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尓洛夫（George Akerlof，生于1940年）、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生于1943年）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生于1943年），以表彰他们“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价是：“在70年代，今天的三位获奖者奠定了信息不对称市场一般理论的基础。其广泛的应用领域从传统农业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三位获奖者的理论贡献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我认为，一种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包括政府经济政策和市场自我调节两个方面），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有效的执行。如果没有信息经济学的指导，市场经营和政策执行可能将深陷委托代理问题、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或“寻租”的泥潭，经营目标和政策目标也许都将化为泡影。

（注：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三位学者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被萨缪尔森誉为比自己还要伟大的斯蒂格利茨，他的其他理论贡献，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后续文章将专门介绍。）

宏观信息经济学与微观信息经济学

两者不是仅两个字（“宏”与“微”）的差别，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学科。

宏观信息经济学也称为情报经济学、信息工业经济学。以研究信息产业为主，是研究信息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生产、流通和利用以及经济效益的一门新兴学科。当今很时髦的数据产业也属于信息产业的范畴。

而本系列关注的重点是微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也称为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从微观入手，基于获取信息需要成本，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假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种种机制。微观信息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等密切关联。（注：如无特别说明，本系列文章中的信息经济学均指微观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他于1961年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其中对信息的价值及其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获取信息需要成本，不完全信息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1968年的专著《产业组织》中，他系统阐述了信息经济学。（注：有关斯蒂格勒的介绍详见《开创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自由人：1982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勒》。）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线。英国经济学家米尔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维克里是非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注：详见《非对称信息下激励理论的开创者：1996年诺奖得主米尔利斯和维克里》。）

2001年诺奖授予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阿克尓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标志着现代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 这似乎冥冥中预示着21世纪将是信息的时代、数据的时代；或许还预示着，在西方经济学完成从宏观到微观的量变贯通之后，将再从微观到宏观的质变飞跃。（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需要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吸收充足的营养。）

柠檬市场

“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所以“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也称“次品市场”。

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开创性文献。文中提出的逆向选择理论（ adverse selection）揭示了看似简单实际上既深刻又普适的观点。

逆向选择产生于买方与卖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比如二手车市场，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而买者不知道。这将最终导致高质量的产品从市场中退出，而只有低质量产品仍留在市场中。

阿克尔洛夫不仅阐明了信息不对称如何导致市场失灵，而且还指出信息不对称的发生率及其深远影响。比如：就业歧视问题，老年人难以获得医疗保险，以及60年代印度非大城市的信贷利率是大城市的两倍。

在文章的最后，他指出逆向选择的存在确实催生了许多经济机构，比如担保机构。此后有许多文章分析了经济机构如何减少逆向选择的不利后果。

有意思的是，阿克尔洛夫的这篇论文最初遭到三家权威经济学刊物的拒绝，理由是太“肤浅”。几经周折，该论文才得以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结果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就是这篇文章为阿克尔洛夫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真是“一文定乾坤”。

（评：我始终认为，理论越是重要，言词越是朴实。）

阿克尔洛夫的二三事

阿克尔洛夫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货币理论、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等，并曾在贫困和失业理论、犯罪与家庭、社会经济学等领域发表过大量研究论著。尤其是他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的视角创造性地发展了经济学理论。

阿克尔洛夫曾说过，“经济学对待理论就像法国厨师对待食物，要发展那些被不成文的规则所限制的因素成为有独特风格的模型。传统的法国烹饪不使用生鱼和海藻，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也不从心理学、人类学或社会学出发提出假说。我不同意任何限制经济学模型自然成分的规则。” （评：经济学的模型化和科学化没有错，但不能丢掉其社会性。）

阿克尔洛夫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耶伦。在耶伦弃学从政之前，夫妻俩在很多研究领域有合作。耶伦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他对人类问题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可以直指社会现象的原因。”

斯宾塞的信号传递模型

斯宾塞在1972年博士论文《市场信号：就业市场的信息结构及其相关现象》的基础上，于1973年发表的论文《就业市场信号（Job Market Signaling）》中提出了信号传递模型（Signaling Model）。

该模型证明了，一个经济主体（高质量产品的卖方）可通过信号传递使市场中的另一方（处于信息弱势的买方）获取产品质量或价值的信息，以抵消逆向选择的负面效应。

（评：简单来说，阿克尔洛夫通过柠檬市场提出逆向选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斯宾塞通过信号传递模型来解决问题。提出问题者和解决问题者携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要小看提出问题，“只有先查明病因才能开药方”，在现实经济中，我们许多时候对问题的症结都找不到。）

