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犹太裔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生于1953年），以表彰他“对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的分析”。

克鲁格曼是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建者和代表人物。他早在1994年就准确预测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在2006年就撰文指出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非理性，一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诺奖被媒体评价为不算是“冷门”的“冷门”。说是“冷门”，是指此前几乎无人预测到他会获奖；不算是“冷门”，是指他的获奖在情理之中。因为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扩展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

克鲁格曼因创建新国际贸易理论而奠定在经济学界的“江湖地位”，又因预测了国际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

自从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西方不乏“脱钩断链”和“去风险化”的喧嚣，而我国于2020年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战略。通过本文浮光掠影式地学习克鲁格曼的主要理论贡献，希望有所启发。

传统外贸理论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用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范围和组成。到了20世纪2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及其学生俄林将比较优势理论扩展为要素禀赋理论。（注：要素禀赋理论详见《从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到米德的国际经济政策：1977年诺奖述评》）

比如，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比较充沛、资本不足，而另一些国家则相反。其结果是一些国家专注于制造业，出口工业产品而进口农产品。

传统外贸理论确实可以解释大多数国际贸易。但自二战以后，学者们发现现实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偏离传统外贸理论。“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这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对同类产品既有进口又有出口。比如：瑞典既进口汽车又出口汽车。瑞典制造沃尔沃与德国生产宝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

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与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合作发表论文《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的多样性》。该论文提出的Dixit-Stiglitz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注：关于斯蒂格利茨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见《缔造现代信息经济学的三巨头：2001年诺奖得主述评》。）

克鲁格曼在Dixit-Stiglitz模型的基础上，于1979年发表开创新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基于垄断竞争市场格局建立的两国贸易模型得出的结果是：在自由贸易下两国产品种类的总和将超过贸易前任何单个国家的产品种类数量，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多差异化的产品，因此将提高总体福利水平。

克鲁格曼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并不必然需要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规模经济所产生的成本优势。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从而冲破国内市场的产品需求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本国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一年后，克鲁格曼再次发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使用具体的CES效用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Utility Function），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和简化。（注：CES效用函数又称不变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CES效用函数关于两种商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假定便于考察效用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它是一种在经济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中应用非常广泛的效用函数。）

修正后的模型允许两国的规模不对称，并考虑了运输成本，使得模型具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并由此导出著名的“本国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本国市场效应是指在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情况下，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

由于本地市场消费负担的运输等成本较低，产品销售价格较低，厂商将在需求较大的市场附近形成聚集，因此规模大的经济中人们的福利会相对较高。

此后的进一步研究又表明，如果是在不变规模收益的情况下，需求大的市场往往会成为此种产品的净进口国。

在克鲁格曼与以色列经济学家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于1985年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经济》正式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理论（Economies of Scale and Trade Theory）的概念。

（评：也有文章使用“垄断竞争贸易理论”的概念。我认为还是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的术语更准确一些。）

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运用规模经济效应和消费多样性偏好的方法也适合于分析经济地理问题。克鲁格曼将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集成到一个模型，于1979年正式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概念。

新经济地理学也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以规模经济效应和不完全竞争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区位集聚的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是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的自然延伸。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注：诺斯最早提出路径依赖，并用路径依赖阐释经济制度的演进。在《让经济史和制度变迁照亮未来：1993年诺奖得主福格尔和诺斯述评》未介绍路径依赖理论。）

在克鲁格曼的两国模型分析中，如果两个国家完全一样，则两国拥有相同的福利水平。如果两国仅存在人口差异，则人口较多的国家拥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是因为：在人口较多国家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效应，产品的售价更低且选择性更多。相应地，人口较多国家的消费者福利水平更高。这将促使劳动力（也是消费者）向人口较多国家迁移，导致人口较多国家的工资水平和产品供应进一步增加。由此刺激了人口进一步的迁移。

克鲁格曼1980年提出的“本国市场效应”认为，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生产就会向规模较大的市场聚集。这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克鲁格曼对劳动力和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综合分析。他认为，企业的选址决策需要在利用规模经济和节约运输成本之间权衡。在弗里德曼（John Fridemna）1966年核心与边缘理论的基础上，克鲁格曼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中提出了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该模型证明了对利用规模经济和节约运输成本的权衡将导致社区集聚化或分散化。在一定条件下，集聚化将成为主导力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出现，多数人口将集聚于高技术核心区，而少数人口居住于边缘区域，从事农业。这一机制解释了超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围绕城市的乡村区域人口的持续减少。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结果。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去中心化将成为主导力量，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平衡发展。

