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二题
文/王族
来来去去的汽笛声
火车路过这个村子一带时,乘务人员和乘客都十分谨慎,害怕有飞贼像幽灵一样飘入车内把东西盗走。此地是出了名的飞贼村,人人都有偷盗的本事,而且还专门偷火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村子旁只有两条铁轨,每天来来回回几十趟火车,村民便盯上了那些拉货的火车。
这一带地势忽高忽低,过山隧道又多,火车到了这里都要减速,于是村民便从树上、隧道壁上、电线杆上、山坡上一跃而下,落在了拉货的火车上。时间长了,他们练就了一套过硬的偷火车本领,上车、卸货、下车这一套程序仅用三分钟完成,因为三分钟后火车就驶上平坦地段要加速了。村里人十分重视这三分钟,在平时强调要快速做某件事时会说“用个‘三分钟’嘛”,赞扬某个人速度快时,也会说“人家就是个‘三分钟’嘛”。
村子是个穷村子,庄稼收成很一般,且没有挣钱的路子,村民便只能打火车的主意。火车拉的货真是多啊,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铁的铜的,电器瓷器,等等,每一趟都有可用的东西。每天都有村民在铁路边守着,只要听见火车在远处发出呜呜声,不论隔多远都可以判断出是客车还是货车。客车都是封闭车厢,里面除了人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村里不缺人,村民也不喜欢外人,所以他们对拉人的客车不感兴趣,便让它在几句诅咒中“咣当咣当”开过去。货车就不一样了,车厢一般都无顶,远远就可以看见里面装的是什么货物。村民对每次上车的地点和时间都烂熟于心,火车慢慢由远及近,由模糊变得清晰,他们漫不经心地抽着烟,待火车挟一股猛风从眼前闪过,便借助地势一跃而入,像鸟儿一般落入了车厢内。货物在一般情况下都被装箱或打包,他们会从腰间抽出刀子“噗”一声划开,如果里面的东西有用,便提起旁边的一箱扔下车去,划破的那箱不要,因为破了的箱子扔下车后会散掉,里面的东西也会被弄脏。多少年了,村里人但凡使用从火车上偷来的东西,都必须要用新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启封包装,脸上却挂着对那些东西很不中意的神情。
有时候村里人会对偷火车发出一些感叹。比如,他们会说火车凭什么拉着好东西从我们这儿过去,让别的地方的人使用?从这儿过了,就必须给我们留下一些!人们多少年来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村庄里,封闭让他们形成了某些很难被改变的观念,落后让他们像缺少乳汁的婴儿一样,不能丢开这维系生命的方式。所以,他们把偷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人在村里出生并长大,如果不会从火车上偷东西,那他就是可辱的、无能的,就无法在这个村庄里待下去。道德的标准被乡规改变,继而出现了一种新的乡规,人就在这种扭曲的变化中变得像一尾鱼,自由地游弋着。
村里人实际上对火车是有仇视心理的,他们虽然屡屡偷货得手,但却掌握不了火车,除了那极为紧张的上车、卸货、下车的三分钟,没有谁真正坐过一次火车。火车像一个无比威严的庞然大物从村民面前驶过,让他们的目光变得迷离涣散。有时候,很多天都不见一辆货车,村民懊丧至极,大声辱骂火车,嫌火车的声音太吵,忍不住对着火车吐痰。他们吐出的痰飞不到火车身上,火车开走了,痰落在路上或草丛中,引得苍蝇“嗡嗡嗡”地飞过去。
而当一辆货车从远处开来,村民便马上兴奋起来。拉货的火车来了,等于好东西来了。他们眯着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由衷的欣喜,很快这种欣喜便因欲望转化成了仇视,他们迅速赶到上车的固定点位。这趟火车真是不赖,拉了一车白球鞋,那可是当时很时髦的东西。为此,他们手脚麻利了很多,平时三分钟内每人可以卸五箱,这次每人卸了八箱。有一个人因贪婪多卸了一箱,错过了最佳下车点,摔断了腿。他痛得哇哇大叫,但所有人都忙着收拾东西,直到把所有东西都弄回家后,才把已疼得面如土色的他抬回了村里。
这次收获颇丰,村里人几乎人人一双白球鞋。但这些鞋只有一个尺码,有些人的鞋显得太大,有些人的鞋又显得太小,尤其是小孩和妇女穿上就更大了,走起路来像是在用鞋拍打地面似的“啪啪”作响。村里的路是土路,穿这样的鞋子走不了一个来回就脏了,为此村里人来了一次大扫除,把村里那条土路清扫得一尘不染,然后才穿上白球鞋在上面走动。最有意思的是,村里一旦有谁家娶媳嫁女,所有人穿清一色的白球鞋参加,其整齐程度令外村人吃惊不小。村里人无比自豪,商议着再从火车上弄些胳膊上带道的球衣来,配上这白球鞋,那才叫爽呢!
