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牵羊礼”到底有多耻辱，为什么女子行礼后会选择自尽？
何时才能湮灭臣子对靖康之耻的愤恨，即便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仍未能洗清。这是岳飞这位英勇抗金的英雄创作的《满江红》中的一句词。
南宋居民心中深感痛恨的靖康之耻，不仅仅是像岳飞在他的词中表达的那样，“臣子恨”，更是天子、百姓无论身份高低都时刻铭记，永不敢忘却。
宋朝广大的军民经历了靖康之耻这一深重的苦难，这场历史事件也成为了无数妇女心中最刻骨铭心的伤痛。
在常人的视角下，战争被认为仅与男性相关，他们需要踏上战场，面对敌人并承受伤亡的痛苦。
躲在后方的女人们可以远离战场，只需忍受相思之苦就可得到保护。
然而实际上，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在战争中并不享有如此轻松的待遇。她们往往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者被敌方视为战利品。
他们与普通男性相比，常常要面对更多、更沉重的苦难。靖康之耻后金人的牵羊献俘礼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例证。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独特的礼文化现象，即献俘礼。牵羊礼就是人们现在所讨论的一种献俘礼形式。
宋徽宗和宋钦宗在南宋时期的“靖康之变”中，为了表示向敌人投降，他们赤裸着上身牵着羊完成了一场仪式。这个历史事件在稗官野史中有详细记载，并且在金人的诗文中也多次得到证实。
牵羊礼是一种属于巾金国献俘礼的方式，它带有侮辱性，并需要受刑者暴露上身，穿着羊皮，脖子上系着绳子或铁链，由他人牵引着行走，以示顺从之礼。
然而，对于这种礼仪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至今尚无确切的定论。学者们通过研究文化和仪式方面的资料指出，牵羊献俘礼可能是金人从中原献俘礼中借鉴而来的产物。
中国以其完整的礼仪体系，集吉、凶、军、兵、嘉于一身而被誉为礼仪之邦，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
军礼和吉礼在这个礼仪体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提到：祭祀和军事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这句话说得很真实。
战争中必然会出现俘虏，加上先秦时期频繁发生战争，胜利的国家需要按照礼仪来进行祭祀俘虏的仪式。
历史学者通过比较和分析历史材料，对先秦时期的献俘礼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关于献俘礼的内容、源流、性质和演变的结论。
翟胜利的《西周金文与献俘礼》以及景红艳的《先秦献俘礼考论》指出，先秦时期的献俘礼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
高二旺在他的论文《汉代砖石画像中的军礼浅析》中指出，汉代的献俘礼仍然是军礼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军礼的意义与一个人是否能够献上俘虏首级或者将活俘直接献给长官有关，这取决于献俘者所做出的功勋的大小。
毕祥来探讨了《唐代献俘礼》一文中，对于唐宋时期献俘礼的内容形式以及举办地点的变迁进行了论述。
于伯桦的《午门献俘礼》一文中还记载了明清时期献俘礼的整体情况。
根据上述权威研究节目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牵羊献俘礼是建立在金国本国文化基础之上，并吸取了商周时期以俘虏为牲口的风俗，最终形成了一种利益关系。
在靖康之变之后，金国固定了一种叫做牵羊的献俘礼，以示自己投降的意思。这表明金国初期既借鉴了中原文明，又进行了创新。
中华文明独具特色之一便是其注重“礼”的价值观，而中原地区的文化更是融合了广泛而深奥的“礼”文化。通过对金国献俘礼的研究，我们能够揭示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
金国正史中记载了两处献俘仪式的场景，一是辽帝天祚被俘至京师，另一处是徽钦两位皇帝被押送至金都。
虽然正史对于牵羊礼的描述有限，但仍然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关于金国牵羊献俘礼的详尽记载。例如，《靖康稗史》记录了汴京之变期间，金人攻占汴京城的前后经过，以及迫使宋室宗族北迁和北迁后处境的情况。