克鲁格曼1991年的专著《地理和贸易》、1995年的专著《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以及1999年与另两位学者合著的《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奠定了其在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领导地位。

战略贸易理论

战略贸易理论（Strategic Trade Theory）的概念也是在克鲁格曼与赫尔普曼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中提出的。

战略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经济中，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要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须扩大生产规模，取得规模经济效益。然而仅靠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一般较为困难且耗时较长，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对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选择发展前途好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克鲁格曼指出，进口保护措施可以为本国厂商提供超过其国外竞争对手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可以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从而增强本国厂商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

他还认为，对外部性强的产业提供战略支持，不仅能促进该产业本身的发展，使其在国内外市场扩张成功，而且还能以该产业作为战略支持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外部经济效应。所谓外部经济效应，在这里是指某一产业的经济活动对其他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产生的有利影响。

由此可见，战略贸易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政府通过干预对外贸易而扶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是一国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获得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选择。

（评：克鲁格曼被认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坚定捍卫者，但他坚定支持产业政策。推荐阅读本系列文章《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世纪辩论（上）：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之辩》。）

（补评：总算找到一篇介绍性文章提到“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提出战略贸易理论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克鲁格曼于1979年提出了西方关于货币危机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型，被称为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该模型以小国开放经济为分析框架，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分析对象，分析了以放弃固定汇率为特征的货币危机是如何发生的。此后，该模型经弗拉德（R. Fload）和戈博（R. Garber）1986年加以完善，又被称为“克鲁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

克鲁格曼将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货币危机的形成过程，具体如下：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扩大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将增加本币贬值的压力。

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制度，政府必然要在外汇市场上用外汇储备购买本币以冲销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货币供应量的那部分货币。

随着政府赤字的持续扩大，上述操作将耗尽央行的所有外汇储备。货币投机者将加速这个过程。

在央行的外汇储备没有耗尽之前货币投机者就会对本币发起冲击，大量抛售本币购买外币从而致使固定汇率制度最终崩溃货币危机爆发。

（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是不是认真学习了克鲁格曼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该模型暗含的结论是：通过不断发行货币为财政政策融资与保持固定汇率制存在着根本性矛盾。

预测亚洲金融危机

克鲁格曼在1994 年发表的《东亚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中提出，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入，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这种增长模式和前苏联相似，不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学术界将其称为“克鲁格曼质疑”。

1996年，克鲁格曼在其《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再次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期内进入大规模调整。

1997年，从东南亚开始，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整个亚洲。克鲁格曼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精准预言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

此外，克鲁格曼早在2006年8月就曾撰文说，经历了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暴涨后，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房地产市场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一年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

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于1994年提出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该模型通过引入博弈论，探讨了政府与交易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指出了货币危机具有自我促成（self-fullfilling）的性质。

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1992年英镑危机。当时英国政府面临着提高就业与维持稳定汇率的两难选择，最终放弃了有浮动的固定汇率制。（注：顺便提一句，这次英镑危机中，索罗斯也是主要推手。）

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1997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韩国，在危机后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复苏。在某些方面甚至好于危机之前。

克鲁格曼和麦金农（Ronald Mckinnon）首先提出了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该模型强调了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归因于政府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裙带关系，以及政府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

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膨胀和不谨慎，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了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导致了经济泡沫。当泡沫破裂或即将破裂时大量资金外逃，将引发货币危机。（评：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金融脱实向虚吗？）

在前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基础上，有学者又提出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但该模型还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完善。

克鲁格曼的其他理论贡献

在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on）于1985年首倡的汇率目标区方案基础上，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论文《目标区和汇率动态》，提出了标准目标区的严格理论模型，揭示了在目标区管理体制下汇率同基本经济变量的动态关系。该模型假定汇率依赖于现行基本因素和未来汇率的预期值。但模型的两大假设：边界“完全可靠”和“边际干预”已被实证研究所否定。

1999年，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不可能三角理论”：“不可能三角”指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注：《特立独行的“欧元之父”：1999年诺奖得主-蒙代尔述评》有简要介绍。）

此外，克鲁格曼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欧洲货币体系，以及贸易集团化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他的《国际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已成为大学经典教科书。他的通俗著作《期望减少的年代》、《亚洲奇迹之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均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他在2008年推出专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文后：克鲁格曼的性格比较刚直，在成长过程曾有过几次情绪起伏。1982年在华盛顿任职时，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而在面对诺奖荣誉时，克鲁格曼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诺奖篇-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