为此,在之后的几次偷货过程中,他们格外注意有没有装球衣的箱子,但却始终没有看到。他们懊恼地骂开了,一定是球衣厂的厂长死了,才不生产球衣了。也有人说,你没看电视吗?人家穿球衣的运动员在北京、上海那样的地方比赛呢,就不经过咱们这儿嘛,哪有球衣往这儿拉?旁边的人听了他的话不高兴了,说,你别听电视里的人瞎放屁,电视有啥好?下次火车要是拉电视机,老子给它搬下来当板凳坐。
后来他们因为偷货给村子里惹了麻烦。
有一辆拉了雷管炸药的火车经过,他们一如既往偷了几箱。其中一人自制了炸药包去河里炸鱼,由于导火索被剪得太短,反而把自己炸死在了河里。人们发现他时,他漂在一个水潭中,水里没有一条鱼,他的遗体倒像一条大鱼。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得分个好坏啊,不能是个东西就往回搬,是吃的可以搬回来吃,但如果是老鼠药,也往回搬吗?
旁边有人小声嘀咕,如果是老鼠药不可以卖钱吗?过了些天,他们觉得雷管炸药是危险的东西,便想将其销毁。他们把一箱一箱的炸药搬到山谷里,装了雷管和导火索,然后点燃了导火索的一端。“轰”的一下,爆炸的声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整个山谷像是被掀翻了似的开始坍塌,巨大的烟尘将他们裹在一片灰暗的世界中。过了好一会儿,烟尘才散去,他们用手揉着眼睛说,娘的,真响。
后来,铁路局在村民经常偷货的地方建了一个监察站,派了三个人监管过往火车的安全。村里人的鼻子都被气歪了,他娘的,这不是来挡我们的财路吗?他们商议着如何把他们赶走,好一如既往地从火车上往下搬东西。监察站的三个人中的负责人明年就退休了,他不想在九十九步都走好的情况下毁在最后一步,每天都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村民。村里人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想,你不想在最后一步毁掉,我们偏要让你在这儿摔跟头。他们在一天夜里偷偷把监察站的牌子卸下,放到铁轨上去,让开过的火车将其轧得粉碎。第二天,上面便知道了这件事,那个负责人被撤职,调到了别处。他在最后一步上虽未跌倒,但还是趔趄了几下,显得颇为危险。很快,另外两个人也被村里人整了。
他们被村里人请去喝酒,众人轮番上阵,把他俩灌得大醉,然后抬到铁路边一边放一个。他俩喝得太多了,无论过往的火车怎样轰鸣,都没能醒过来。这时候一个电话打到了上级部门的值班室,领导很快带人来查,见他俩还在铁路边不省人事,便让人把他们架回监察站去睡。第二天醒过来,等待他们的是一纸开除的命令。
那个监察站很快便被废弃了,村里人又继续偷火车上的货,每次从监察站跟前走过,他们脸上都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十几年后,一代偷火车的人已经老了,下一代人喜欢外出打工,加之火车上的货物被包装得十分牢固,非人力能够卸下,村民便放弃了偷火车。铁路仍然是那条铁路,铁路上奔驰的仍然是火车,但村民却觉得铁路和火车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村民甚至懒得到铁路边走一走,他们开始讨厌火车,嫌火车太吵。
被铁路局开除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后来到村里落了户。不知为何,村里人对他非常好,只要他有什么难处,全村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帮他。后来,他还是知道了自己被村里人算计的隐情,但他明白,要想在村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和村里人打成一片,所以他对过往之事只字不提,只是每次经过村口的一堆弃物时,他会想起这是村里人从火车上偷来的,便忍不住对着那堆弃物吐几口唾沫。
沿着铁路出走
我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徘徊,眼睛在一溜火车站名上看来看去——天水、南河川、三阳川、新阳镇、甘谷、武山、陇西、定西、兰州……十三岁的我想离家出走,躁动的心让我无法安心上学,一直想离开家到外面去。
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但固执地认为一定很好。我含糊不清地对父亲提出我的想法,父亲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我疼得无法站立,身体好像快要软成一摊泥。我第一次产生人生幻想,那么甜蜜而美好,但父亲的暴力使之变成了疼痛,我在忍受疼痛的同时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仇恨,于是偷偷卸掉他闹钟上调整时间的螺丝帽,扔进了河里。想到河水会把螺丝帽冲走,他永远都找不回来时,我体会到了反抗的快感。结果,我的屁股又挨了两脚,但这次我没有感觉到疼,因为这两脚踹走了我心里的愧疚,也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叛逆像一张清晰的线路图,我迫切想要按照图上的路线出走。
