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宗媛媛 美编 杨盼
想用文字重走漫漫人生路,却因能力所限无从下笔,不少老人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而动辄数万元的出书费用,更是让很多老人望而却步。为了不让老人留遗憾,爱行志愿者团队先后招募上百名志愿者,帮助20多位老人撰写回忆录,给他们带去心灵的抚慰。
多年过去,桑伯华老人与志愿者们已经像家人一样亲
调研样本
志愿者帮老人圆写书梦
上了年纪以后,家住朝外街道芳草地社区的桑伯华就总想写点什么,把一生经历的事儿给记下来。“尤其是旧社会那些苦日子,得让子孙后代知道。”她找了个小本子,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可文化水平有限,怎么都成不了一本书。“正发愁呢,刚好听街道说有个志愿者给老人撰写回忆录的项目,我就赶紧报名了。”
每周,爱行志愿者团队的队员都会来到桑伯华家里,跟老人聊上一段。临走前,还会给她“布置作业”,让她提前准备下次要聊的内容。桑伯华翻出不少老照片,往事历历在目。
桑伯华老人展示回忆录里的老照片
桑伯华最想在回忆录里记下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前那段“换了人间”的经历。那时候,桑伯华一家人住在前门城墙底下的席棚子里,亲眼目睹解放军进城。“我们七口人抱在一起,等着枪炮过来。原想着炮一响,我们就都完了。结果左等右等,没等来炮,等来了解放军拿着喇叭喊,‘咱们北京解放啦!’”
70多年前的那一幕,桑伯华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段属于平凡人家的不平凡岁月,被志愿者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来。
同样被写进回忆录的,还有让桑伯华揪心的往事。“旧社会,父亲拉人力车挣钱糊口。有个小日本儿坐完车不给钱,父亲去跟对方理论,结果对方把他关到小黑屋,还拉了条大狼狗放进去,把父亲的腿咬得血淋淋。”说到这儿,87岁的桑伯华声音有些哽咽,“父母真是拿命把我们养大啊!”
桑伯华老人展示回忆录里父亲写下的“福”字
从口述到成稿,再到审校印刷,志愿者们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帮桑伯华达成了心愿。捧着这本一百多页的回忆录,桑伯华百感交集。“我把书一本一本分给儿孙,我得让他们知道过去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
桑伯华老人时常翻阅志愿者们为她撰写的回忆录
翻遍资料还原真实历史
在帮助桑伯华撰写回忆录的四位志愿者中,刘昕是最年长的。如今,72岁的她已是白发苍苍,却依然对这项不图名也不图利的“苦差事”充满热情。
刘昕是一名党校退休教师。有一天,她在社区图书馆的电梯里看到“为老年人撰写回忆录”的项目正在招募志愿者,便主动报了名。“我们共和国的大厦,正是老百姓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历史不会留下这些普通人的名字,但他们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回忆录。”
虽说功底深厚,但刘昕还是遇到不少挑战。“有些老人的专业我不懂。比如,北大化学系毕业的廉宇声老人在谈自己的工作时,提到的很多专业术语我都没听过。”刘昕没有退缩,她上网查资料,又找来科普书籍,“连我小时候看的《十万个为什么》里的化学分册都给翻出来了。”
在访谈中,飞行员出身的贺继尧老人给刘昕讲述了自己的遇险经历。“老人连比划带说地给我介绍按这个按钮、那个按钮,可我听不明白。”刘昕索性从网上找来一张驾驶室仪表盘的图,让老人对着跟她讲。
刘昕意识到,很多老人不善言谈。于是,她尝试情景式引导,让老人有更多代入感。“贺继尧老人提到当年入党时,说心情无比激动。到底怎么个激动法?我就问他,假如当时让你上前线,你会怎么样?老人说,我第一个冲上去,割我脑袋都不怕。”这些内心世界的挖掘,让刘昕笔下的回忆录格外鲜活感人。“老人还提到给农田喷洒农药时要超低空飞行,我就专门跑了趟景山,体会从50米左右往下看是什么感觉。”
对待回忆录,刘昕十分“较真儿”。廉宇声老人在回忆父亲时,有些细节记不太清楚,只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官,《解放军画报》曾经登过他的照片。为了还原这段历史,刘昕直接跑到报社找出了那张老照片。
这些年来,刘昕先后为六位老人撰写回忆录,每本书少则数万字,多则十余万字。“给老人写回忆录,我哭了不止一次,很多时候都是一边哭一边写,他们的故事一次次感动着我,我的收获大于付出。”
调研手记
几万块出本书 让老人望而却步
什么样的志愿者能为老年人撰写回忆录?在爱行志愿者团队负责人于辉看来,良好的沟通能力、扎实的文字功底、过硬的历史基础和充足的个人时间都至关重要,耐心与责任心更是必不可少。
“去养老院服务,可能陪老人聊一次天就行。但帮老人撰写回忆录,至少要陪伴老人一年半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辉提到,志愿者团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3到5人组成,通常由老中青搭配,共同服务一位老人。大家分工协作,接力完成访谈、录入、整理、校对等一系列流程。
“回忆录里要写得生动,但必须真实,不能编故事。”于辉告诉记者,书稿完成要经过一审、二审和三审,采集照片做好插图后给老人核对,再交给印刷厂排版,印出样书后再做校对,“虽然不是正式出版,但质量丝毫不打折扣,来来回回要调整很多遍。”
为节省经费,志愿者团队努力将成本压到最低。“最花时间的访谈、撰写、修图等都是无偿提供,但后期还有排版印刷等环节,每位老人的项目经费平均也要一万元左右。”在各方的支持下,于辉带领团队一直把项目做到了2019年。“后来,项目因为经费申请出现问题被迫中断,接着又赶上疫情,到现在也没能恢复。”
说到这里,于辉无奈地叹了口气。“太可惜了!组建起来这样一支有能力也有热情的志愿者团队特别不容易,好多老人也有这方面的意愿,但项目很难单靠我们自己运转下去。”
在调研中,记者也咨询了不少出版单位,了解到老人如果自费出书,动辄就要上万元,甚至数万元,这对很多老人来说不是小数目。
高昂的出版费用,也让老读者于绍纲望而却步。他呼吁,建立服务老年人写作、发表和出版的“老字号”园地。同时,对“老字号”园地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财力投入,并设立“老年人出版基金”,各类基层社会组织也可以为老年人写作提供辅导和帮助。