这本书的记录非常详实可靠，因为作者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他们既有宋朝的人，也有金朝的人。因此，对于同一个事件的记载可能会有些微差异，但整本书仍然代表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根据古代史料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靖康之后的牵羊礼的具体流程如下：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帝王以及他们的皇后妃嫔等高位者直接穿着羊裘，其他人则裸露上半身，穿着羊裘，并用皮条等物捆绑双手。随后，金国士兵将他们押送至金国太祖庙进行祭祀仪式。
自商周献俘于宗庙至明清献俘于午门，将敌方俘虏献给祖庙是一种常见的仪式。这种献俘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割耳、献首、公开处死或宽免释放。
虽然历朝不断进行创新并继承前人的成果，但从未有类似金国的献俘礼。可以确定的是，金国向中原文化借鉴了献俘礼这一仪式。
与金国本身的文化背景有关，这就是为什么牵羊献俘礼会成为发展。
中国古代的“羊”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独特的祭祀和动物文化构成了自己的体系。作为六畜之一的羊，在我国的动物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民俗中，洋文化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甚至有许多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独立发展，超越了汉族文化。
金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作为“六畜”体系中的一部分的“羊”文化。
羊在金人心目中具有象征财富的意义。
金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将牛羊视为最珍贵的财产。这一点在他们的服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金人通过服装来区分贫富，穿着羊皮衣服则象征着富贵。
此外，金国经常要求战败的国家和官员向他们进贡牛羊，用来奖励他们发动战争并侵略其他国家。古代人民在祭祀祖庙时会献上俘虏和战利品等物品。
根据金人喜羊的传统，敌俘会被装扮成羊的模样，以象征战利品的身份对待。
北宋战俘在金人眼中已经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们被视为可以任意践踏的物品。
据《靖康稗史》记载，金朝时期，金人经常随意购买北宋的妇女。甚至有金朝的铁匠以极低的价格十金，就能够买到宋朝公主作为妾室。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徽宗皇后遭受了羞辱并自杀，连徽宗死后也被放在火坑里炼制灯油，其悲惨程度可谓极为惨烈。
古代社会的私有制度导致了牛羊不可避免地与私有权利联系在一起。奴隶被个人占有，与牛羊别无二致。
牵羊礼要求将俘虏以羊的方式牵引，传达出受刑者像羊一样被剥夺自由的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被视为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品种。例如，在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时所准备的「太牢」必须集齐牛、羊和猪这三种动物。
金人的祭祀仪式与中原的祭祀礼非常相似。在《金史》中记载：金朝起初并没有宗庙，因为金朝的领导者开始时忙于征战，没有时间和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进行祭祖仪式。所以直到金朝熙宗时期，才开始引入汉制，并逐渐建立起完善的祭祖体系。其中最出色的发展是“牵羊祭日礼”，它也是中原传统礼制之一。
在金太宗执政期间，他曾举行了一场庄重的祭祀仪式，这个仪式发生在金太祖庙中，旨在向人们宣告他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这个仪式实际上与古代《周礼》中的“告朔”仪式有相似之处。起初，“告朔”是指君主从某个月份开始处理政务事项，并且通常会向祖先的庙宇献祭，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告朔”逐渐演变成一种祈求神灵保佑的仪式。
从祭祀的角度来看，金国的牵羊献俘礼与商代的献俘文化延续了同一传统。
在殷商时期，羌族与商朝的关系紧张，经常进行攻伐。商王朝在打败羌族后，意识到对抗羌族的困难，于是采取了一种名为“宗门逆羌”的做法，将俘虏的羌族当作牲口祭祀，这与金人牵羊献俘的仪式极为相似。
这个结论并非只是历史的猜测，因为有着确凿的历史依据可以证明金国继承了商周的传统。
女真族是金国的主要族群，而“女真”一词实际上是古代音译中对“肃慎”的称呼，这证明了居住在北方的古老肃慎人即为女真人的远古祖先。因此，金国继承商周传统并不足为奇。
