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第一个走上西方式工业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西化”是日本矢志不渝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而它又总是漂浮在前方上空若即若离的“坂上之云”。近代以来，日本是如何苦苦追逐“西化”之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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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带回了“西化”目标

19世纪中期，有两大事件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是在1840—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的大炮轰垮了大清的防线；二是1853—54年美国“黑船”舰队两次来航，把大炮直接指向了日本的海岸炮台。在“西方的冲击”下，崇拜强者、善于学习的日本人一下子改变了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坐标系，把以中国文化为标准答案的思维模式改换成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答案的思维模式。

1854年，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打开了锁紧221年的国门。1858年（日本安政五年），日本与美、荷、英、法、俄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意识到，西方的最强国原来不是荷兰，而是英、法、德、美，于是从此前学习荷兰语改为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并开始向这些国家选派留学生。

1868年，持续近700年的幕府时代落下了帷幕，曾被架空的天皇复归权力的顶点，日本进入了以西方为榜样实行社会大改革的“明治维新”时期。

当时，日本人想亲眼看一下欧美到底是什么样子。

早在1869年6月，美籍荷兰人传教士威尔贝克就曾建议明治政府派遣高级官吏亲赴欧美进行考察。1871年11月20日，明治政府决定向欧美派遣一个高级使团，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特命全权副使，政府各部选派一些随员，使团共48人，外加59名留学生。岩仓使团的目的，一是修改幕府与欧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欧美各国的制度与文化。前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临别致词道：“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

从1871年12月23日至1873年9月，岩仓使团访问了欧美多国。到达美国，岩仓使团受到格兰特总统和菲什国务卿的热情接待。但当提出修改条约时，美方以日方没有国书和委任状为由拒绝谈判；等到派人回日本取来国书和委任状后，美方却又不想谈判。木户孝允在日记中黯然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然后来到欧洲，英国不仅拒绝了日本的改约要求，而且还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约方案，法、德、比等国也想趁机捞取更多特权。

改约遭拒，岩仓使团充分领略了严酷的现实：国弱无外交。随后，岩仓使团索性将全部精力用在“睁眼看西方”上，花费一年零十个月，考察了欧美12国，耗资百万日元。这笔费用足足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他们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这是当时使团成员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日本人惊异于欧美各国经济之繁荣，军事力量之强大，百姓生活之富足。

岩仓使团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全面效仿西方国家！

岩仓使团回国后，“睁眼看西方”的使团成员战胜了国内保守势力，占据了明治政府的主流地位，开始把在西方先进制度和文化大力移植到日本。

通过岩仓使团的考察，“西方”的形象在日本人的脑海里鲜活起来，而且更加让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成为“西化”国家便成为日本的目标。顿时，日本上下掀起了“西化”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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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西化”与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各国

岩仓使团得出了日本必须“西化”的结论，同时也带回了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各国的方案。

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的一番话，最让日本人感叹。俾氏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俾斯麦称颂的“强权即真理”，对日本人犹如醍醐灌顶。

英国同日本一样也是岛国，却建成了“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大久保利通主政后，效法英国制定了“殖产兴业”政策，为日本近代工商业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木户孝允认为“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为第一”。他认为，日本人知识水平低，制订宪法要靠“君主英断”；德国靠军国主义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不失为效仿的最佳对象。明治政府效法德国君主立宪政体和军事强权政策，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立宪政体，结合日本的尚武传统武士道精神，走上了武力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岩仓使团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教育乃欧美各国强盛之根本。木户孝允认为，“（日本人）与今日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明治政府如饥似渴“求知识于世界”，引进了西方教育制度，开始在科学技术上奋力追赶西方。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已普及了小学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已普及了初中教育。

岩仓使团尤为羡慕德意志军国体系，“普鲁士军事之最为出色”，“国中之男子堪执兵器者，悉受兵卒之教练，至少使服一年常备军役全国皆受军人之磨练”，德国克虏伯公司“锻炼精制猛锐无比之器械”。1873年，明治政府发布《征兵令》，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实行军国主义教育，广建军校，发展军事工业。日本学习西方军事也是博采众长，军国体制学了德国，陆军学了德法，海军学了英国。

