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

矛盾的《子夜》原名《夕阳》，于1931年10月开始创作，至1932年12月5日完稿，共19章。有些章节分别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月报》上发表过，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子夜》艺术结构宏大，线条繁杂，人物众多，包括主人公吴荪甫，骄横堕落、狡诈多变的买办资产阶级掮客赵伯韬，贪利多疑的金融资本家杜竹斋，贪财而又刻薄的曾沧海，深谙适者生存哲理的冯云卿，逢场作戏的徐曼丽，巧于周旋的刘玉英，以及有奶便是娘的周中伟，忠实的资产阶级走狗屠维岳等等。

故事从上海裕华丝厂老板吴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进上海拉开。为避战乱，吴老太爷从乡下进城，却受到闹市夜景的刺激而猝死，吴府大办丧事，各界人士前来吊唁。

在吴公馆小会客厅这个方寸之地，故事的主要人物一一登场。比如赵伯韬、杜竹斋、尚仲礼等金融家，唐云山、王和甫、孙吉人等拥有实体工厂的企业家们，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瑶与小姨子林佩珊，还有围绕在她们身边的一群读书人，比如诗人范博文、经济学教授李玉亭、青年吴芝生、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张素素、留法归来的杜新箨等。

由于金融公债市场的混乱，工商界代表推举吴荪甫联合各界有能力的人办银行，以图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益中信托公司”旋即成立。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战乱，使“双桥王国”遭受巨大损失。

他决定将劫后余产投放“益中”，妄图吞并一干中小企业。然而，扩充和整顿吞并来的小厂需要资金，搞公债投机、牟取暴利也需要资金。这时，交易所的斗争日渐激烈，已变成赵伯韬和“益中”之间的角斗。

赵伯韬想趁机将“益中”一举吞并。吴荪甫不甘心，便全面转战公债市场与赵伯韬较量。受战争的影响，公债猛跌。吴荪甫决定把公债投机上的损失转嫁给工人，罢工潮愈演愈烈。

内外交困中，吴荪甫抵押丝厂与公馆做公债，决心与赵伯韬背水一战。最后关头，杜竹斋临阵倒戈，吴荪甫一败涂地。曾经煊赫一时的工商巨头，最终离开上海。

吴荪甫的商业之路是十分不容易的，他顶着重重的时代压力构建着自己的“双桥王国”，但这些在现实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被击碎的体无完肤。

矛盾通过吴荪甫的悲剧揭示出了在专制暴政社会中，在黑暗时代，民众的生产和财产权根本没有任何保障的事实。

民众的财产和生命在专制社会中根本没有保障

矛盾的《子夜》较为客观、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揭示了“子夜”，即社会黎明到来之前最黑暗时期在专制统治之下地狱般的图景。

那个专制暴政的黑暗时代，权力集中在军阀、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本家手中，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军阀专制暴政统治下，民众饱受奴役、压迫、剥削。

掌握权力的军阀们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撑下互相尔虞我诈、争夺地盘，上层忙着争权夺利、战争的时候，根本没人管底层老百姓的死活。

整个国家从城市到农村发展前景黯淡，国家经济处于不断凋零中，帝国主义不仅使用枪炮来掠夺资源，国内得到授权行使权力的官吏们还对民众还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借着战争的名义对民众进行横征暴敛，这种横征暴敛已经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

专制社会中，权力呈现出了垄断、封闭和不受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的特征。就当时而言，就是军阀专制，整个国家的大事决定都凭借军阀的个人喜好。掌权的军阀们凭自己的臆断来统治，甚至是心情，任性妄为，为所欲为。

军阀们任命自己信任的人出任各个岗位来管理庞大的国家，这些官吏的任命不是取决于政绩和人民，而是上级，也只有上级委派的监督人员才能对他们进行监督。这就导致了这些官吏们根本不用看民众的脸色，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他们只需要溜须拍马，把上级伺候好就行了。

所以，官吏们等于拥有了不受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的权力。权力滥用也就成了顺其自然的事情，为非作歹、欺诈百姓、贪赃枉法、欺上瞒下。他们为勒索贿赂，残酷地殴打百姓，视生命如草芥。

同时，专制社会中，权力主导了资源分配，民众的财富来源于权力。工商业无不受到统治威权非常缜密严厉的控制、操纵、乃至直接的掠夺。天下所有财富必须是统治万民的工具，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必须从属和依从于“王制”。类似于像吴荪甫这样的人也只能在专制政治的高压之下委曲求全，始终被各类政治势力所摆布，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财富。

而且专制权力根本不受任何刚性制度的约束，可以任意干预经济活动、限制交易、取消市场，导致普通经济人的产权完全无法得到任何来自于制度和法律层面的保护。

专制不断强化，权力不断膨胀，统治者对于财富的觊觎和掠夺日益公开化。到了那个军阀专制时期，帝国殖民时期，民众在面对多重的剥削、压迫，横征暴敛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直接呈现出一种掠夺式的姿态。

搞清楚这层逻辑后，我们就能明白吴荪甫悲剧的关键所在，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他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连生存权利都成问题，还谈什么财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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