牺牲的对象，无论是大祀还是小祀，都必须选用羊。
或许是受商周以俘虏作为祭品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金国携带俘虏给宋朝献上了礼物。他们为了显示创新性，将宋朝的俘虏皮革制成羊皮裘，然后将这些羊皮献给了祖庙。
金国在对外战争中多次进行了献俘仪式，这些仪式形式各异。有的俘虏会袒露上身，有的穿着朴素的衣服在祖庙前出现，还有的会被斩首，或者被残忍地砍断手足然后展示在市场上。
然而，学者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在俘虏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的时候，才进行了牵羊礼呢？这是根据他们对《宋主降表》中一段文字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臣桓言，背恩致讨，远烦汉马之劳，请命哀求，敢费牵羊之礼。”
《大金吊伐录》是一本含有《宋主降表》这一节的书籍，而《大金吊伐录》是记录宋金之间最早资料的文献。其中，《宋主降表》所提到的牵羊之礼与《呻吟语》互为呼应，充分证明了其历史的真实性。这份降表是在天会四年十二月写成的，直到天会六年时，宋徽宗和钦宗两位皇帝才被金人俘虏并献到太庙。
金国自熙宗时期起，据历史学者所言，便开始建立起一套礼制体系，并不断模仿中原的礼制来使其更加完善。同时，最高统治者还借鉴了中原的文治国思想，例如崇尚孔子、深入研读经书以及实行中原的制度等等。
在熙宗确立学习汉文化传统之前，金人大多仍然保留着女真的旧风俗，对中原文明的学习尚未深入。事实上，《金史》中也记录了太宗时期学习汉文化的情况：当金人攻入汴京时，宋朝已经相对安定，文化发展繁荣，宋朝长时间处于和平状态，典章制度和礼乐文化非常完备。
于是，金人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的各个方面。他们不仅熟悉了典籍、诗书和图册，还学习了车辂、法物和仪仗等礼仪器具。此外，他们还效仿中原的礼制和仪式，按照顺序举行宗社朝会的礼仪。
“金人入汴”是导致这一变革的重要转折点。当金人进入汴京之后，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是极为用心地搜集了许多精华的文化典籍和图书，因此在太宗时期，对学习汉礼产生了迫切的需求。
尽管处于初创阶段，女真文明在这个时期能够迅速吸收中原文化的先进成果，并将其与本土传统相结合，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献俘礼制度，展现出了坚韧的能力。
金国在特定时期的强大能够从史籍中所记载的“四海之内，皆为陛下的臣子，如果分割他们，怎么可能使他们团结一致？”这一言论得到体现。
中原文明被游牧民族所征服，然而金人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积极吸纳中原文明，这体现了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的崇敬和认可。
尽管金人在建国初期忙于征战，但他们在领导者的推动下，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并将其深入实践。他们坚持深入学习汉文化的思想指导，不仅研究文化礼仪，而且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因地制宜地应用到实际中去。
也许金人在征伐过程中已经了解到了“肉袒牵羊”的投降礼，或者他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他们通过阅读《宋主降表》巧妙地将牵羊的礼仪与献俘的礼仪结合起来。
宋帝赵构本来希望通过牵羊之礼来表达他的忠诚和投降意愿，但是金人们却超乎预料地从投降书中发现了更深层次的含义。虽然这种想法只是一种推测，但无论是从金国女真族祖先与中原交流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宋朝金国文化背景、学习汉人文化政策等方面来看，都可以支持这种猜测。
在相同的战败投降的历史背景下，春秋时期的“肉袒牵羊”与金国强迫徽钦二帝执行的“牵羊礼”存在着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仪式因为其残暴程度和对人性的忽视而逐渐在秦汉时期后退出了中原地区的历史舞台。
然而，尽管这种牵羊礼因为过于屈辱和野蛮而被人们所摒弃，但却在北宋战俘身上得以使用，因为它符合金人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他们一贯的羊文化。
金人闯入汴京城，导致战争前线溃败和错误，然而这些责任却不幸由背后的百姓来承担。绝大多数北宋人，包括皇帝在内，被俘虏并送往金国，在途中许多女性遭受侮辱，几乎一半的女性不幸死于前往金国的路上。
据史书记载，北宋时期的朱皇后因为牵羊献俘礼践踏了尊严，导致她感到自己的人性被泯灭。因此，她不得不两次含辱自杀。