在明治政府提倡“文明开化”的宽松氛围下，一批知识分子大力介绍了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例如，有着“日本的伏尔泰”誉称的福泽谕吉，宣扬了“人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说。明治政府很快意识到此类学说有害于天皇制的日本，开始限制18世纪英法启蒙思想的传播，于是19世纪英法改良主义思想和德国学说成为主流。特别是东京大学聘任了德国留学归来的法学家穗积陈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等教授，让德意志学术和思想占领了大学讲坛。

为了效法西方，明治政府雇佣了大量外国人士，1872年外国雇员为213人，其中119人来自英国、49人来自法国。而到1881年，外国雇员中有96名英国人、32名德国人、12名美国人和10名法国人，德国雇员上升至第2位。1885年日本政府开始起草宪法，主要参与者为6人，其中有2个德国人。显然，德国成为主要的学习榜样。

另外，日本在各行业重金聘请了大量外国专家。仅1868—1875年，日本外聘专家即达到2497人次，其中以1875年为最多，达到约530人。明治政府给予外籍专家优厚待遇。当时政府内最高职位太政官的月薪不过800日元，大臣月薪500日元，而外籍专家月薪通常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专家甚至高达2000日元。东京大学初建时，39名教授中，外籍教授占27名。当时东京大学的经费占文部省总经费的40.9%，而外籍教授的工资就占了三分之一。1880年起，海外留学生陆续回国，日本便逐年解聘外国专家，至1889年基本全部解聘，实现了教育科技人才的“日本化”。

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它是一部1850年普鲁士王国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东亚翻版。其中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强调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权利必须服从德国式的“法律限度”。它还效法德国的军事强权政策，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的指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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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馆时代”，欧化风吹入了寻常百姓家

1879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提议，建造一栋豪华欧式迎宾馆，以便博得列强好感来推进修改条约。1883年，历时3年、耗费巨资的巴洛克式双层洋楼“鹿鸣馆”落成，名字来自中国《诗经》中的“呦呦鹿鸣”。此后，日本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富商经常带着家眷在这里大摆酒宴或举办晚会、舞会。日本迎来了一个欧风劲吹的“鹿鸣馆时代”。

早在考察美国期间，伊藤博文就曾写道：“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有了这种“西化”观，伊藤博文成为率先推动“西化”风潮的首相。

这一时期，明治政府颁布了“断发令”，天皇及政府官员带头示范。明治天皇一改过去涂脂抹粉的形象，以短发蓄须、军装戎马的形象出现在国民面前。在天皇的带头作用下，强劲的欧化风从首相官邸一直吹进了街头巷尾。城里的男人剃掉了旧式长发、发髻，换成了西式短发分头，加上礼帽和西洋伞。城里女人们自然不甘落后，开始模仿时髦西式装扮。

在服装上，政府官员都按规定换上了西装，军队官兵和学校学生改穿西式制服。洋服成为时髦，人人都以有一套西装为荣。

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也开始“西化”。明治维新前，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日本人只吃粮食和海产品而不吃肉。随着“黑船来航”和岩仓使团远赴欧美考察，日本人惊讶于欧美人强壮的体魄与身高。比如，首相伊藤博文的身高约为160cm，这在当时的日本算是高个子了。日本人意识到，洋人就是因为吃肉才长得如此高大。《明治天皇纪》记载，1872年1月1日，明治天皇成为皇室中首位吃西洋料理的天皇。同年1月26日，明治天皇首次享用了牛肉，而此前牛肉一直被皇室视为忌讳。在明治天皇的带动下，西式饮食流行开来，吃肉成为一种时尚。

在建筑风格上，政府大楼、学校、银行、工厂等，也大开始采用西式造法。市区陆续铺设了自来水管。到了晚上，大街两旁点亮了瓦斯灯。

在出行方面，1872年夏，东京品川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正式通车。20年后，日本铁路里程已超过3000公里，电报线达6000公里。到1903年，每天有15000人出入于东京涩谷火车站。1882年，爱迪生在纽约创立世界首家发电厂，仅过了5年，日本也有了自己的民用电。1895年，京都引进了日本第一辆电车，不久东京市区就有电车运行。

