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第一位出生在中国的奥运冠军是谁？你可能会说是许海峰，然而不对，他是一个出生在天津的苏格兰人——埃里克·利德尔。

奥运冠军、传教士、老师、国际主义者……这些都是利德尔的身份，也都是他忠于信仰、无私奉献的印证。

一

弥留之际的利德尔眼神迷离，躺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里，窗外的寒风，竟然有些像科隆布奥林匹克体育场看台上观众的呼啸。

一生如放电影般在眼前掠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刻，1924 年 7 月 11 日那天的记忆，还能让利德尔渐渐丧失生气的双眼，猛然地闪亮起来。

22 岁，多么美好的年纪，双腿肌肉被力量撑得鼓鼓的，身上的劲儿好像怎么跑也使不完。

可那毕竟是奥运会，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男子 400 米选手汇聚在法国，他们当中最优秀的 6 个，要在两天之内跑 4 场比赛，决出谁是王者。

天气也在和运动员们作对，那个夏天法国热得反常，参加男子越野赛的 38 名选手中，只有 15 人撑到了终点，一路上有 12 人中暑晕倒，导致救护车都差点不够用了。

利德尔心里有些没底，当天早些时候举行的半决赛，他以 48.2 秒的成绩晋级，这已经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可决赛对手中的瑞士人约瑟夫·因巴赫和美国人霍拉肖·菲奇，这两天先后打破了奥运会纪录，他们才是夺冠的热门。

赛前的抽签也有不好的预兆，利德尔抽到了最外道，这意味着他只能看到左边的对手——刚刚跑出 47.8 秒佳绩的菲奇。

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发令枪清脆地响起，利德尔箭一般射了出去，他几乎是一开始就在冲刺，菲奇在他眼角的余光中只存在了短短十几秒。

只用了 22.2 秒利德尔就跑完了前 200 米，接近终点线时菲奇曾尝试加速赶上，他惊恐地发现前面的对手也在加快速度，仿佛之前的全力奔跑丝毫没有消耗利德尔的体力。

第一个冲线的利德尔，比菲奇领先了 5 米距离，他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因巴赫更惨，瑞士人在最后的冲刺中乱了脚下节奏，像个沙袋一样跌倒在终点线前。

「47.6 秒！」

「全新的世界纪录！」

看台上顶着酷暑的观众们沸腾了，他们的惊叹和赞美汇成一阵呼啸，恰似……潍县集中营 1945 年二月的寒风。

二

1902 年 1 月 16 日凌晨，天津法租界，一个健壮的孩子在马大夫医院呱呱坠地，他是英国传教士詹姆斯·利德尔和护士玛丽·利德尔的第二个孩子。夫妇二人给孩子起名埃里克，还入乡随俗地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李爱锐。

利德尔对中国的童年记忆大都模糊不清，这也难怪，5 岁那年他和哥哥罗伯特就被送回英国上学。他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天津家门口经常有拉着黄包车飞奔而过的车夫，他们跑得飞快，一转眼人和车都没影了。

回到英国的利德尔进入埃尔瑟姆学院读书，在这里他发现自己可以比那些黄包车夫跑得更快，13 岁时他在学校运动会的短跑比赛中夺得冠军。又过了三年他在 100 码（91.44 米）比赛中跑出 10.2 秒，打破了学校纪录。

除了田径，利德尔的运动天赋还在板球和橄榄球中得到了发挥，1920 年高中毕业时他身兼这两项运动的校队队长。

过剩的运动天赋也会困扰利德尔，比如在爱丁堡大学，他终究要在橄榄球和田径之间做个选择。

在读大二那年，还不满 20 岁的利德尔，就被苏格兰橄榄球国家队招至麾下，参加当时水平最高的五国锦标赛。他第一次为国家队亮相的地方，就是科隆布奥林匹克体育场。当他忐忑不安地走进这座体育场时，大概不会想到两年后这里将成为自己一战封神之地。

三

1924 年巴黎奥运会即将到来，如果兼顾橄榄球和田径，利德尔恐怕也很难同时保持顶尖水平，一时间他自己难以取舍，直到他听到田径教练汤姆·麦克彻的一番话。

认识利德尔时，麦克彻 44 岁，个头不高、身材粗壮的他不是一名专职教练，大部分时间都在爱丁堡的一家印刷厂工作。

两人第一次见面，麦克彻抓着利德尔的手，像摆弄一块橡皮泥一样在利德尔身上搓来揉去，拍拍这块肌肉，推推那块肌肉，最后得出结论，「你的肌肉太紧了，如果不通过按摩来放松，迟早会出问题。」

此后，按摩就成了这对师徒训练后的例行公事，也是他们谈心的最佳时机。

「你得加紧训练了，埃里克。」麦克彻捏着利德尔的小腿肌肉，「我们得增强你的起跑反应，奥运会上的对手，比每天跟你跑的这些苏格兰小伙子难对付得多。」

「可是，先生，我们这届橄榄球国家队很有希望，他们说只要再加强一两个位置，下一次五国赛冠军说不定就是我们的了。」

「橄榄球是 15 个人的运动，少了你一个他们也许还是能拿冠军。跑步只需要一个人，最好的那个，美国人几乎垄断了过去的奥运会 100 米金牌，现在你有一个机会打破他们的垄断，你要放弃这个机会吗？」麦克彻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对于你的祖国，一枚奥运会金牌比一座橄榄球奖杯更加重要。」