金国牵羊献俘礼的行为，间接地反映了在熙宗时期之前，金人已经开始借鉴中原文明，并且尽管这一过程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化，但也孕育了许多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关于见学汉自熙宗开始的前人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牵羊献俘礼可以作为金太宗时期汉化的有力证据。
金国的后来统治者，尤其是金宗完颜亮之后的历任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淡化“华夷之辨”，即汉化和封建化。
这些措施本质上仍然是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和学习。通过学习，金王朝在对外交往中取得了主动地位，稳定了国内政局，巩固了统治阶级地位，并对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国的这种牵羊献俘礼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它是基于金国融合本土文化和女真族历史的前提下，对中原文明进行吸收与借鉴而形成的成果。无论这种仪式在历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它都证明了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的事实。
牵羊献俘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其次金人攻破汴京时，他们可能看到了其他礼仪形式的记载，这可能导致他们改变了学习方向。
然而，无论如何，这仍然是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从中仍然可以观察到中原投降礼与金国羊文化的融合。这种独特的献俘礼充满了特色，可以有效地补充古代献礼体系，并且可借此洞察历朝历代献俘礼演变过程的渠道。
金国牵羊献俘礼的举行，不仅彰显了中原献俘礼的高度发展水平，还表现出华夏民族文化的蓬勃繁荣。
少数民族借鉴了这种献俘礼后，它的发展呈现出从野蛮到文明、从单一到多样的趋势。这种发展不仅符合时代的特色，而且突显了继承与革新并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核心主题。
我们应该对这种祭祀仪式采取两种态度。封建时代的原始野蛮只为了炫耀军功而进行的献俘礼，不应该被鼓励。#娱乐爆点计划来啦#
南宋居民心中深感痛恨的靖康之耻，不仅仅是像岳飞在他的词中表达的那样，“臣子恨”，更是天子、百姓无论身份高低都时刻铭记，永不敢忘却。
宋朝广大的军民经历了靖康之耻这一深重的苦难，这场历史事件也成为了无数妇女心中最刻骨铭心的伤痛。
在常人的视角下，战争被认为仅与男性相关，他们需要踏上战场，面对敌人并承受伤亡的痛苦。
躲在后方的女人们可以远离战场，只需忍受相思之苦就可得到保护。
然而实际上，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在战争中并不享有如此轻松的待遇。她们往往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者被敌方视为战利品。
他们与普通男性相比，常常要面对更多、更沉重的苦难。靖康之耻后金人的牵羊献俘礼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例证。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独特的礼文化现象，即献俘礼。牵羊礼就是人们现在所讨论的一种献俘礼形式。
宋徽宗和宋钦宗在南宋时期的“靖康之变”中，为了表示向敌人投降，他们赤裸着上身牵着羊完成了一场仪式。这个历史事件在稗官野史中有详细记载，并且在金人的诗文中也多次得到证实。
牵羊礼是一种属于巾金国献俘礼的方式，它带有侮辱性，并需要受刑者暴露上身，穿着羊皮，脖子上系着绳子或铁链，由他人牵引着行走，以示顺从之礼。
然而，对于这种礼仪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至今尚无确切的定论。学者们通过研究文化和仪式方面的资料指出，牵羊献俘礼可能是金人从中原献俘礼中借鉴而来的产物。
中国以其完整的礼仪体系，集吉、凶、军、兵、嘉于一身而被誉为礼仪之邦，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
军礼和吉礼在这个礼仪体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提到：祭祀和军事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这句话说得很真实。
