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法国爆发了一桩影响重大的诬告案，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叛国罪和间谍罪判处其终身监禁。此案不仅引发了法国各界的长期对抗，甚至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
法国陆军部发生情报泄露，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捕
1870年，由于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国民众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帝制政权，恢复了共和政体，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情报工作，法国情报部门派出女特工巴斯蒂安以佣人身份打入德国驻巴黎使馆，负责收集使馆中有价值的“废纸”。
1894年9月26日，巴斯蒂安获得了一张寄给德国驻巴黎武官施瓦茨考本的没有署名的“军事备忘录”，上面列举了大量法国陆军参谋部国防机密情报。由此来看，法国陆军参谋部显然有人勾结德国，出卖法国机密情报。
陆军参谋部得知消息，立即展开内部清查，虽然“便笺”上并未署名，但他们还是很快找到了这个“内鬼”，即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0月15日，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和叛国罪将德雷福斯逮捕。而法国陆军和军事法庭行动如此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德雷福斯是犹太人。
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的政治形势便始终动荡不安，先后历经了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波旁复辟、拿破仑百日王朝、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等多个时期，以至于在第三共和国建立后，法国内部长期存在着多股政治势力。
1879年，作为共和派和君主派妥协的产物，在该年的参议院选举和总统选举中，法国确立了温和共和派的执政，但他们的统治却并不稳固，仍受到激进共和派 、社会主义者、右翼保守势力、宗教势力等政治势力的冲击。
法国作为欧洲第一个授予犹太人公民权的国家，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便赋予了犹太人公平的地位，因而使得很多犹太人纷纷迁居到了更为“平等和自由”的法国。然而，随着犹太人数的不断增多，由于犹太人独立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在欧洲普遍的反犹浪潮下，法国各界对于犹太人的排挤也从未停止。
在宗教方面，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主教，自始至终便认为犹太人是“出卖耶稣的叛徒”“异教徒”，而军队中大部分军官都是天主教徒；在经济方面，因善于经商而掌握了大量财富的犹太人，本就被认为是贪婪和敛财的象征，因此很多民众认为犹太人便是普法战争后法国经济凋敝的罪魁祸首……
在这种背景下，当陆军参谋部情报泄露事件爆发后，陆军参谋部急需要寻找一个替罪羊来挽回声誉，统治阶层也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平息民众情绪，于是作为犹太人的德雷福斯自然就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毕竟“犹太人连耶稣都能出卖”，为什么不会出卖法国呢？
德雷福斯在诬告下被定罪，公开革职后被送往魔鬼岛
普雷福斯被捕后，军方想尽办法对其进行刑讯逼供，但他始终拒不认罪。在泄密案爆发之初，军方一直对该案保密，但在10月底消息却开始走漏，并迅速在社会各界发酵。迫于压力，1894年12月19日，由七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案件进行了秘密审讯。
当时，指控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的“证据”，便是那份来自于德国驻巴黎使馆的军事备忘录，本就对犹太人抱有偏见的桑德赫尔上校，认定这份备忘录就是德雷福斯所写，但有部分军官却提出质疑，认为这份备忘录虽然大部分笔记相同，但“仍有几处差异”。
与此同时，在第一天的庭审之中，德雷福斯也以充分的理由，证明了自己对于“备忘录”中提到的情报，大部分都绝不知情。
事件上诉到法国外交部后，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 阿诺托认为此案不仅涉及到德国武官，而且“证据”乃是从外国大使馆偷回的未署名文件，因此建议谨慎行事，避免使法国因此陷入外交困境。
第一天庭审结束后，作为陆军部观察员出席庭审的皮卡尔少校，在向陆军部长梅西耶汇报时指出，此案恐怕很难成立。