利德尔安静地趴在按摩床上，陷入沉思，和他在赛场上的动若脱兔相比，判若两人。

「先生，我要参加奥运会。」利德尔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一旁的麦克彻露出满意的微笑。

利德尔参加奥运会本是冲着 100 米去的，那是他最强的项目，也是最有希望夺金的项目。然而 1924 年年初拿到赛程时，他沮丧地发现男子 100 米预赛是在周日举行，这一天是基督教的主日，传统上不应工作和嬉戏。

工业革命以来，主日传统已被越来越多需要养家糊口的基督徒摒弃，可是别忘了利德尔是传教士的儿子，家庭的熏陶让他也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坚定的信仰没有让利德尔犹豫太久，他决定放弃男子 100 米项目。这个决定让英国举国哗然，很多媒体都认为，他能够帮助英国在短跑项目上实现突破，取得金牌。

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温和一点的人说他太过迂腐，更激进的人干脆称他的弃赛决定等同「叛国」。一些位高权重的贵族和议员也劝说他改变决定，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坚定的眼神一如他答应麦克彻先生参加奥运会时。

男子 100 米预赛那天，当利德尔的四名队友分别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下一轮时，他远离喧嚣的赛场，独自前往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苏格兰教堂参加主日弥撒。

如果利德尔没有在 400 米比赛中成为英雄，也许他会一生背着「叛国者」的骂名，还未死去就被遗忘。

不过好在利德尔成功了，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飞翔的苏格兰人」，属于一个奥运冠军的荣誉也接踵而至。

那个年代，奥运冠军的荣誉来得不像今天这么快，比赛结束后没有颁奖仪式，自然也不会有升国旗、奏国歌，甚至连奖牌都是赛后才开始制作，通过包裹寄给获胜者的。

属于利德尔的荣誉，来自奥运会结束一周后的大学毕业典礼，校长艾尔弗雷德·尤因爵士亲手为他戴上一顶月桂花冠，同学们把他抬上轿椅，在爱丁堡街头巡游。

四

作为一名运动员，利德尔已经超额完成了他对祖国应尽的义务，现在他的使命只剩下两个：侍奉上帝和帮助他的第二祖国——中国。

到中国传教是把这两个使命合而为一的自然选择，1925 年 7 月 3 日，利德尔踏上了来中国的旅程。

他对给他饯行的同学说：「我要帮助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我要帮助他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留下的还是那个眼神，一个属于有必胜信念的运动员的、属于虔诚教徒的眼神。

利德尔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天津，在新学书院当上了一名化学和体育老师，一边教书一边传教。他还兼任合众会堂主日学校的校长，他的父亲詹姆斯是这所教堂牧师。

在天津的 12 年可能是利德尔一生中最快乐充实的时光，前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郑汉钧这样回忆他的这位「李老师」。

「学生们没有不喜欢他，我们都知道他是奥运冠军，也都知道他星期天除了宗教活动什么也不做。他又高又壮，是学生心中的英雄，不过他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但天津英租界还算是一方净土，利德尔在教书宣道之余，只要有机会就重新穿上跑鞋，寻找脚下生风的感觉。

利德尔参加比赛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小铲子，那时的短跑比赛还没有起跑器，有些运动员比赛前习惯在脚下刨两个坑，以便获得最大的起跑速度。

比赛开始前，利德尔习惯跟同场竞技的对手们逐一握手，这时他会观察对方有没有挖起跑坑，如果没有，他便主动提议把自己的小铲子借给别人用。

有一场比赛，利德尔的小铲子先后借给了四名对手，这种颇富体育精神的举动，为他赢来了看台上观众的掌声和对手的赞誉。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像一个绅士那样，做了一个绅士该做的事，当我听说他的其他故事时，我意识到他是我一生认识的人当中，最接近圣徒的一个。」一位当年的对手这样回忆他。

1929 年，德国田径明星，男子 800 米、1000 米和 1500 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奥托·佩尔策造访天津，利德尔和他进行了 400 米和 800 米两场比赛，结果两人分别在各自的强项中胜出。

「如果你进行 800 米的系统训练，你可以成为这个距离上跑得最快的人。」佩尔策临别时这样恭维利德尔。然而在利德尔心中，多拿一枚奥运金牌似乎并没有侍奉上帝和帮助中国那般重要。

利德尔为自己出生的城市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民园体育场，他应工部局之邀，参与了这座体育场的设计，据说还弄来了切尔西队主场斯坦福桥球场的设计图作为参照。

五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利德尔就被伦敦传道会派往华北小厂村传道，他的哥哥罗伯特也在这里的教会医院工作。

小厂村位于日军占领的两条铁路干线旁，利德尔几乎每天都能听见枪炮声，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也比天津艰苦得多。他住在门口悬挂着「中外一家」牌匾的院落里，竭尽所能地帮助战火中的中国人。