战争中必然会出现俘虏，加上先秦时期频繁发生战争，胜利的国家需要按照礼仪来进行祭祀俘虏的仪式。
历史学者通过比较和分析历史材料，对先秦时期的献俘礼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关于献俘礼的内容、源流、性质和演变的结论。
翟胜利的《西周金文与献俘礼》以及景红艳的《先秦献俘礼考论》指出，先秦时期的献俘礼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
高二旺在他的论文《汉代砖石画像中的军礼浅析》中指出，汉代的献俘礼仍然是军礼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军礼的意义与一个人是否能够献上俘虏首级或者将活俘直接献给长官有关，这取决于献俘者所做出的功勋的大小。
毕祥来探讨了《唐代献俘礼》一文中，对于唐宋时期献俘礼的内容形式以及举办地点的变迁进行了论述。
于伯桦的《午门献俘礼》一文中还记载了明清时期献俘礼的整体情况。
根据上述权威研究节目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牵羊献俘礼是建立在金国本国文化基础之上，并吸取了商周时期以俘虏为牲口的风俗，最终形成了一种利益关系。
在靖康之变之后，金国固定了一种叫做牵羊的献俘礼，以示自己投降的意思。这表明金国初期既借鉴了中原文明，又进行了创新。
中华文明独具特色之一便是其注重“礼”的价值观，而中原地区的文化更是融合了广泛而深奥的“礼”文化。通过对金国献俘礼的研究，我们能够揭示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
金国正史中记载了两处献俘仪式的场景，一是辽帝天祚被俘至京师，另一处是徽钦两位皇帝被押送至金都。
虽然正史对于牵羊礼的描述有限，但仍然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关于金国牵羊献俘礼的详尽记载。例如，《靖康稗史》记录了汴京之变期间，金人攻占汴京城的前后经过，以及迫使宋室宗族北迁和北迁后处境的情况。
这本书的记录非常详实可靠，因为作者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他们既有宋朝的人，也有金朝的人。因此，对于同一个事件的记载可能会有些微差异，但整本书仍然代表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根据古代史料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靖康之后的牵羊礼的具体流程如下：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帝王以及他们的皇后妃嫔等高位者直接穿着羊裘，其他人则裸露上半身，穿着羊裘，并用皮条等物捆绑双手。随后，金国士兵将他们押送至金国太祖庙进行祭祀仪式。
自商周献俘于宗庙至明清献俘于午门，将敌方俘虏献给祖庙是一种常见的仪式。这种献俘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割耳、献首、公开处死或宽免释放。
虽然历朝不断进行创新并继承前人的成果，但从未有类似金国的献俘礼。可以确定的是，金国向中原文化借鉴了献俘礼这一仪式。
与金国本身的文化背景有关，这就是为什么牵羊献俘礼会成为发展。
中国古代的“羊”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独特的祭祀和动物文化构成了自己的体系。作为六畜之一的羊，在我国的动物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民俗中，洋文化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甚至有许多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独立发展，超越了汉族文化。
金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作为“六畜”体系中的一部分的“羊”文化。
羊在金人心目中具有象征财富的意义。
金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将牛羊视为最珍贵的财产。这一点在他们的服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金人通过服装来区分贫富，穿着羊皮衣服则象征着富贵。
此外，金国经常要求战败的国家和官员向他们进贡牛羊，用来奖励他们发动战争并侵略其他国家。古代人民在祭祀祖庙时会献上俘虏和战利品等物品。
根据金人喜羊的传统，敌俘会被装扮成羊的模样，以象征战利品的身份对待。
北宋战俘在金人眼中已经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们被视为可以任意践踏的物品。