梅西耶本就对犹太人怀有偏见，为了给德雷福斯定罪，他命令对德雷福斯的笔迹进行鉴定。于是，参谋部找了法国银行的权威笔迹鉴定专家阿尔弗雷·戈贝尔，然而鉴定的结果表明，备忘录与德雷福斯的笔迹有重大差异。
梅西耶不死心，又找到了反犹太主义者“笔迹鉴定专家”阿尔丰兹·贝蒂永鉴定，贝蒂永则坚称笔迹属于德雷福斯。同时，梅西耶又让反间谍处的亨利少校当庭指认，以军官的名誉诬指德雷福斯有罪。
在陆军部积极栽赃陷害的同时，以右翼报界为主的媒体，也站在反犹的立场对德雷福斯极尽污蔑，例如天主教会主办的《十字架》报评论德雷福斯“是国际犹太民族的一个特务，这个民族决心毁灭法兰西民族”。
又如《自由言论报》声称，“像德雷福斯这类犹太人，或许只不过是一些为犹太金融家效力的次要间谍，他们是犹太人巨大阴谋的推动者，这个阴谋准备将我们五花大绑地送给我们的敌人。”
即使当时法国已经废除死刑制度，但大量报纸却都强烈要求判处德雷福斯死刑，“叛徒、懦夫！处死卑贱的犹太人！”的言论更是充斥巴黎街头。巨大的舆论压力，对于审判德雷福斯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军事法庭本就有心维护陆军部的声誉，再加上法国上下巨大的反犹浪潮，德雷福斯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革除军职后，终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魔鬼岛。1895年1月6日，在犹太人安息日当天，德雷福斯在法国军事学院接受了“拔阶式”，肩章、帽徽、绶带、勋章被全部扯下，军刀也被一折两段。同年4月，德雷福斯被押往魔鬼岛服刑。
案件后续引发法国大动荡，十余年后方才获得平反
在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服刑后，法国的重要军事情报却仍然在不断泄露，这引起了法国军队部门的警惕，并开始重新审视德雷福斯案件。1896年，陆军情报处长皮卡尔上校经过调查，发现那份“备忘录”实际上出自于埃斯特拉齐上校。
然而，皮卡尔上校将此事上报副总参谋长贡斯汇报后，军方为了维护军方的声誉，不仅没有同意重审此案，而且严令皮卡尔保守秘密，甚至于1896年11月14日将皮卡尔逐出参谋部，派到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不过，正直的皮卡尔在被派往非洲前，还是将消息告知了他的朋友、律师路易 ·莱布鲁瓦。
莱布鲁瓦随即向外公布了最新调查结果，而在法国《震旦报》的支持下，德雷福斯的兄弟也将这一冤案的情况公布于世。随着消息的披露，迅速在法国舆论引发了一片哗然，在大量进步律师、记者和作家的支持下，社会上对于重审案件的呼声越来越高。
虽然总理梅里纳坚称不存在德雷福斯事件，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也称德雷福斯已经得到了“公正合法的惩处”。不过，迫于社会的舆论压力，1898年1月，军事法庭还是对德雷福斯案进行了重审，不过仍然维持原判，埃斯特拉齐上校也于11日被宣布无罪。
然而这个结果非但没能平息众怒，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动，作家拉扎尔出版了《一宗司法错误》的小册子进行散发，大文豪左拉则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克雷孟梭则给这封公开信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我控诉”。
在巨大的舆论推动下，法国社会完全分裂为了两大对立阵营，即支持重审该案的“德雷福斯派”和反对重审该案的“反德雷福斯派”。
直到1899年，随着反对重审该案的富尔总统去世，倾向于重审该案的卢贝总统继任，军方才重新调查此案，经核查很快便发现了亨利少校当初出具的证据乃是伪证，亨利在承认伪造事实后随即自杀。受此影响，陆军部长等数名高级军官被迫辞职，始作俑者埃斯特拉齐则畏罪逃往英国。
1899年6月3日，法国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的判决无效，要求重新组织军事法庭重审。8月7日，军事法庭公开重审此案，虽然庭审过程让更多民众相信了德雷福斯的清白，但由于反对派的激烈对抗，9月份的判决仍然判处德雷福斯有罪，不过却在判词中附加了“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一条。
如此审判结果自然无法让人满意，总统卢贝无奈之下只得以特赦的方式让德雷福斯恢复自由，饱受牢狱煎熬的德雷福斯虽然接受了特赦，但却发表《清白宣言》发誓将追求平反到底，法国陆军则发布声明，希望民众接受判决和特赦。
此后直到1906年，坚决支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里孟梭出任总理。7月12日，最高法院重审此案，经过审理后撤销原判，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议会随后也通过了关于恢复德雷福斯和皮卡尔在军队中名誉的议案。德雷福斯官复原职且晋升少校，并在原来接受了“拔阶式”的军事学院又接受了荣誉军团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