每次交战后，利德尔就和同事骑上自行车，在被炮火炸得凹凸不平的田间搜寻、救助伤员。有次一梭机枪子弹射向他的自行车，但他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在 1939 年的一封家书中，利德尔告诉妻子麦肯齐他是如何救下了一名被日军砍成重伤的中国士兵。

「我把他驮在自行车上，骑行 3 小时带到小厂医院……他康复得很快，并且开始信仰基督教生活和教义。又过了两三个月，他终于向基督徒的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1941 年战火越发猛烈，利德尔赶回了天津，把妻子和女儿送上了开往加拿大的远洋轮，那时麦肯齐已怀上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莫琳，谁也不知道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

那年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居住在中国的英国人突然变成了「敌侨」，为了报复美国对日侨的拘禁，日本在潍县设立了亚洲规模最大的敌侨集中营。

1943 年 3 月，利德尔被塞进一节简陋的三等车厢，从天津押解到潍县集中营，这里关押着 2008 名在华侨民，其中包括 327 名儿童。

奥运冠军的身份还是给利德尔带来了一些便利，看守他的日军中有些听说过他的故事，有些看过他在中国的比赛，会说几句日语的他一到集中营就被任命为首席翻译，负责跟看守们打交道。

除了这一「官方」身份外，利德尔还身兼多职：老师、教练、纪律委员会委员、传教士、朋友和精神导师。

集中营里的孩子是利德尔最关心的人，尤其是那些与父母失散的孩子，他把他们组织起来上课，参加各种体育比赛，研习《圣经》，他还为孩子们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基督教信徒指南》。

利德尔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埃里克叔叔」，为了给他们弄点有营养的食物，他跟集中营里的看守打赌赛跑，那些有幸跟奥运冠军较量的日本人一开心，就会给他些吃的。

玛格丽特·霍尔德那年 13 岁，她是集中营里与父母失散的孩子之一。利德尔把这个小女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她清楚地记得这位虔诚的教士是如何破戒的。

「有一个星期天，集中营里安排了一场男孩对女孩的曲棍球比赛。」霍尔德回忆道，「埃里克叔叔通常都是我们的裁判，但那天是主日，他没有来当裁判。比赛中双方起了冲突，一群孩子打起架来。接下来那个星期天，另一场比赛开始时, 埃里克叔叔担任了裁判。」

从一个为了信仰放弃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到为了孩子们而放弃主日传统的埃里克叔叔，利德尔的自相矛盾背后, 是虔诚与奉献的完美统一。

六

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得知利德尔被关押在潍县, 一直在寻找机会把他救回英国, 当日方同意用 500 名「敌侨」交换战俘时，他的名字也在交换名单上。

身体已经每况愈下的利德尔没有多加考虑，就把名单上自己的名字换成了一名怀孕的难友，那是他活着离开集中营的最后机会。

利德尔从 1944 年底开始时常犯头痛, 繁重的工作，再加上食物的不足，让身体一向健壮的他也支撑不住，他的记忆力也在下降。为了提高记忆力, 他开始在睡前背诵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一些章节。

某天夜里, 前来探望利德尔的难友听见他正在背诵西德尼·卡顿（《双城记》中的人物）临刑前的遗言：「我现在做的是一桩最好最好的事情，远远胜过我一向的所做所为。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安详的休息之所, 远远胜过我一向的所知所解。」

快要掉光的头发，加上病痛的折磨，此时的利德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完全失去了往日赛场上的英姿。

1945 年 2 月 21 日, 利德尔通过红十字会给妻子寄去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

「我担负的责任过重，神经系统稍稍出了点毛病，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后，情况大为好转。医生建议我换个工作, 他要我放弃教书和运动员生涯, 做些简单的体力劳动, 譬如烘面包……」

这是一封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故意大题小做的信，事实上曾经健壮如牛的奥运冠军利德尔此时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一次次痉挛、呕吐，大多数时候都神志不清。

收到信时细心的麦肯齐注意到，过去丈夫的来信都是手写的, 而这一封却是用打字机打的。她只是觉得有些可疑, 万万想不到自己读信时丈夫已经不在人世。

寄出家书的当天下午, 利德尔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再也没有醒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照顾自己的护士安妮·巴肯说的：「安妮，这就是彻底的奉献。」

在 43 年的人生中, 利德尔把自己彻底奉献了出去, 首先是献给祖国，然后是上帝，是中国，是一切需要他帮助的受苦受难的人们。

利德尔被安葬在日本军官宿舍后的花园里，坟头上立了个小小的十字架。他去世半年后,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陈纳德的「飞虎队」带着伞兵空降潍县集中营, 救出剩下的 1500 名囚徒。

利德尔的长眠之地，如今是潍坊二中花园的一部分。当年那个小十字架已经换成了一块一吨重的石碑，用来自苏格兰的岩石雕琢而成, 碑面上用中文刻着他生前最喜欢的诗句：

「他们应可振翅高飞，如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累。」

【本篇故事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