语言是标志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森有礼在《英语国语化论》中提议，马上停止汉字教育，废除日语，以英语作为国语。虽然森有礼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实施，但它却如实地反映了“西化”风潮下日本人对西方的狂热崇拜。

随着日本人接触西方人的机会增多，他们深深体验到了欧美人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1902年，后来成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美国旧金山的海滨浴场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日本人不得游泳”。1911年，日本成功修改了当年幕府与欧美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即使如此，日本人依然难以忍受欧美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歧视性态度。对此，日本知识精英们从各方面查找了自身的原因。有人发现，日本画作上的人物通常面无表情，这就不如欧美人物画中的丰富表情。还有人发现，是日本人的品味出了问题，比如日本人喜爱艺伎，而欧美人就欣赏不了。还有人发现，日本人出门不懂得修饰自己，蓬头垢面，有损于国民形象。

这些问题尽可以通过“西化”得到解决。但有一件事没有什么速效办法，那就是日本人的身高、体格不如欧美人那样高大。日本知识分子恍然发现，在西方人的人种学问中，日本人种被列在种族序列的中下层。于是，经过各种争论，在“西化”心切的日本人中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人种改良论”。它是一些学者为了“弥补东亚人种与欧美人种的身体素质差距”而提出的一种奇葩理论。

1879年，森有礼在东京发表题为《教育论——身体的能力》的演讲，意在唤醒日本民众对于身体素质的重视。此后，哲学家加藤弘之也出版了相关书籍《日本人人种改良之弁》，宣传人种改良的必要性。1884年，《时事新报》记者高桥义雄出版了《人种改良论》一书。其中写道，日本免于沦为劣等民族的方法是与优等民族“杂婚”。

一些学者发现，不重视体育锻炼也是日本人身体素质不行的一大原因。对此，福泽谕吉提出了“先成兽身，后养人心”，“活泼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生来身体虚弱多病决不会有超人之智慧与判断力，即便有也难以应用”等主张。经过大力推动体育运动，日本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提升。1900—1955年的数据表明，这55年间日本7—22岁年轻人的身高、体重、胸围等各项指标都有了显著的提升。据医学期刊《柳叶刀》2019年数据，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已达到1.72米，比一个半世纪前提升了将近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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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日本人追逐了一个半世纪的“坂上之云”

在欧化风潮正盛的时期，福泽谕吉曾评论道：“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者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伊恩·布鲁玛在《创造日本：1853-1964》一书中，如此描述了明治时期民众对西方生活的效仿。“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着宴会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激淋雪葩。”

日本的“西化”风潮，曾让邻国中国和朝鲜的官吏和士大夫们惊诧不已。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对日本人效法西方大惑不解，认为日本政府“昏不悟”，将陷民众于水火之中。1881年，朝鲜国王选派64名官员组成“朝士视察团”，很多成员都非议日本的“西化”。

森有礼和李鸿章之间的一段对话，如实反映了中日精英在“西化”问题上的分歧。

森有礼（1847—1889）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西化”典型，曾先后在英国和美国留学，1870年就任驻美公使，后任外交大丞、外务少辅等职。1875年12月，森有礼出任驻华公使（相当于大使），特前往保定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两人就朝鲜问题进行交涉之余，还聊起了“西化”问题。面对一身“奇异”西装的森有礼，李鸿章对日本一味模仿欧风十分不解，问道：“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 吗？”哪知，森有礼竟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李鸿章断然说道：“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说：“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也没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李鸿章十分不屑地强调：“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不到30岁的“西化”绅士森有礼的一番高论，让年过半百、当时在大清堪称最开明人士的李鸿章很是不爽。

两人之间的这段话不投机的对话，预示了其后中日国势的不同演变轨迹。

1853年“黑船来航”以来，面对西方的威胁，日本迅速掉转船头，专心学习西方，从一个东方“蕞尔岛国”出发，40年后打败大清，再10年后打败俄国，成为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唯一非西方国家。