十三岁少年的隐秘计划,不会被大人轻易发现,所以在那天早上,我揣着十块钱悄悄来到了火车站,想让火车把我带到远方去。
刚才在牛肉面馆吃牛肉面时,我认出了邻桌的一位女孩,她在一个皮影剧团唱皮影戏,去年来我们村里唱过,今年又随戏班子出来,穿的是和去年一模一样的牛仔裤。我边吃牛肉面边想,她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既然她能在外面闯荡挣钱,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吃完饭,我心里踏实了很多(不排除是吃饱的原因)。我在一个烧饼摊上花两块钱买了七个烧饼。本来一个烧饼三角,七个应该是两块一,但摊主见我掏出了两块钱,如果卖给我六个,便是一块八,还要找两毛钱,可他想挣那两毛钱,便给了我七个烧饼。我的十块钱,吃牛肉面时花了一块,现在又花掉两块,口袋里还剩七块。这样细细算着账,我觉得自己是聪明且有能力的,这次出门足以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我拎着装烧饼的塑料袋径直走进火车站,内心既兴奋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做出重大决定,尽管我不清楚自己要走向哪里,更不清楚前方有什么在等着我,但我坚信只要一脚迈出去,路便就有了,我的人生就开始了。
我想起村里与我同龄的几个少年,他们在冬天受不了寒冷,居然哭着向妈妈要手套。我还听说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孩,喝羊奶时居然还在用一两岁时用过的奶瓶。我与他们不一样,我要早早地走一条自己的路,至于他们,打死也不敢迈出一步。
售票窗口前没有几个人,不一会儿便都买上票走了。我走到窗口问售票员:“买一张到陇西的票,多少钱?”刚才一番寻思,我放弃了去兰州的想法,我觉得兰州既然是甘肃的省会城市,那就是不容易让人安身的大地方,我害怕会在那里迷失自己,所以我决定去我认为并不大的陇西。窗口内很快传出一个女人的普通话:“到陇西十块钱。”
她的声音很好听,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口袋里只有七块钱,怎么办?我一时傻愣在那里。售票员断定我的钱不够,便叫下一位。下一个买票的人走到了窗口,好听的普通话已与我无关,我悻悻然,走出了火车站。
在外面徘徊了一天,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把那七个烧饼藏起来,那是我出门的口粮,千万不能让家里人发现。昏昏沉沉睡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家里人还在睡觉,我悄悄起床,背上装着七个烧饼的小包,开始实施我想好的另一个计划——我要去抓鸡圈里的两只大公鸡,卖给伐木工人。不久前他们买过村里的鸡,像这么大的一只公鸡可以卖到二十块钱,两只就是四十块钱。有了这些钱,我不但可以买到去陇西的火车票,而且还有余钱。趁着家人还没醒来,我赶紧行动。第一只公鸡很老实,我一把抓住了,但第二只躲开了我的手,还立即嘶鸣起来。我当即决定放弃它,提着已抓住的那只立马出门,飞快地向伐木工人居住的地方跑去。一只公鸡卖二十块钱,加上原有的七块钱,我会有二十七块钱。我心里高兴,但又提醒自己必须赶紧离开,刚才那只公鸡突然嘶鸣,一定吵醒了父亲,如果他发现公鸡被我偷了,即便是追到陇西也一定要追上我。有一年,村里有个人耕地时向我们家地里压了压,他的地便多出两犁,能多收二三十棵玉米。父亲什么也没说,只用眼睛瞪着那人,一直瞪到那人老老实实挪回两犁,把侵占我家的地还了回来。我不能落在父亲手里,只要到了陇西,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我一通猛跑进入树林,直到觉得父亲再也追不上了才停下。这时候我感到一阵尿意,从开始行动到现在一直没顾得上撒尿,这会儿已经憋不住了。我把公鸡放在地上,用脚踩住它的翅膀,解开裤子开始撒尿。撒完尿提裤子时,脚无意间一松,公鸡便逃脱了。它从树丛中飞快地蹿出,转眼就不见了踪影。鸡跑了,等于我去陇西的车票成了泡影,我沮丧至极,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
我靠着一棵青冈树一直坐到中午,吃了一个烧饼,趴在小溪边喝了一口水,然后准备回家。我还想把早上没抓住的那只公鸡偷出来,但又害怕我干的事已经败露,心里忐忑不安。半路碰到村里的一个人,他一脸坏笑问我,你把你家的鸡偷了?我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但那一刻我没有感到恐惧,反而大声对那人说,你不要胡说八道,那是我喂养大的鸡,是我的鸡。他一脸不解地走了,我却无法迈开回家的步子,回去后屁股上肯定又得挨上几脚,加之出走失败带来的失落感,我更不想回去了。路旁是一片玉米地,我走进去压倒几根玉米秆,然后躺在上面。