信号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发送信号要发生成本；不同的行为人发送同一个信号的成本是不同的。这是信号传递模型的关键点。

例如，教育水平就是就业市场的一个信号。教育水平与工作能力成正比。或者说教育水平信号可以将不同工作能力的雇员区分开来。斯宾塞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水平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模型的关键条件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

斯宾塞的信息传递模型具有普遍的经济意义。比如：作为生产能力信号的昂贵广告和全面担保，作为公司实力信号的主动降价，作为盈利能力信号的债务融资而非发行新股的融资方式。

斯宾塞的其他理论贡献

除了信号传递模型，他是将博弈论方法应用于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的先驱之一，在垄断竞争和市场准入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斯宾塞的垄断竞争市场均衡模型对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排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典礼上特别说明，在三位获奖者中，斯蒂格利茨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最大。他是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斯蒂格利茨曾反复强调，如果不考虑信息不对称，那么经济学模型很可能是误导性的。

除了信息经济学，斯蒂格利茨还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对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所著的《经济学》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其第二版中译本还专门加写了一章《中国：近期与未来的挑战》。他的同乡－萨缪尔森评价说，“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注：关于萨缪尔森的介绍详见《将数学引入经济学的第一人：1970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

斯蒂格利茨曾先后担任美国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还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赢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蒂格利茨20岁时曾参加了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大游行，并聆听了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或许对于塑造他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信息甄别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与斯蒂格利茨于1976年联合发表论文《竞争性保险市场：论不完全信息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了阿克尔洛夫和斯宾塞的研究成果。

该篇通过对保险市场的模型分析证明了，处于信息弱势的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供保费与免赔额的不同组合，促使顾客选择对保险公司有利的保单。

两位学者提出了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和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的概念：混同均衡时所有客户都购买相同的保单，而分离均衡时不同类型的客户购买不同的保单。该论文的结论是：市场均衡的唯一解就是典型的信息甄别模型（screening models）。

罗斯柴尔德与斯蒂格利茨的这篇文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成为微观经济学，尤其是信息经济学的标准概念。

信贷配给

斯蒂格利茨与韦斯（Andrew Weiss）在80年代初联合发表了两篇文章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和 Incentive Effects of Terminations: Applications to the Credit and Labor Markets 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信贷市场。

两位学者通过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证明了，为减少不良贷款损失，最优方案是实行信贷配给，而不是提高贷款利率。此后，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成为通行做法，两位学者的洞察为信贷市场实用理论做出重要贡献，也对公司金融、货币理论，乃至宏观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与斯蒂格利茨于1980年联合发表的论文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 研究了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假说，提出了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如果市场是信息有效的，即所有信息都已反应在价格上，就不会有人花费成本去获取已反应在价格上的信息；而如果每个人的信息不充分，需要为获取信息支付费用，那么信息有效的均衡是不存在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对金融经济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怠工模型

夏皮罗（Carl Shapiro）与斯蒂格利茨于1984年联合发表的论文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中设计了具有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s）的劳动力市场模型。效率工资是是支付的工资高于员工的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而保留工资是指员工在继续工作与辞职的选择之间无差异时的工资水平。支付效率工资将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在两位学者的模型中，雇主随机调查员工的工作表现。被查到怠工的员工将被解雇，最终获得保留工资（找一份新工作或自己创业），这个工资水平低于员工因不怠工而继续工作所获取的效率工资。也就是说，员工因怠工而被解雇后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这是对员工怠工的惩罚。所以，雇主的最优行为是都支付效率工资，而雇员的最优行为是不怠工。此时的失业率就是均衡失业率（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的怠工模型（shirking model）已成为现代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斯蒂格利茨关于信息经济学的重要观点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非如此。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斯蒂格利茨指出：“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评：是否可以认为，斯蒂格利茨将理想化的信息完全假设修正为现实性的信息不对称，重建了西方经济学。）

在政府是否应介入市场方面，他认为：“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文后：新世纪以来，斯蒂格利茨出版了具有价值观倾向的众多专著（包括合著）《不平等的代价》、《全球化及其不满》、《对我们生活的预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自由市场的坠落》和《经济体制转型：理论与证据》等等。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斯蒂格利茨详细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对如何克服危机的后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在推荐序中说，“是对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当头棒喝” 。】

诺奖篇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