后来，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不仅不抱有仇恨，反而认为幸亏佩里前来打开了日本国门，让日本人“开眼看世界”而进入了近代化时代。1901年，在当年佩里登岸的横须贺九里滨，心存感激的日本人更是专门建立了佩里公园，园里竖立了“佩里登陆纪念碑”，碑文“北美合众国水师提督伯里登陆纪念碑”由明治朝臣伊藤博文亲笔题写。1987年，园内还建立了佩里纪念馆。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仇恨“英美鬼畜”的风潮席卷日本。1945年2月8日，一群人在呼喊声中将“佩里登陆纪念碑”推倒，在原址竖立了一块3米高的木牌，上面写着“护国精神振起之碑”。

1945年8月30日，美军开始在横须贺登陆对日本进行占领，曾推倒“佩里登陆纪念碑”的人们被召集回来再将它竖起来。二战以后，日本被美军占领，接受了美式民主改造和美式文化熏陶。日本人的“西化”进程转了个弯，从英国绅士风等欧洲贵族风格改换成了麦当劳风味的美式通俗型“西化”风格。

19世纪中叶以来，“西化”在日本人心目中并非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要奋力达成的目标。那就是，渴望有朝一日“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这个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包括政治上建立西方式体制，经济与军事上要成为比肩欧美的强国，文化和生活样式要尽量效仿西方等等。

日本人在实现“西化”目标的过程中，十分在意西方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1889年，英国著名诗人爱德温来日本访问，其在欢迎宴会上盛赞日本景色宜人、艺术精致、民风淳朴。这些本来都是溢美之词，没料想，次日的日本各大报纸纷纷表示不满，因为爱德温只夸赞了日本的传统与艺术而丝毫没有夸赞日本在产业、政治、军事等方面取得的“西化”进步。当时日本人的心态是，最想从西方人的肯定中获取自信心。

1945年，日本战败并被美军占领。出乎美军预料的是，日本人殊死反抗的“本土决战”场面并没有出现，实际情况反倒是对这些打败了日本、轰炸了日本本土的美军进行热烈欢迎和对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狂热崇拜。

战败和被占领，让日本人的自信心尽失，他们在潜意识里和行动上已经接受了美国人比自己优越的结论。报纸上登出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的合影后，日本人惊异地看到，裕仁天皇不仅身材如此矮小，而且在麦帅面前十分谦卑。这个合影重创了日本人的自信心，当然也达到了麦克阿瑟有意打击日本人自尊心的效果。过了几年，麦克阿瑟被解职回国后，在一次听证会上称，日本人只有12岁，心智并不成熟。这一说法，让日本人对他的崇拜顿时烟消云散，同时也让其近百年的“西化”努力再次触碰到了美国天花板。

自从19世纪中叶决定“西化”以来，日本便崇拜欧美而忽视、轻视乃至蔑视东亚近邻，而以亚洲的西方国家自居。日本的“西化”，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也学了西方的殖民主义，走上了对亚洲邻国进行殖民侵略的道路。上世纪30年以来，日本自以为“西化”的羽翼已丰满，可与西方列强对等竞争，乃至排除欧美势力而独霸亚洲，最终在“ABCD”（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的合力打击下战败投降。

二战以后，日本人以各种方式反思百年“西化”的是是非非，而其他国家的知识精英也在总结日本“西化”的成败，从中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日本是近代化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对外扩张和自我毁灭，既是其“西化”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其“非西化”传统文化的产物。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名著《菊与刀》中精辟地归纳了日本人极端矛盾的双重性格。而在“西化”这个百年议题上，同样可以说，日本人的“西化”具有极端矛盾的两面性。正如卡尔·洛维特在《欧洲的虚无主义》（1948）中所比喻的那样：“日本人好像住在两层楼房的家中，在楼下用日本的方式思考、感受；在楼上则研究着欧洲自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学问，二者并行不悖。”在“西化”这一问题上，日本人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他们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人，但已不是纯粹的亚洲人。“西化”，对于日本人来说，或许是永远漂浮在前方上空而若即若离的“坂上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