我已经疲惫不堪,眼皮越来越沉,感觉有一张黑色的大网向我袭来,伴随着肉体的舒适感,我渐渐进入梦乡。
睡了两个多小时后,我醒了,我不知所措地从玉米地里走到路上,又碰到一个村里人,我从他嘴里知道了一些消息——那只从我手中逃跑的公鸡,跑到了山顶上,它由于恐慌居然在大白天打鸣,另一个村里的一家人领着儿子来我们村求亲,觉得大白天公鸡打鸣不吉利,便阴着脸回去了。这件事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接着又与我偷自家的鸡这件事对上了号,我成为了村里人集中谈论的话题。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撕扯着我的心,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内心残存的实施人生计划的那一点希望,像秋风中飘零的落叶一样消失殆尽。更要命的是,我因为在玉米地中睡觉受了凉,不停地打喷嚏,还发起了高烧,浑身烫得像是有火在烤。我以为吃点东西会好一些,但吃完一个烧饼后却烧得更厉害了,浑身软得没有力气,间或还手脚发抖。我知道自己病了,但不知如何去看病,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一切都让我始料不及。以我十三岁的心智,无论如何都理不清思路,也做不出理智的决定。我第一次觉得在世界面前,自己是那么的弱小、无力。
天黑后,我已经烧得神志不清,只想在树下倒头睡去。但我清楚,我不能在这儿睡过去,否则会在晚上被冻死,还有可能被狼吃掉。村子里已经发生过狼吃人的事。有一个小孩去给他舅舅拜年,走到半路觉得身后有异常的动静,一回头便看见一只狼跟着他,没来得及跑开,狼便一口咬住他的脸,把半张脸硬生生扯了去,他在当天就死了。从此村里人一说起狼便脸色大变,嘴里会冒出一连串的诅咒。听了那件事后,我觉得狼不吃人,但它会咬小孩的脸,我可不想让狼把我的半张脸扯掉,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半张脸,那将多么可怕。
恐惧让我从内心滋生出了力量,我挣扎着从玉米地里爬起,摇摇晃晃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大姐家,推开她家的门后,我一头栽倒在地。
事后知道,我昏睡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几天后,大姐将我送回家,家里人被我吓坏了,谁也不提我偷鸡的事。我缓过神后心里空落落的,第一个人生计划就那样破灭了,但那场病却帮助了我,让我躲过了惩罚。多年后,家里人每每说起那件事,都对那只跑了的公鸡在大白天打鸣这件事感到不解,并猜测它将如何在林中百兽间活下去,至于我的出走,则从不提及。我长大后才理解了青春期的躁动是怎么回事,像我那样大的少年大多都会产生出走的念头,有的因为自我控制能力强或家教严格,悄悄把张望世界的目光收了回去,而我因为诸多原因扭结在一起,做出了实际行动。我后来离开家从军,才明白家人之所以不提那件事,是不想让我陷入那次冲动事件里而无力自拔,毕竟我会长大,一个十三岁少年懵懂中制造的出走事件,终归会成为过去。那件事为我留下了青春期的印记,虽然它是孤独和悲怆的,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成长了,当我成长到能够坦然回望青春期时,一切便都释然了。
1999年12月,我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回天水,在陇西站临时停车时,我想起十三岁那年的第一个人生计划,突然决定下车去看看。实际上,在火车站看不到陇西县城的任何一角,我当时的心情错综复杂,既有终于站在了陇西土地上的欣悦,又有事过多年后的怅然和无奈。那次走神本只是对记忆的一次打捞,但却耽误了上车,那列火车突然开走了,把我孤零零地扔在陇西站台上。我站在站台上怅然若失,以至于被车站工作人员询问两遍才反应过来。十三岁那年,我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坐火车来陇西,十几年后我终于踏上了陇西的土地,却被火车丢弃在站台上,这是怎样的一个隐喻?
如果我在十三岁那年顺利来到陇西,那么后来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
(原载于2023年第1期《创作》)
王族,现供职于新疆作家协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诗集、小说集、长篇小说等。曾获三毛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西部》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等。有作品被译为日、韩、法、德、英、俄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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