据《靖康稗史》记载，金朝时期，金人经常随意购买北宋的妇女。甚至有金朝的铁匠以极低的价格十金，就能够买到宋朝公主作为妾室。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徽宗皇后遭受了羞辱并自杀，连徽宗死后也被放在火坑里炼制灯油，其悲惨程度可谓极为惨烈。
古代社会的私有制度导致了牛羊不可避免地与私有权利联系在一起。奴隶被个人占有，与牛羊别无二致。
牵羊礼要求将俘虏以羊的方式牵引，传达出受刑者像羊一样被剥夺自由的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被视为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品种。例如，在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时所准备的「太牢」必须集齐牛、羊和猪这三种动物。
金人的祭祀仪式与中原的祭祀礼非常相似。在《金史》中记载：金朝起初并没有宗庙，因为金朝的领导者开始时忙于征战，没有时间和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进行祭祖仪式。所以直到金朝熙宗时期，才开始引入汉制，并逐渐建立起完善的祭祖体系。其中最出色的发展是“牵羊祭日礼”，它也是中原传统礼制之一。
在金太宗执政期间，他曾举行了一场庄重的祭祀仪式，这个仪式发生在金太祖庙中，旨在向人们宣告他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这个仪式实际上与古代《周礼》中的“告朔”仪式有相似之处。起初，“告朔”是指君主从某个月份开始处理政务事项，并且通常会向祖先的庙宇献祭，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告朔”逐渐演变成一种祈求神灵保佑的仪式。
从祭祀的角度来看，金国的牵羊献俘礼与商代的献俘文化延续了同一传统。
在殷商时期，羌族与商朝的关系紧张，经常进行攻伐。商王朝在打败羌族后，意识到对抗羌族的困难，于是采取了一种名为“宗门逆羌”的做法，将俘虏的羌族当作牲口祭祀，这与金人牵羊献俘的仪式极为相似。
这个结论并非只是历史的猜测，因为有着确凿的历史依据可以证明金国继承了商周的传统。
女真族是金国的主要族群，而“女真”一词实际上是古代音译中对“肃慎”的称呼，这证明了居住在北方的古老肃慎人即为女真人的远古祖先。因此，金国继承商周传统并不足为奇。
牺牲的对象，无论是大祀还是小祀，都必须选用羊。
或许是受商周以俘虏作为祭品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金国携带俘虏给宋朝献上了礼物。他们为了显示创新性，将宋朝的俘虏皮革制成羊皮裘，然后将这些羊皮献给了祖庙。
金国在对外战争中多次进行了献俘仪式，这些仪式形式各异。有的俘虏会袒露上身，有的穿着朴素的衣服在祖庙前出现，还有的会被斩首，或者被残忍地砍断手足然后展示在市场上。
然而，学者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在俘虏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的时候，才进行了牵羊礼呢？这是根据他们对《宋主降表》中一段文字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臣桓言，背恩致讨，远烦汉马之劳，请命哀求，敢费牵羊之礼。”
《大金吊伐录》是一本含有《宋主降表》这一节的书籍，而《大金吊伐录》是记录宋金之间最早资料的文献。其中，《宋主降表》所提到的牵羊之礼与《呻吟语》互为呼应，充分证明了其历史的真实性。这份降表是在天会四年十二月写成的，直到天会六年时，宋徽宗和钦宗两位皇帝才被金人俘虏并献到太庙。
金国自熙宗时期起，据历史学者所言，便开始建立起一套礼制体系，并不断模仿中原的礼制来使其更加完善。同时，最高统治者还借鉴了中原的文治国思想，例如崇尚孔子、深入研读经书以及实行中原的制度等等。
在熙宗确立学习汉文化传统之前，金人大多仍然保留着女真的旧风俗，对中原文明的学习尚未深入。事实上，《金史》中也记录了太宗时期学习汉文化的情况：当金人攻入汴京时，宋朝已经相对安定，文化发展繁荣，宋朝长时间处于和平状态，典章制度和礼乐文化非常完备。
于是，金人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的各个方面。他们不仅熟悉了典籍、诗书和图册，还学习了车辂、法物和仪仗等礼仪器具。此外，他们还效仿中原的礼制和仪式，按照顺序举行宗社朝会的礼仪。
“金人入汴”是导致这一变革的重要转折点。当金人进入汴京之后，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是极为用心地搜集了许多精华的文化典籍和图书，因此在太宗时期，对学习汉礼产生了迫切的需求。
尽管处于初创阶段，女真文明在这个时期能够迅速吸收中原文化的先进成果，并将其与本土传统相结合，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献俘礼制度，展现出了坚韧的能力。
