《三礼》确定之后，中国的礼仪、社会规范比如婚礼、丧葬礼、宗法制等都是真实在社会上通行的，而且对后世影响至深，对中国礼仪文化的内化非常重要。甚至细微到很多小事上至今还有很多现实、重要意义，很多要求还成为我们常用的名言警句。现举几个例子。

《礼记·曲礼上》载：（1）“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说一个人不可傲慢无礼、肆意放纵于私欲、不求上进。（2）“坐如尸，立如斋，礼从宜，使从俗”。前两句叫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何等相呢？坐着就像是祭祀时的“尸”，庄重、安稳，站着就像是祭祀挺拔、严正。“宜”本是一种祭祀，现在理解为适宜，“礼从宜”可理解为礼仪要像祭祀时那样严肃，或者礼仪要适宜，这与最后后一句类似，即出使或者到别人那里拜访，要入乡随俗、客随主便。（3）“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对我有礼，我也对你有礼，正是一种类似于“权利义务对等”的观点。（4）“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孩子出门之前要给家长说一下要去哪，回来后要及时给家长说一下免得他们担心；出去玩要有规律，或者交正常的朋友不能滥交；要努力学习不要游手好闲，而且要走正道学正业，又要学有所得。

《礼记·内则》载：（1）“鸡初鸣，咸盥漱……”，即《朱子家训》所说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2）“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孙，甚爱之，虽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对于父母喜欢的仆人以及家族中的庶出兄弟，要对他们尊重、喜爱，即使父母死了，也要继续保持。从现代观点来看，其实就是保持家庭和睦。（3）现在都知道“不要随地吐痰”，其实先秦时礼仪就规定了，“不敢唾渎”就是不能当着他人的面吐痰、擤鼻涕。

《礼记·学记》载：（1）“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2）“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3）“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师教学的时候要了解学生具体情况，这样才能调整策略，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礼记·大学》载：（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所谓一个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

当然其中也有糟粕，比如《内则》：（1）“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即儿子很爱的妻子却不能满足父母要求，那就要离婚；儿子不爱妻子，但是父母说这丫头孝顺我，儿子就要与之白头偕老。（2）“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等等。

——当然，这还要辩证的看。儒家讲究权利义务对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臣下才能像个臣下；父亲做得好，儿子自然就是好儿子。公婆真心对待儿媳，儿媳真心对待公婆，这要才能婆媳关系和谐。内则说公婆不悦儿媳，隐含着公婆要像个公婆，然而儿媳不像儿媳，这样儿子就要与媳妇离婚。

礼贯穿于国人生老病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等级差异、安分守己等的要求和目的，也起到规范行为的作用。《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把礼分为吉礼（祭祀时用）、凶礼（包括丧礼、吊礼等）、宾礼（包括朝、觐、会见、聘问等）、军礼（包括田猎、征兵、军演、检阅、征伐等）、嘉礼（包括饮食、宴享之礼、冠礼、婚礼）“五礼”。《礼记·王制》又有“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囊括了士一级贵族的主要政治、日常大事。《左传·隐公十一年》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 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又见贾谊《新书·礼》）。

人们甚至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礼。《晏子春秋·内篇二》载晏婴说“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荀子·礼论》称“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即对亲人的离世没有悲哀、按照礼的要求去做，那就跟禽兽差不多了。《礼记·曲礼上》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冠义》也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不讲礼，即便冠冕堂皇那也不过是衣冠禽兽。

孔子早就说不学礼无以立足，任何时候都不可无礼、非礼。

中华至少八千年的文明，而夏、商特别是商是文明中转站，那么周朝则是人文文化的奠基者。正是中华文明讲究礼义和仪式，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

——现代社会有“国学”热，也讲（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传统文化至少发轫于“周学”或周朝。周学一般包括先秦学术、学识，最主要的就是其中包含的礼义，到两汉经儒家学者的阐述而蔚为大观，此后列朝列代不外乎是对周学或两汉形成的周学的发挥而已，比如程朱理学、王（阳明）学等等。可以这样说：“国学”就是“周学”，“周学”就是“礼学”。

周朝虽然几乎照抄了商的制度，但又与商朝采取了很多不同的理念、政策，破除了残酷的人祭，推行与明德、慎罚、保民相辅的礼乐文化。礼乐文化在后世虽然曾不绝如缕，但是终于发扬光大，让中华文明礼仪之邦永久延续，这一切很可能滥觞于周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贾谊《新书·礼容下》）此说部分是实情，周文王为周灭商奠定了理论、政治、实力基础；周武王才能一举而克商，然而过于焦虑短命早死；周公以文、武子、弟及开国功臣身份，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基础，被后世与周文、武一起推崇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