金国在特定时期的强大能够从史籍中所记载的“四海之内，皆为陛下的臣子，如果分割他们，怎么可能使他们团结一致？”这一言论得到体现。
中原文明被游牧民族所征服，然而金人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积极吸纳中原文明，这体现了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的崇敬和认可。
尽管金人在建国初期忙于征战，但他们在领导者的推动下，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并将其深入实践。他们坚持深入学习汉文化的思想指导，不仅研究文化礼仪，而且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因地制宜地应用到实际中去。
也许金人在征伐过程中已经了解到了“肉袒牵羊”的投降礼，或者他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他们通过阅读《宋主降表》巧妙地将牵羊的礼仪与献俘的礼仪结合起来。
宋帝赵构本来希望通过牵羊之礼来表达他的忠诚和投降意愿，但是金人们却超乎预料地从投降书中发现了更深层次的含义。虽然这种想法只是一种推测，但无论是从金国女真族祖先与中原交流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宋朝金国文化背景、学习汉人文化政策等方面来看，都可以支持这种猜测。
在相同的战败投降的历史背景下，春秋时期的“肉袒牵羊”与金国强迫徽钦二帝执行的“牵羊礼”存在着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仪式因为其残暴程度和对人性的忽视而逐渐在秦汉时期后退出了中原地区的历史舞台。
然而，尽管这种牵羊礼因为过于屈辱和野蛮而被人们所摒弃，但却在北宋战俘身上得以使用，因为它符合金人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他们一贯的羊文化。
金人闯入汴京城，导致战争前线溃败和错误，然而这些责任却不幸由背后的百姓来承担。绝大多数北宋人，包括皇帝在内，被俘虏并送往金国，在途中许多女性遭受侮辱，几乎一半的女性不幸死于前往金国的路上。
据史书记载，北宋时期的朱皇后因为牵羊献俘礼践踏了尊严，导致她感到自己的人性被泯灭。因此，她不得不两次含辱自杀。
金国牵羊献俘礼的行为，间接地反映了在熙宗时期之前，金人已经开始借鉴中原文明，并且尽管这一过程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化，但也孕育了许多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关于见学汉自熙宗开始的前人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牵羊献俘礼可以作为金太宗时期汉化的有力证据。
金国的后来统治者，尤其是金宗完颜亮之后的历任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淡化“华夷之辨”，即汉化和封建化。
这些措施本质上仍然是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和学习。通过学习，金王朝在对外交往中取得了主动地位，稳定了国内政局，巩固了统治阶级地位，并对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国的这种牵羊献俘礼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它是基于金国融合本土文化和女真族历史的前提下，对中原文明进行吸收与借鉴而形成的成果。无论这种仪式在历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它都证明了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的事实。
牵羊献俘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其次金人攻破汴京时，他们可能看到了其他礼仪形式的记载，这可能导致他们改变了学习方向。
然而，无论如何，这仍然是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从中仍然可以观察到中原投降礼与金国羊文化的融合。这种独特的献俘礼充满了特色，可以有效地补充古代献礼体系，并且可借此洞察历朝历代献俘礼演变过程的渠道。
金国牵羊献俘礼的举行，不仅彰显了中原献俘礼的高度发展水平，还表现出华夏民族文化的蓬勃繁荣。
少数民族借鉴了这种献俘礼后，它的发展呈现出从野蛮到文明、从单一到多样的趋势。这种发展不仅符合时代的特色，而且突显了继承与革新并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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